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偶拾 之二 準備開刀
七年前的一場病變，讓我從外到裏脫了層皮；是否變成一個比較優良的人，還有待身旁親友定奪。這場病變讓我更加確定自己是個甚麼樣的人，另一方面，也讓我變了很多。這話好像有點前後牴觸。對自己而言，完全符合事實，全然合理。為了解釋這樣合理的矛盾，我決定寫下自己的心路歷程，並與天下知音分享。
這篇文章是一系列雜文的第二章，這些雜文紀錄自己病發、開刀、到復原的經過。時間上，接在第一章「發現腫瘤」之後，重點在描述發現腫瘤到開刀的六天中的心情起伏。
能夠真實清晰地看自己生命的盡頭，人才會誠實面對自己，也更認清自己和周圍的人的關係，體認自己和上天的聯繫。可惜的是，很少人能有機會看清自己生命的盡頭，而又能回頭檢視自己面對那個關卡的態度。從這個觀點來說，我何其幸運。所以我珍惜自己在開刀前六天的心境。就算沒有讀者欣賞這樣一篇手術前的獨白，我也認真地為自己紀錄我生命風暴前的「平靜六日」。在這六天中，我身體的狀態「平靜」，但我內心經歷的上下起伏，恐怕不是自己的文字能力可以充分描述的。
學習
發現腦瘤之後，我在加護病房待了兩日。如果當時的我知道保險公司給付醫院的費用，可能會住得快樂些。我那時很魯鈍，不大能領受醫師的美意；只覺得我在一個冰冷、充滿儀器的高級套房過了沮喪的兩天。
為了觀察我的狀況，醫師留我在加護病房。他們不確定，除了腦瘤之外，我是否還有其他的健康問題。我的醫師推測，我的腦瘤影響我的平衡，導致我從高梯上摔下來，但是他們擔心腦瘤會引發更嚴重的安全問題，所以將我留在醫院，還限制我的行動。我不能下床，出了加護病房就得坐輪椅。然而，我的狀態十分良好，手腳健全，能吃能睡，全然是個健康的病人。在加護病房的兩天，我努力學習作病人；明白手術後我將待在醫院裡一陣子，所以學習適應醫院的一切。除了習慣病房的作息，我也得調整心態，學作個合作的病人。
除了坐在輪椅上被推去作各種測試，我只能待在病房裡看電視、打電話、要不就是睡覺。直到那兩天，我才知道有那麼多不同的談話節目，有那麼多驚悚的八卦話題可以大談特談。如果放下知識分子的傲慢，那些節目還挺有娛樂性的；有時我也看得津津有味；不過看到流著口水打瞌睡的時候比較多。也打了很多電話，但是朋友們都在上班，沒人像我一樣，有著用不完的時間閒話家常。平日欠缺的睡眠，這下可以好好補足了；但也領悟到，睡太足也是一種負擔。
我發現醫院的伙食並沒有外傳的那麼難吃，大概我對食物的要求原本不高，對醫院裡營養重於美味的伙食沒什麼抱怨。無事可做，所以胃口很好，總是很期待下一餐的到來。晚餐的餐盤上附帶有明日菜單供病人勾選，我把可以圈選的項目全數打勾。這項活動成為我飯後的消遣，我可以在上面消磨一個小時，想像奶油烤蘑菇是什麼樣的佳餚；黑森林蛋糕有多誘人！我把每餐送來的食物吃個精光。自覺是個不錯的病人。
作個好病人並不容易，醫院是個容易沮喪的地方。這麼說，不完全是因為住院的人通常失去了健康，而失去健康的人很難快樂得起來；也是因為對病人而言，醫院隔絕了病人的正常生活，剝奪了一個人活著的意義。
醫院的晚餐吃得早，下午五點半就送餐了，撤下餐盤後，加護病房裡瀰漫著一股閑散的氣息。當日大部分的例行護理工作告一段落，護理人員在護理站埋頭寫當天的報告，除非有緊急的狀況，走廊上少有人走動。對於神智清醒的我，這是漫漫長夜的開始，也是最想家的時候。前來探視的妻子女兒回家後，無法回家的自己就陷入寂寞和消沉。不敢打盹，怕夜裡睡不著；無趣的盯著電視機，機械性地從一個頻道換到另一個頻道。直到九點鐘左右，飢餓將我從無聊寂寞中領回人世。年紀大了，養成過了晚上八點就避免吃東西的習慣；但是在病房裡，大概因為無聊，饑渴之類的基本生理欲求更加難熬。每天晚上，與飢餓的拔河在最末一分鐘難免後繼無力，只因為嬌俏的護士前來探問：「吳先生，今晚要不要來點點心呢？」其實，所謂的點心，也只是杯巧克力慕斯。但是，為了多和小護士多說兩句話，我每晚都冒著腰圍多個泳圈的危險，讓小護士帶來那杯慕斯，套句她說的話：那是「對自己小小的縱容」。
長夜是另一種挑戰，得讓自己睡得著，睡得沉；否則只有深夜電視和單調的儀器聲，伴著無眠、寂寞的自己。寂靜中更清楚地聽到病房外偶爾的騷動，有的是規律的查房聲響、有時是補給送貨、也有緊急呼救，一陣匆忙凌亂的奔跑聲震盪在寂寂深夜空蕩的走廊，即使隔著厚重的房門也可以感受到情況的危急。緊急的氛圍把我從睡夢中搖醒，豎起耳朵聽著急救的結局。危機過後，很難從醫護人員的腳步聲聽出急救的結果，他們輕步回到崗位，即使有對話也太輕太低聲而聽不清楚；留給我無限的想像，到底急救有無成功？還是又有位病人離世？我在第二天，裝作不經意地探問夜半的緊急狀況，醫護人員大都避談細節，好似那些緊急事故被遺落在黑夜裡，在日出一刻，病房要有全新的開始。
白天裡我最大的工作就是赴各類門診，提供生理數據給醫師作更精確的術前準備，不只有神經外科門診，有放射線科門診，還有精神科的門診。在病房裡悶得發慌，能出病房是件興奮的事；藉著和門診醫師的互動，我學到許多醫學知識，知曉很多從未思考過的事，我並不排斥大小門診。唯獨放射線科的門診實在讓我提不起勁來，到放射線科作核磁共振超音波掃描，提供醫師在打開我的頭顱前能更清楚地估計腦瘤的大小及位置。為了這個任務，我遷就冰冷無趣的機器，任憑醫護人員擺佈；有些特殊影像還需要靜脈注射顯影劑。斷層掃瞄的過程少說數十分鐘，動也不能動地躺在一個如棺內狹小、密閉的空間裡，還得忍受著震耳欲聾的機器響聲，敲得我頭痛欲裂，想打個盹都難。
因為對心理分析一向非常有興趣，原先很期待赴精神科門診；結果大失所望。門診醫師依著一張問卷上的問題公式化地審問我，問題大都是要確定我神智清醒﹑明瞭手術的目標與流程、清楚術後可能的後遺症等等。我突然明白，這個門診的目的是要確定我決定開刀時，處於自主、意識清醒的狀態；藉著這個門診，醫院可以撇清往後可能的醫療糾紛。
回到病房，我變得悶悶不樂，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七年後，我才能看清楚那時的失望，也弄懂了為什麼我悶悶不樂。我失望、不快樂的根源是一樣的：精神科門診的制式化問卷讓我看透了，我只是醫療體系裡的一名病人，像車廠待修的車子。我原先期待醫院會給我個人化照料及神蹟式的療癒，當我看清這些期待不會發生，我陷入了失望的深淵。
我對精神科門診過大的期待，也許是當時無法釐清情緒的一種投射。我無法認清在理性、堅強表面下，我的潛意識裡有一種脆弱、被保護的需求。如果不是那次的失望，我絕不會面對自己這樣的需求；走在生命的稜線上的我，多麼渴望老天伸出援手，救我一把？
當時不懂。從遠處觀望，才能看清自己的失望完全是自己的問題。也覺得自己不應當希求門診醫師在短短三十分鐘的精神科門診裡，幫助我發掘我潛意識裡的佛洛伊德。
畢竟，醫院在盡力把我的病痛醫治好的同時，也有一套流程確保醫療資源提供者的權利；很難要求醫院要有效率、又要人性化；要照顧到我測得到的病痛，還得幫我探索底層的憂慮。
這是我學作病人的課程裡，唯一成績不理想的科目。
抉擇
聽到我將開刀摘除腦瘤的消息，親戚朋友動用關係，提供各種的資訊與意見，有些資訊像荒漠甘泉；也有的有如撒網救溺，看似很有幫助，一不小心則會被魚網纏得上不了岸。
有可靠的消息告訴我，我的腦科大夫是位年輕醫師，可能沒有很多大手術的經驗；若是我到兩個鐘頭車程外的舊金山，可以找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簡稱加大）的名醫開刀。我作了點研究，本地的醫院，一年只有兩三個我同樣的病例；而不管史丹佛，或是加大，一年都有三四百個我這樣的病人，醫療的經驗不成比例。
我要求大夫讓我尋求其他醫師的意見，他一口同意。朋友介紹一位史丹福醫學院的腦瘤專家，這腦瘤專家是個超級大忙人，聯絡上時已距手術日期只有三天了，腦瘤專家最早的門診就是我手術的那天。在電話的這端的我，彷彿看到黑暗的洞穴中一支明滅不定的蠟燭在風中掙扎亮著，不知道應該高興還是絕望。
然而，我必須做出一個決定，三天後去開刀？還是去史丹福門診？
考量我的狀況緊急，大醫師同意先電話諮商，條件是外調病歷及掃描診斷報告。一直在洞穴裡無聲無影的風終於停歇，蠟燭的焰火不再明滅不定，四周似乎光亮起來了；只是，燭身只剩短短一截。
翌日下午腦瘤專家來電，他同意年輕大夫的診斷：我的神經瘤已經太大了，必須開刀移除，因為瘤的位置近腦幹，他也建議早開刀移除。
好像不是太好的消息，但我卻像吃了顆定心丸，這下可以安心去挨刀了。
那麼，我要在哪個醫院開刀呢？本地的醫院？還是醫療資源、經驗都豐富的灣區，世界級的醫學中心去呢？
就手術的經驗來做考量，無疑的，我應當就灣區經驗豐富的大醫院，手術成功的機率顯然比較高。然而，手術的成敗只是我的眾多的秤桿之一。手術成功，接下來的漫長的康復、復健，還有追蹤治療呢？如果我在灣區開刀，我就得在灣區住院一段時日，那就意味著，照料我的妻子將被迫在灣區與沙城兩地奔波。居住的沙城距離舊金山
嚴格來說，因為不涉及腦部組織，我的開顱手術不能算是「腦部手術」；相對於其他的腦部手術，技術上並不困難，成功率大得多。本地的醫院並非完全沒處理過類似的病例，我的醫師也向我保證，會盡他的全力給我最好的醫療資源。這樣看來，灣區教學醫院的經驗優勢也沒那麼重要。相對的，本地醫院給予我們距離上的便利；對於親友遠在台灣、人丁單薄的我們家，是很實際的考量。
但是，如果我的手術沒成功，這些便利都甭說了。我左右為難，舉棋不定。
在加護病房時的領悟給我不同的思維方向。在加護病房的深夜裡，我的直覺、或許是「上天」告訴我，我會活下來。一旦我活下來，我的康復非倚重妻子的照料不可；那麼我必須慎重考量她在我康復期間的負擔。除此之外，我考慮自己將會很需要家人的精神支持；想到自己在加護病房的兩天有多麼想家；如果在離家更遠的外地開刀，想家的情況只怕會更加嚴重！
於是我作了決定，在本地醫院開刀。當天下午，我把自己的決定告知年輕的外科大夫。
翌日一早，撥了另一通電話去史丹福取消門診。其實，我大可不必取消史丹福的門診──既然進了開刀房，就不可能赴門診去了！現在想起來，那通電話是打給自己的，告訴自己要拿定主意。
那通給年輕大夫的電話啟動了在本地醫院的開刀流程，第一步是術前門診，醫師得評估我的健康狀況，作詳細的術前諮商。年輕醫師排開了一些雜務，給我整整一個小時的門診時間。
我開始察覺事態的重大，外科醫師的業務繁忙，平常能約到半個小時的門診都屬難得，而我有個一小時的門診！
第二步是場長達兩個小時的核磁共振超音波掃描，以便外科醫師建立三度空間的精密模型，詳細估測腫瘤的大小形狀，及在頭顱裡的位置。我的醫師告訴我，那次的掃瞄有兩三百張斷層影像，可惜我沒有專業知識能領會其中的複雜性。一直到很久之後，有位護士告訴我，那是她聽過最長的斷層掃瞄，我才稍稍感受到自己手術所需的資源龐大，手術的複雜危險。如果我真能破紀錄，也不枉費我忍受的痛苦：躺了兩個小時，任憑欲聾的響聲在我耳邊肆虐；從掃描台下來後，我的耳朵痛了一天。那是我的左耳最後一次的折磨，手術之後，我的左耳就完全沒有聽力了。
我的大夫如約地給予我最好的醫療資源。我沒後悔自己的抉擇。
牽掛
在病房裡最難熬的是，我十分想念自己的窩，想念家人。
在加護病房的第二個晚上，妻子帶年幼的兒女來病房，那是我匆匆離家，住院兩日後，第一次看到孩子。一向理性的我完全失控，一句「爸爸的頭要動手術」還未說完，就激動地說不出話來。年幼的兒女可能從未見過父親如此失態，嚇得不敢靠近。我也沒料到自己的脆弱反應，當晚情緒激動得睡不著覺。七年的時間過去，那個場面在記憶裡反而有點滑稽，也還有種悸動。奇怪的是，已長成青少年的兒女卻對那一次的探視完全沒有印象。這是怎麼回事？
年幼的子女似乎無法理解我為什麼要住院，比我還要驚恐。我有種罪惡感，不該這般拖累到無辜的家人。但是，我無力改變，我的病痛也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妻在沒照會我的情形下，把我的狀況通知了在台灣的母親。母親馬上連絡了在北卡的姑母，短短兩天內，台灣的親戚大都知曉了這消息。從加護病房回家，電話留言機上已有十餘通台灣親友的問候。在回電中我一再重複意外過程以及報告病情，到了第三次時，我已經倦了，十餘通電話下來，我更是精疲力竭。解釋自己的病情是件很難的事，得要拿捏得很精準，把自己的病情說得太詳細會把對方累死，說得太真實會引來過多的同情，輕描淡寫又不能滿足對方的好奇心或取信於人；至今我還在揣摩這裡面的個中奧妙。
不顧我的反對，枉視自己也罹癌的健康狀態，母親已經訂了來美的機票，在我開刀當天抵達。同在美國的姑母則早一步，在手術前一天從東岸來到加州，三千多英哩的旅程，折騰老人家一整天。在機場接到姑母時，東岸時間已過午夜，姑母呵欠連連，步履蹣跚；看在眼裡，很不忍心。要勞煩這麼多人，還是年紀大的長輩，我的內心更加不安。
不只我一個人不安，妻子、小孩也都陷入反常的情緒。為了通知母親的事情，我和妻子爭執起來，從爭吵中我明瞭了她承受的壓力也不小，而且開刀的事也瞞不過母親，我跟妻道了歉。還在上小學的小孩在家裡異常地安靜，卻背著我問媽媽，「爸爸會不會死？」幾個月後，參加女兒的家長會，女兒的老師除了恭賀我的康復之外，還透露了女兒在我開刀其間情緒不穩的情況。這些，都是我後來一點一滴知曉的。
我是個很理性的人，不太有情緒的問題（心理學家會質疑，「怎麼可能？」），也許是我習慣壓抑著自己的情緒的關係。總之，自認能妥善管理自己情緒，所以不明白為何別人有情緒問題。我也不懂得疏導他人的情緒。
開刀之前，我所有的規劃都極力不讓自己的手術影響家人的「平靜生活」，其實我當時完全不明白，自己的手術不可能關在醫院裡，不讓它進到家門。我能很理性地和孩子討論「如果爸爸死了…」之類的話題，但是我無法啟齒問候妻子的情緒，大概我不確定自己能夠接招。啊，那是自己另一面的脆弱！
病變折磨的不只是自己，妻小逃不過；我住在台灣的母親也沒逃過。我發現腫瘤時，母親也發現罹患癌症，需要開刀；她仍堅持在她開刀前夕前來探望我，那一年的春節，我已經開完刀了，住在加護病房觀察，她則在替我和妻子照顧年幼的子女。如果加護病房允許家屬陪伴病患過夜，我相信，她會陪在我的病床邊過年。那年，我來美已近二十年，早已沒有過舊曆年的習慣了；然而那是年屆七旬的老母第一次不在國內過年，而且過了一個擔心受怕的年節。走筆至此，我發現自己打字的手有些發抖。
我開刀的前一天，在矽谷的表妹也趕來打氣，就連遠嫁德國的表妹也來電加油。那夜的晚餐，除了我因禁食只能看家人吃飯外，家裡熱鬧得像過年。看著圍坐在餐桌旁的家人，有一份幸福的感覺；相信我回來的時候，有人點著燈等我。
※ ※ ※
從加護病房回家後，我把小小的家裡巡視了一遍；每一個房間、院子的每一個角落都沒放過。仔細地觀看房間裡凌亂披掛的衣服，用力嗅著自己家人的味道；為每一株室內植物澆水，一葉一葉地檢視葉片的銹病；觸撫著親手釘製，卻搖搖欲墜的花架，感受一個個釘子拔去的留下的痕跡；那是釘子沒釘好，只好拔去再重釘，留下來的釘孔。摸著釘孔，我想起釘製花架時的糗事。我不是個手工很巧的人，卻在這個強調「親手做」的社會住了二十載；對於這些雜事，我有很多掙扎與挫折。
停留在自己從高梯摔落的地方；高梯還搭著外牆放著，無言地訴說意外發生的事實。窗戶在高高的二樓，從地面看不清矽膠施工的細節，不過可以想像自己的粗糙手工，意外前後的種種一幕幕在眼前閃過。才兩三天的前的事，這個世界上唯一屬於我的小小城堡已經天翻地覆，而我將面對一場死生的賭注。
我的巡禮持續了好一段時間，直到我確定這個屬於我的小小城堡安然無恙後，才坐下休息。
但是，我無法確定，一個星期後，這個小小城堡是否還屬於我？
俗務
沒有太多的時間關注於自己受傷的情緒，因為有太多的事要處理，有太多的準備要在六天裡完成。手術後將有一段漫長的恢復期，大概有一陣子無法正常活動，更不要說上班；所以我在辦公室，在家裡都要安排好。
我盡力沉著，努力規劃所有能掌控的一切；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假設自己無法活著回來，我的妻子、以及一雙才八、九歲的兒女仍然得繼續他們的生活。我把所有的帳戶、密碼做了一張清單，自己的衣物、書籍稍作整理，丟棄了一堆過時的衣服，還有不看的書。
父親的意外來得突然，出事後他就無力整理自己的東西了。整理父親過世後留下的東西，發現即使內務工整的父親也有一堆雜物，那些東西也許對父親很重要，我們卻很難取決每件遺物的去留。喪期猶新時，很仔細地考慮，設想父親是否願意我們丟捨每項物件；時日一久，心軟留下的東西沾惹塵埃、又占據空間，最末還是得捨棄。但是，在這一留一捨之間，有許多兄弟的爭執，因為每個人對父親的揣測不盡相同。
也許，我想自己清理「遺物」，不想造成別人的困擾，不希望留給別人揣測，那件衣服該不該丟？這本書值不值得留？感謝那一次的出清，已經搖搖欲墜的書架得以多用了幾年沒倒。
那年，父親辭世的記憶猶新。我在準備開刀前的雜務時，不時會把自己比作臥病的父親，嘗試體會他那幾年的心情。即使如此，至今我無法確定父親在那幾年裡是否清楚他自己的病情。我們始終不敢跟他透露醫師的診斷，他的傷殘極為嚴重，恢復的機率渺小；一再告訴他要樂觀堅強，等待復原的契機。這些年來，我一直問自己，到底我們的隱瞞對不對？
我仍然沒有答案。
不過，我很清楚，自己的情況跟父親當年很不同。我完全掌握自己的病情；我只是得過個關卡。
※ ※ ※
因為有同事長官的幫忙，辦公室的安排很順利。正在進行的計畫原本就有位合作的同事，他順理成章成為我的代理人。政府機關有套很完善的醫療福利，我請了三個月的長假，必要的話可以再延長，也預先申請了傷殘補助。對這樣的名目我起先有些抗拒，但是重病長假和傷殘補助是綁在一塊兒的，為了要申請前者，只有接受後者的名義。
家中所有的事務，都得由我們夫妻兩人打點，精神體力的消耗極大，時時引爆口角。我估算著，開刀期間妻子將無暇料理飲食，於是滷了一鍋子的牛腱冷凍起來，兩人竟然為此大吵一架！妻認為我應當節省體力應付大難；我理直氣壯地辯稱，我為了家人打算。其實，我必須保持自己在忙碌的狀態，以免胡思亂想；那是我壓抑情緒的方法。最末，兩人都了解，儘管方式不同，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才互相道歉了事。
我處理的最後一項俗務，是將自己自豪的一頭濃髮理去，才能讓醫師動刀。上回理光頭已是近三十年前，新兵入伍的時候了。鬢髮盡去，理髮師拿鏡子給我時，我在鏡子裡看到父親的面容。父親往生前因四肢癱瘓臥病在床達三年，為了整理容易，那三年裡他都要求把頭髮理光。親戚都說中年過後的我酷似父親，而我在鏡中的光頭樣貌更是父親最末三年容貌的翻版。看到鏡中的容顏，分不出是父親還是自己，也不禁自忖，這張面孔會不會是我留給兒子記憶裡的面容？一時間，我的眼睛起了層薄霧，我不敢多看鏡中自己一眼；轉身付錢時，發現自己語塞，留了張鈔票在櫃台就匆匆離去。
上了車，視線已模糊一片，怎麼冬日午後陽光這麼刺眼呢？
在開車回家的途中，窗外的加州陽光兀自燦爛，是個和暖的冬日午後；此地冬日裡最先發的鬱金香樹已長出佛手般的粉白色花苞，預計再一個多星期，花苞就會開成碗口大的花朵，形狀酷似鬱金香；猶小的花苞在和風嬌陽裡似笑還羞。我決定繞到河邊，只想看看粼粼春水，還有青青河畔草。加州的野草只有冬春兩季碧綠，夏秋枯黃。此時河畔草鮮嫩欲滴；季節尚早，否則罌粟花金黃、橘紅的細緻花瓣更為青草添妝。我用力地記得這幕美景，想像再幾個星期後更明麗的鶯飛草長，梵谷畫裡的斑斑光影。
問天
生病時容易交朋友，因為容易博得同情；但也因為生病才容易看出朋友的類別。
我手術的消息在舊雨新知中快速地傳播，許多人問我他們能幫上什麼忙？有朋友送我們一鍋滷肉，擔心開刀期間孩子沒東西吃；有朋友提供醫院的作業訊息，好讓我爭取應有的權利；有朋友給我他授業師父加持過的香符，讓我隨身帶在身上；他可能不知道進手術房時身上衣物得除盡，香符得留在手術房外庇佑我。有人送來雞精補藥，包裝上的賞味期限有些模糊，仔細辨認，應當就是短短幾個月；有人提供偏方，還附上警告：「不知道有沒有效，你自己參考看看」；也有人呼朋喚友來為我祈福。
有天晚上，有兩批人前來為我的手術成功祈禱；分屬不同的宗教的兩隊朋友原本錯開在不同的晚上，其中一群朋友臨時更改時間，只好兩場不同宗教的祈福接連舉行。先到的是慈濟的師姐，有段時間沒聯絡了，不知怎麼得知我開刀的消息；師姐帶來經文數份，建議我手術前後唸「心經」，保持心理的平靜，也祈求菩薩的庇蔭。我不知道菩薩有否庇蔭，至少我學會在躁鬱時唸唸經文，避免自己陷入鑽牛角尖的泥沼。
師姐未走，門鈴響起，是對門的鄰居拜瑞和太太史黛西。拜瑞一家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史黛西告訴我，白天她已經在兩位遠從肯薩斯來的教友帶領下幫我祈福過了。雖然我不是教徒，對於她們的熱心我也一樣很感動。基督教藉著群體的儀式來分擔個人的苦難，和佛教教義講求由個人的修為抵業障不同；史黛西一進門就給我和妻子熱情的擁抱，接著我們四人手拉手祈禱；臨走時，彪形大漢的拜瑞也給了我一個熱情的擁抱，讓我在領會美國人所謂的「熊抱」(bear hug)的滋味。
越是接近開刀，我越是覺得孤獨；這些朋友的祈福只能給我短暫的溫度；朋友離去，再熱情的擁抱之後，我還是得面對一個人上手術檯的事實。獨處時，我學會聆聽自己心底的聲音。
無論自己再堅強勇敢，還是有不安惶恐的時候；面對病痛才知道生命的脆弱，才明瞭自己在天地人世中的渺小。意外發生以來，我開始去體認我和「上天」的關係，我不能肯定「神」的存在，但是我也無法否定。從意外發生以來，有股新生的堅強力量在內心支持著我面對所有的難關；思索我和上天的關係，讓我想到了個英文字agnostic，意思是不懂，無從證實，因此也不知有無。在我的「不知有無」裡，有個不可言喻的聲音，要我去體會一些過去聽過，但是沒當一回事的說法，諸如「七分人事，三分天命」、「信仰就是力量」等等實證主義之外的道理。從師姐、拜瑞夫妻身上，我看到他們因為信仰得到的充實不懼；我問自己能否做到？
我的科學訓練只能告訴我自己的手術成功機率是百分之八十五，但是，我無法確定自己一定是八十五的其中之一。如果，我落入百分之十五裡面呢？這樣的想法還是讓人很不安。這時，我只有把自己交給神，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我羨慕像師姐、拜瑞和史黛西那樣信仰堅定的教徒，相信有個永遠眷顧自己的神。我只能在無助的時候，把自己交給冥冥中的「上天」。我不知道有沒有「上天」，也不清楚祂是否接受我的付託。但是，這次的病變，讓我學會謙卑，至少我接受有「上天」的可能性，而且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其實，我憂慮的不是死亡；而是活下去的理由。
決定盡速開刀，不是怕死，而是不願意自己的生命沒有理由地畫下句點。發現腫瘤之初，擔憂的是手術的後遺症：顏面神經麻痺、平衡失調、甚至腦殘等等。害怕自己因為後遺症，不再是個完整、正常的人；也擔憂自己的傷殘會不會影響生活機能，甚至不能回去上班，不能養家活口，還要拖累家人妻小。手術過後，後遺症成真，我不必再「憂慮」，必須面對。我一心只想盡快康復，回去上班，作個健康有用的人。我努力復健，一件一件重新學習從前能做的事。
我心中有個很深的恐懼，害怕自己不是個有用的人，害怕自己找不到活著的意義。於是，我不斷挑戰自己，做很多從前從未想過的事。為了證明自己有用，內向不善於交際的我，答應中文學校的邀請，出任校長，扮演一個對內協調對外發言的高能見度腳色。
這些聽起來是很大的道理，讓問話的我看起來很嚴肅。然而，這些問題是我面對術後殘缺的身體，還有在後遺症帶來的不便時，時時提點自己的問題。當我想清楚那些問題，自己對話清楚後，才有力量挑戰難關，接受不完美的結局，從蹇跛中站穩腳步；也才能不舔傷口，回顧，而不說後悔；努力開創新的局面。這些年，我也慢慢體會到，對於我的家人而言，我的存在就是一種意義。因為這場病變，我也得到很多。
對於我，這些並不是大道理；而是支持我活著每一天的力量。
那麼，是誰幫我找到這些力量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