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父母的教誨，我們從國小的「生活與倫理」到國中的「公民與道德」，學到的是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至於進一步與人相處的社會關係，就必須自己去摸索、甚至由失敗中獲得教訓。30多年來，政治經濟學者阿爾伯特‧赫希曼的《退出、出聲及忠誠》，一直是指引我思考的框架，也就是究竟要走人、異議，或死忠。
結交朋友可以選擇，工作未必可以那麼瀟灑。當年僥倖返台、於淡水五虎崗誤人子弟，後送的安全資料抵達，被視為毒蛇猛獸；終究被內部放逐，理由是「您教得太好，應該讓夜間部同學也有機會修」。
後來，自我放逐後山，3度幫忙學校解凍預算，退休前被要求交出研究所的必修課輪流開，始知是擔心我申請延退、醞釀無課可開，果真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
學者除了教學研究，學術專長的社會服務是必要的。我曾擔任某期刊編委，一回被央求審查公投的稿子，認為該文只介紹某國的公投法，頂多算是研究紀要，卻發現竟被登為論文；總編緩頰，作者業師為大法官云云，我憤而不幹。我也幫忙過某部會審查學術計畫，在內部檢討主張應該鼓勵研究計畫改寫為論文投稿，其實並未直言「不該因循守舊」，依然被主持人斥責，此後就不再出席。
在地下電台時代，我在下班時間擔任固定來賓，後來被羅織封麥，相當諷刺。進入網路時代，獲邀義務每周寫專欄，先被檢討點閱率太低，總編換人時而未經知會刪除文字、甚至乾脆壓稿不登；又不是芝加哥的艾爾‧卡彭，豈有此理，儼然回到不可碰觸的戒嚴時代？轉為平面月刊，被說服固定供稿，條件是自由發揮，依然面對同樣的命運。寫了很久的社論也被指控一稿兩投，情何以堪。
中天關台前，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記者會上，我說：「若法律這把刀造成寒蟬效應、用學者做幫凶，已經是法西斯的前奏了」、「鬼才信沒政治介入」。我的看法很簡單，儘管言論自由不能無線上綱，然而，果真有國家安全疑慮，應該以《國安法》處理。結果不見容於同志，要求此後對外言論必須過濾，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論統獨，畢竟是要追求更理想的境界，豈可本末倒置？
過去5年來，承蒙《中時》熱情邀約，盛情難卻。過去媒體時事邀稿通常在傍晚，時間匆促、宛如熱炒，現在每兩周寫一次，反而莫大壓力。寫多了正經八百的論述，偶而穿插歷史記憶，特別是專欄名稱後來訂為「政治文化建構」，強調共同記憶、集體認同。
寫文章是給有緣的人看，與我心有戚戚焉快意人生，重點是讓讀者自己下結論，再怎麼正義凜然，正經八百的教條沒人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