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獨的晨跑完畢的早上(「鎔斷」規定不可結伴)，讀蔣勳的《孤獨六講》。

即使不全然同意作者的觀點─特別是有關東方哲學與歷史的部分 (無有堂曰：許多朋友基本上把「儒學」等同於髒話，這是偏頗的)，但還是折服於他的文采。

在《思維孤獨》這一章，摘錄以下有感的篇章：

在解嚴之後，我發現臺灣有好多機會可以產生思辨。當一個社會裡面，出現很多不同且極端的意見和看法時，就是思辨產生的時機。例如蘭嶼設立核能廢料儲存場，兩種結論性的答案:對或者不對，是兩個極端，中間才是思辨的空間。又例如統獨的問題，是臺灣最值得思辨的一個問題，可是直到現在，很少看到兩個人好好坐下來，說他為什麼贊成統一，或為什麼贊成獨立。我們很少與人進行思辨，只是急著發表結論，當對方的結論和自己不一樣時，就是舉拳頭決定了。


其實「舉手」投票與「舉拳」叫囂，二者或許有種辯證性的關係？作者又說：

臺灣在解嚴前，沒有機會發展思辨，人民不被允許思考，不管說統說獨都要送進監牢，現在可以說了，卻沒有人注意別人怎麼說? 怎麼把自己思考的過程，充分地與他人溝通，讓別人知道為什麼會得到這個結論? 結果是，你不接受我的結論就變成我的敵人，演變成對立的狀況。

我在好多場合裡，遇到這樣的狀況。大家對於一個問題發表意見時，我不贊成A也不贊成B，可是當我對贊成A結論的人說：「你是不是可以說一下，你得到這個結論的思考過程? 」對方已經產生敵意，他說：「那你就是贊成B嘍。 」


怎麼樣，這種「非A即B」的二分法，像不像「非黑即白」的鄉民邏輯、「不是好人就是壞人」的好萊塢邏輯，或「不是同志就是敵人」的共產黨邏輯？

所以蔣勳說：因為缺乏溝通的耐心，思辨的過程完全被簡化了。特別是在有關權力分配的關頭：

每次選舉的時候，你注意一下，不管各黨各派出來的人，發表到最後都是說好不好？對不對？底下的群眾只有一個選擇：好或者不好，對或者不對。解嚴后可以使人民思考問題的機會，完全喪失了。


我們為什麼總是急於達到結論？總是想消滅排除「可能與我們主張的結論不一致」的人？蔣勳說：「思維最大的敵人大概就是結論吧！任何一種結論，來得太快的時候，就會變成思維的敵人。」


作為授業解惑者，他也有深刻的反省─結論讓思維失去意義。而這常常與「地位」「權威」「風向」所帶來的語言的「暴力性」有關：

當我站在臺上授課或是演講時，有麥克風、有桌子、有舞臺，我的語言就已經具有「暴力性」。 所以我會經常檢查自己講話的意識形態，並思考要如何讓講出來的話，不會變成「耶和華的指令」，而讓底下的學生或是聽眾，可以與我一起思辨問題。


而怎麼樣跳出這思維的魔咒？作者引的是黑格爾，但不自覺地與他反感的儒家「執兩用中」、「致中和」等主張相通：

從極端的兩邊向中間靠近，就是黑格爾說的「正反合」，正與反是兩極，你提出一個最右邊的看法，我提出一個最左邊的看法，最後兩者相合。正反合是一種辯證法，從希臘的邏輯學慢慢演化出來，是我們的教育中非常缺乏的一種訓練。當前的教育仍是以考試為導向，而試題上是非題、選擇題愈來愈多，學生不需要思辨，整個教育系統也沒有耐心讓一個受教育的人不立刻下結論。


思辨的過程是什麼？就是一個人在做周密的思考前，不會立刻下結論，他會從各種角度探討，再從推論的過程中，整理出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那我們可以「寄希望於人民」─名目上只強調「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或群眾大會式的直接民主，能總是帶來理性的思考與合理的決策？蔣勳其實是悲觀的：

我在巴黎讀書時，交了一個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朋友，他說：「文化大革命其實也沒有那麼難過，有人講說要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你先不要動，先觀察，然後發現有一半以上的人都這樣講的話，你就開始這樣子講，然後你千萬不要變成那最後的幾個和最前面的幾個，因為都可能倒楣。靠錯邊就不好了。」聽了這段話，我心想，海峽兩岸最統一的地方，應該就是都沒有發展思辨能力吧。


這種「靠錯邊就不好了」的事，日日都在言論場中上演。這也是還有理性思維能力者最大的孤獨感的來源。讓我試著套用蔣勳的句型在敏感的「死刑」議題上：

當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說廢死是不好的，剩餘的百分之零點一才說了：「死刑....」大家已經開始罵他了：「你沒有人性，怎麼會贊成廢死？」他可能不是選擇贊成或反對，而是選擇思考。


所以，蔣勳認為：思維孤獨，是最大的孤獨。「作為一個不思考的社會裡的一個思考者，他的心靈是最寂寞、最孤獨的。因為他必須要先能夠忍受，他所發出來的語言，可能是別人聽不懂的、無法接受的，甚至是別人立刻要去指責的。作為一個孤獨者，他能不能堅持著自己的思維性？是很大的考驗。」


他說：

這個社會要有一個從群眾裡走出去的孤獨者，他才會比較有思考性，因為他走出去，可以回看的狀態群眾；如果他在群眾當中，便沒辦法自覺。我自己也是一樣，當我在群眾中，我根本沒有辦法思考。所以孤獨是思考的開始，可是我們為什麼不讓自己孤獨？就像大陸朋友所說，「不要做前面幾個，也不要做後面幾個」。在群眾裡面，我們會很安全；跟大多數人一樣，就不會被發現。

大凡思考者都是孤獨的，非常非常非常孤獨。例如莊子，他孤獨地與天地精神往來，不與人來往。他從人群裡面出走，再回看人間的現象，所以他會思考：爬在爛泥裡的烏龜比較快樂，還是被宰殺後供奉在黃金盒子裡的烏龜快樂？ (是走出人群的人快樂，還是努力追求名利做官的人快樂? ) 他在思考，也在悲憫著這些汲汲營營的人。


有趣的是，最後他開始為「無用」之輩如我等胡思亂想不隨主流者，尋找存在的意義：

但今天，我們看不到像莊子一樣的孤獨思考者，也看不到他在另一則寓言裡說的「大而無用」的人。 我們都好希望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如果比喻成樹，就是希望自己能被拿去蓋房子、造船，莊子卻說：「無用之用，方為大用。」他提醒我們說，你可不可以扮演無用的部分百分之零點一？先回來做自己，然後你對社會的「有用」才有意義。如果你自己都不是自己了，只是被社會機器利用，沒有思考能力的角色，對社會的貢獻只是「小用」。


讀到這裡，突然想到施耐庵《水滸傳》裡打的啞謎：梁山一百零八條好漢，最有腦最有用的軍師，就叫「無用」(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