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落幕的上海合作組織天津峰會,《天津宣言》清楚顯示中國大陸「三大倡議」的影子:經濟層面推動能源、綠色轉型與數位合作,對應「全球發展倡議」;安全治理領域反對冷戰思維、呼籲共同安全,映照「全球安全倡議」。表面上,這只是一紙國際宣言;實際上,它正是大陸將抽象理念轉化為多邊行動的「實驗場」。
中國大陸提出的「三大倡議」,分別源於不同的國際背景:「全球發展倡議(GDI)」於2021年9月聯合國大會上首次提出,當時疫情肆虐、貧窮與糧食危機加劇,大陸希望以「不讓任何國家掉隊」回應全球南方需求;「全球安全倡議(GSI)」於2022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提出,正值俄烏戰爭爆發、中美對抗升高,大陸主張「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反對冷戰思維與制裁;「全球文明倡議(GCI)」則於2023年3月在「政黨高層對話會」提出,針對西方以自由民主為唯一普世標準,大陸提出「文明平等、互鑑、包容」的理念。三者合而觀之,正是大陸在發展、秩序、價值三大層面的完整方案。
這些倡議並非純粹現實權宜,而是帶有中華文化的底蘊。GDI的「不讓任何國家掉隊」,可視為「天下為公」、「兼善天下」的現代表述;GSI的「共同安全」理念,承襲「和而不同」的智慧,強調透過協商解紛;GCI更明確取材於「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萬道並行而不相悖」,強調文明並存而非相互排斥。
然而,當中國大陸嘗試以文化精神賦予倡議底色,西方世界卻陷於道德與倫理的困局。民主政治常流於族群撕裂(最近民進黨發起的大罷免就是一個反民主的表現),市場經濟製造貧富懸殊,價值輸出包裹著「人權」口號卻伴隨地緣算計。正因如此,許多發展中國家才會在大陸倡議中看到另一種選擇,因為它至少提供一套不同於「零和對抗」的話語,而給予支持。
同時,「三大倡議」與聯合國並非背道而馳,而是刻意呼應並加以補充:GDI與《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議程》對接;GSI與《聯合國憲章》原則契合;GCI與UNESCO的文明對話相呼應。差別在於,中國大陸強調多元現代化道路,拒絕西方價值獨尊。《天津宣言》更把這些理念制度化:發展銀行的討論,體現「發展為本」;共同安全治理的表述,則拒絕重返冷戰格局。這些都是因應世界格局的改變,川普政府顛覆世界秩序的另一種應對措施和選擇。
剛走出大罷免的台灣需要關注這些正在改變世界走向的方針,而「三大倡議」同樣提供重要治理的思考與參照。台灣長期實踐「以人為本」的社會政策,從健保制度到弱勢照顧,展現出發展不只是數字,而是人的尊嚴與公平,正可補充GDI的內涵。在安全層面,台灣社會的多元共存與協商文化,呼應GSI「和而不同」的精神,示範差異中追求共識的可能。在文明層面,台灣尊重多元文化,正是GCI所強調的「互鑑與包容」的具體實踐。
換句話說,台灣經驗並非與倡議對立,而是能提供借鑑:將「人本精神」、「弱勢關照」和「多元包容」納入國際討論,台灣不僅守住自身價值,也能在新興秩序中發揮積極作用。
只是,走在國際邊緣的台灣有看到自己的價值和大趨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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