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牢十三年的楊某假釋了，腳上裝著電子監控器。

此處不想寫出他的全名，也不認為此時仍應註記他十三年前「之」標籤，只想借用黃明鎮牧師的一句話來祝勉他：「手扶著犁，不要向後看。」

楊某自己也說，他將「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標竿直跑」。然而，「背後」豈易忘記？即使楊某忘記，這個社會是否會忘記？但看他出獄時媒體塞爆的場景，楊某壓低帽沿，母親戴著口罩，一句一句「謝謝大家關心」，卻也驅散不了紛至沓來的攝影機及麥克風，即知楊某若要「努力面前」，社會也必須給他足夠的空間，否則他如何扶犁向前？

電子鐐銬並未給楊某足夠的空間，五公里方圓的禁制連自家的鳳梨園都到不了；換句話說，在假釋期間，楊某連赴外鄉就業的空間亦無。何況，以楊某這樣的焦點人物，出外謀職又談何容易？

楊某繫獄期間，曾考上台灣大學社工系，轟動一時。輿論當時分成二派，一派主張讓他就學更生，另一派則主張不能甘冒校園風險。最後是鷹派獲勝。然而，畢竟無人知道，倘若當時讓楊某就學，台大校園會不會提供他更佳的自新條件，使他更能「手扶著犁，向標竿直跑」？

這個社會及司法體制，最後選擇了用「電子鐐銬」取代「台大校園」，來作為楊某的更生機制。至此，是非對錯難論，也不必論，就讓楊母眼角含淚，以顫抖的手，餵楊某一口豬腳麵線吧！

當時，若允許楊某上台大，這需要一個慈悲與有能力的政府與社會；如今，將楊某戴上電子鐐銬，則是何其簡易的「更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