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個世紀，政治界深受「現代化理論」影響，認為經濟增長與民主化存在線性的正相關。然而，隨著冷戰結構瓦解與全球化資本流動的加速，這一預設正瀕臨失效。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的結合似乎並非內生性的必然，而是在特定歷史壓力（如冷戰對抗）下的權益結盟。進入後冷戰時代，資本因追求效率而展現出強烈的「脫鉤」傾向，進而轉向與威權體制結合，並對既有的民主制度產生反向侵蝕。
在冷戰期間，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緊密掛鉤，本質上是西方世界應對共產主義威脅的戰略產物。冷戰提供了強大的外部壓力和激勵機制，迫使資本必須融入民主框架。為了確保內部穩定並削弱共產主義對勞工階級的吸引力，西方國家普遍採行了「社會保護機制」。在「嵌入式自由主義」的架構下，資本接受了高稅收、強工會與社會福利，換取的是民主制度提供的政治合法性與對財產權的根本保護。
馬歇爾計畫的成功與東亞的戰後繁榮，讓學界誤以為「資本」天生攜帶「自由」的基因。然而，事後的發展卻顯示，當時的資本之所以支持民主，是因為在冷戰的地緣政治下，民主制度是對抗蘇聯模式最有效的「制度屏障」。如果蘇聯模式開始被新的威權取代，那資本還有支持民主模式的必要嗎？
自1980年代起，技術革命與金融全球化共同促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流動性。資本不再受制於單一民族國家的主權管轄，轉而能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規避監管的套利。而恰逢此時中國大陸開放市場，並採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下簡稱北京模式），將統治正當性從意識形態轉變為經濟目標，開始服務於外國資本。
儘管隨著柏林牆的倒塌、蘇聯的瓦解，西方在後冷戰初期的宏大敘事中，普遍受福山「歷史終結論」影響，認為經濟自由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前奏。然而，這種觀點忽略了資本對「制度摩擦力」天然排斥。
在歐美民主模式下，資本運作必須支付極高的社會成本，包括議會的議會審查、媒體監督、勞工議價，以及環團訴訟。這些制度設計在資本視角下，皆是損害效率的摩擦成本。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正以北京模式和優渥條件，透過國家力量強行排除社會干擾，為資本提供極高效率的行政綠色通道、特殊稅收優待與廉價且去組織化的勞動力。
資本在這樣的背景下，採取了極其理性的分工策略：在華爾街募資，在矽谷或倫敦投入研發，最後在深圳進行製造。這種跨越國界的價值鏈配置，讓企業能同時享有民主國家的金融保障與威權國家的生產紅利，而不必承擔任何一方的社會責任。
進入21世紀，西方世界預期的「中產階級挑戰威權」並未發生，反而是民主體制內部的結構性危機先行爆發。這源於資本與公民權利在空間維度上的不對稱。
蘋果可以在愛爾蘭進行稅務規劃、在美國主導研發、在中國大陸進行組裝。企業早已實踐了「領土脫鉤」。當選民可以在選票箱決定國家的社會政策時，卻驚覺自己對這些跨國巨頭的運作完全喪失了實質影響力。企業可以隨時透過轉移生產基地，以規避單一國家的議會審查或環境法規，但選民只能將失業的憤怒轉向自家的選舉。
這種不對稱導致了權力的倒置。為了在競爭性的全球市場中留住企業以維持就業，民主國家的政客陷入了向下競爭的泥淖。被迫降低企業稅、放鬆勞動保護、削減公共開支，從原本的「市場監管者」退化為「資本的服務者」，政治也不再依賴所謂的民主價值。當所有的國家表現得更依賴於經濟，各種花招與口號便油然而生。從川普喊得MAGA、英國脫歐、再到中國大陸的保五保八（5～8%經濟成長），最後的贏家也都不會是受制於監督的民主模式，而會是能更好服務於資本的北京威權模式。
當代民主的衰退，不僅源於與北京模式的競爭，更在於資本巨頭透過不受限制的逐利與擴張，逐步瓦解公平競爭基礎。
隨著技術門檻與資本壁壘的提高，科技與金融巨頭已展現出超越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規模。這不僅成為市場佔有率的問題，更演變成一種Too Big to Fail的困境。當單一企業或金融機構的存續與國家的經濟命脈深度綁定時，民主國家的監管機構往往被迫喪失其對資本的獨立性與裁決權。與此同時，巨頭利用其強大的數據壟斷與融資優勢，針對中小企業進行掠奪式併購或邊緣化。這種擴張導致了市場生態的荒漠化，原本支撐民主社會穩定基礎的「中產階級創業群體」逐漸消失，社會結構被迫走向極端的兩極分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資本與國家關係重構的關鍵時刻。西方與北京模式採取了截然不同但同樣有利於資本擴張的路徑。
歐美政府為了避免系統性崩潰，動用公共財政大規模救助華爾街。結果導致美國四大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富國銀行、花旗銀行）控制了全美近45%的銀行資產。加劇了資本集中，也向市場釋放了「風險由社會承擔，利潤由資本享有」的負面信號。中國大陸為了應對危機，北京政府啟動了「四兆計劃」，但資源絕大多數流向了國有企業。鞏固了國企在能源、交通、金融等壟斷行業的地位，更促成了「國進民退」和中資向海外的長期趨勢。
透過國家補貼、產業政策與資本的深度結合，北京模式在新興戰略產業（如綠能技術、電動車產業）展現了民主國家難以企及的動員力。這種「國家引導型資本主義」利用其龐大的體量與非市場性的競爭優勢，正在全球範圍內重塑產業規則，迫使民主國家在制度上陷入追趕或防禦的困境。
資本的極度擴張與制度競爭的結果，最終轉嫁到了全球勞動力與基層民眾身上。根據《世界不平等報告》：全球最富有10%人口擁有全球約75%的新增財富，而底50%的人口僅擁有不到2%。自1980年代以來，全球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經濟成長的紅利絕大部分被資本所得所吸收，而非流向受薪階級。此外，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美國普通工人的平均實質時薪在過去40年間幾乎原地踏步，而頂層0.1%的收入增長則超過300%。如今，科技巨頭推動的「平台經濟」創造了龐大的「不穩定無產者」。他們名義上是獨立承包商，實則缺乏失業保險、退休金與醫療保障，勞動力被徹底「原子化」。
綜觀這場跨越半世紀的變遷，資本主義在擺脫了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束縛後，已不再是民主模式的守護者，而演變為一種具備自我繁殖與規避監管本能的純粹獲利機器。「北京模式」的成功，並非證明了威權制度在道德上的優越，而是證明了在一個全球化套利的時代，缺乏權力制衡的體制，能更精準地回應資本對「低摩擦成本」與「極致效率」的貪婪。當民主制度必須在「保障公民權利」與「應對全球經濟競爭」之間艱難取捨時，資本早已投下了它那無國界的贊成票。
（作者為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管系三年級學生、大九學堂第五期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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