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更加复杂的例子。一位作者对另一位作者的反感可能
真实存在，但与此同时，这种反感又被双方作品之间深刻的、错杂的
纠缠所抵消。纳博科夫曾声称，他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用“声
称”一词，是因为这位后起的俄罗斯作家显然极其仔细地研究过《罪
与罚》中冰冷的、精于算计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他实际上就是纳博科
夫笔下典型主人公的雏形。纳博科夫还看不起托马斯·曼，他把托马
斯·曼与康拉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归类在一起：在纳博科夫看来，这
三位作家都单调乏味地专注于思想，他们追求思想的同时却牺牲了优
美的美学结构，而后者正是纳博科夫引以为傲的特点。但是，曼的
《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趣味盎然，颇具欺骗性，与纳博科夫的风格
有十分明显的相似之处。读者越琢磨曼和纳博科夫的典型主人公及主
题，就越会感觉他们俩十分相似。尽管纳博科夫宣称对美学结构抱有
纯粹的喜爱，他也会在其中巧妙地隐藏自己的思想——他关于腐败、
自我塑造、集权社会的思想。纳博科夫和曼都在深入思考衰败的唯美
主义者的问题，都梦想着古典的纯洁性，都写作令人心神不宁的寓言
作品。曼的《威尼斯之死》瘦面針價錢
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一样，讲述了对
性的迷恋以及对天真年轻人的爱恋是如何腐蚀一位艺术家的灵魂的。
还有一些作家之间存在比上述情况更加难以弥合的矛盾冲突。爱
默生在日记里这么谈论简·奥斯丁：“我不明白为什么世人给予奥斯
丁小姐的小说如此高的评价。在我看来，它们格调庸俗，毫无新意，
纠缠于英国社会的可鄙世俗传统中不能自拔，缺乏天分、机智和对世
界的了解。生命从未如此苍白和狭隘。”在读完《傲慢与偏见》和
《劝导》之后，爱默生发牢骚道：“这个作家脑子里思考的唯一问
题……就是婚配的可行性……自杀都比这个更可敬。”很显然，奥斯
丁的作品中有某些东西令爱默生十分反感（也令马克·吐温十分恼
火，他也不喜欢她的小说）。在他看来，奥斯丁并不追求自由，而是
拥护物质的舒适与安全：这些价值观是与真正的想象力对立的。爱默
生的认知是正确的，奥斯丁并不是一位大胆的美国个人主义者，时刻
准备着独自对抗世界。但是，奥斯丁严格遵循体面的有产生活的牢固
界限，这并不减损她创作视野的宽广程度和生机活力。奥斯丁以她自
己独特的方式达到了和爱默生一样的睿智多知，也和他一样地警醒于
灵魂的各种可能性。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两位作家之间的一场真正的
争吵。我们当然能够同时热烈地喜欢上爱默生和奥斯丁的作品，但是
它们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清晰的选择。爱默生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的
要求，却能够顶住社会的要求而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奥斯丁却不能
这样——她也不想这么样做，哪怕一分钟都不行。对她而言，幸福反
映了你如何理解你与其他人的关系，而婚姻是这种理解所能采取的最
高级、最完备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