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仁慈需要制度守護
台北車站隨機殺人事件，引發社會震驚與哀痛。輿論很快聚焦在「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暴力」，卻較少停下來思考：在這起事件中，其實存在著大量的仁慈，只是這些人們的仁慈，未被社會制度完整承接與保護。
被害的余先生，被多方描述為具有正義感、在危難中願意挺身關心他人、提供協助的人。他的仁慈並非抽象的道德美德，而是具體的行動。他在公共空間中，選擇不視而不見，挺身關心並試圖協助他人。但問題在於，當制度未能即時介入，也未提供任何風險辨識與保護機制時，這樣的仁慈實際上成了一種「補位行為」，替缺席的制度承擔了不該由個人承擔的風險。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第一線的店員身上。服務業長期被期待保持溫和、不激怒顧客、化解衝突，這是一種高度情緒勞動的仁慈。但我們很少問：當風險升高時，他們是否被賦予退出現場、升級處理或自我保護的正當性？制度要求他們溫柔，卻沒有預演選擇的自由，也未清楚承接其後可能面臨的風險與實際代價，以及這樣的付出是否值得。即便如此，這起事件仍讓人看見台灣服務業第一線工作者，在他人陷於危難時所展現的真誠善意。
在不認可、也無法原諒加害者的行為之餘，我們仍有必要向前追問，如何補強整體社會安全網。畢竟有些暴力，並非突然出現的惡意，而是長期失序、耗損與挫敗之後的崩解。這並不是為行為開脫，而是指出一個不願被正視的現實：當一個人長期難以感受社會善意，又缺乏適當的支持與介入機制，便可能只能在撐住與失控之間擺盪。若社會氛圍總是強調競爭與比較，將求助視為軟弱、將失敗轉化為羞辱，其個人的迷惘與脆弱，便可能轉為對自己或他人的刀刃。
值得注意的是，這起事件中，也可以看見台灣社會先進的公民素質。相較於過往動輒將責任全面歸咎於家庭，這次公共討論中，對加害者父母的苛責明顯降低。這並非縱容暴力，而是人們開始意識到，並非每一場悲劇，都能簡化為教養失敗或家庭之惡。這樣的克制，值得被肯定。
因此真正值得被追問的，是制度是否承接了這些善意與仁慈。個人的善意不斷被消耗，卻缺乏相應的公共技術加以保護。社會習慣讚美善良、呼籲個人見義勇為，卻遺忘在制度上進行防災演習、危機識別與處遇原則。結果是，仁慈成了高風險行為，而不是被守護的公共價值。真正需要的，從來不只是我們台灣人天性中的良善仁慈，而是制度化的防災演練，以及防身倫理，甚至防身術的全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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