當全球競逐人工智慧主導權時，競爭的核心早已超越演算法創新或模型參數規模，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能源。AI 的算力擴張、資料中心運作、高效能運算與先進製造，皆高度依賴穩定、高密度、低碳且成本可預期的電力供應。能源結構，已成為AI 國力最關鍵、卻最容易被政治語言遮蔽的基礎條件。
在此背景下，核融合的戰略地位迅速上升。核融合不再只是長期科研理想，而是被主要科技強權納入支撐 AI、半導體與國防科技的核心能源路線。近年來，大陸在磁約束核融合裝置的長時間穩定運轉、能量增益控制、關鍵材料工程與系統整合能力上，持續累積可驗證成果，並以國家戰略層級推動工程化路線，逐步推進示範設施與產業布局。這代表的是一種以10年、20年為尺度的工程型國力投資。
相較之下，台灣的能源政策長期陷於「反核」與「非核家園」的意識形態框架，技術問題被簡化為立場選擇，工程判斷讓位於政治表態。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在於，台灣能源與科技政策的決策模式，長期呈現「外行領導內行」的失衡狀態。真正理解核能工程、電力系統、材料科學與科研不確定性的專業者，未能進入決策核心；政策方向則由經管語言、政治話術與價值動員主導。
在此治理結構下，能源政策不再是一套可被檢驗與修正的系統工程，而逐步轉化為象徵性操作。核能被道德化與標籤化，工程風險被抽離其技術脈絡，長期科研投資缺乏制度性支持。結果不僅是核電退場，更是核能相關基礎研究、實驗設施、工程團隊與跨世代人才培養體系的整體萎縮。
這樣的治理差異，也清楚反映在兩岸科技政策的制度對比上。大陸的核融合發展並非單點突破，而是建立在長期穩定投入、尊重工程節奏與容納不確定性的政策結構之上。科研與工程團隊得以在明確路線下累積經驗，系統規模持續放大，產業鏈亦隨之逐步成形。這是一種以工程為核心的科技治理模式。
台灣政府反覆宣示的「四鏈融合」：人才鏈、資金鏈、研發鏈與產業鏈，則在能源治理失序下難以成立。高階科研人才缺乏長期、具工程深度的研究平台；資金投入偏向短期補貼與政策題材；研發方向缺乏持續性與明確技術路線；產業鏈因能源不穩與成本結構失真，被迫將高耗能、高算力環節外移。四鏈呈現斷裂狀態，未形成正向循環。
AI 發展正是這種結構性問題的集中體現。資料中心、算力平台與高效能運算體系，對電力穩定性與密度高度敏感。當能源政策缺乏工程理性，AI 發展自然受制於電力瓶頸與成本結構，相關布局難以落地。缺乏能源底盤，AI 只能停留在展示型應用與政策簡報層次，無法形成可持續的核心競爭力。
核融合的戰略意義，不在於短期發電成果，而在於它檢驗一個國家是否具備尊重專業、承擔長期不確定性、並讓工程與科學主導技術路線的治理能力。能在核融合等高門檻能源技術上持續推進的國家，往往同步建立了支撐AI、半導體與先進製造的制度基礎。能源，始終是高科技國力最關鍵的底盤。
台灣當前在核融合與高密度能源技術競逐中的缺席，反映的是能源治理結構的長期失衡。當決策體系無法有效整合專業意見，當技術議題反覆被政治語言取代，國家參與前瞻科技競逐的能力便持續流失。這樣的影響，將在未來產業、算力與國力競爭中逐步顯現。
能源政策終究需要回到工程、科學與制度理性的軌道上。唯有如此，AI、創新與產業轉型，才具備可持續的實質基礎。
（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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