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接到一位在加拿大的醫生朋友轉 e-mail 給我一封信，是「 國際學者專家憂慮台灣司法倒退的一封公開信」

信內容大概是：

「以下來自美國、歐洲及澳洲，具名於下的學者、作家們，盼望針對台灣近來一連串現任或前任民進黨籍官員遭收押的案件（截至目前，已經有至少七個這樣的例子！），傳達他們深切的關注！

自然，台灣是有貪污的狀況，但這樣的狀況，在國、民兩黨皆都存在著。而司法系統的政治中立，則是民主能否持續的基本要素。同時，在法庭證明其罪行成立前，任何被告應被無罪推定，這也是基本的法理原則！

我們並認為，檢察官們以下的作法模式有嚴重的缺陷：那些被告中只有一個或兩個是被正式起訴，其餘卻是在未起訴情形下就被拘押囚禁。這樣的作法已嚴重違反了司法的程序正義和人身保護令狀的法律規定。

與此同時，檢察官辦公室顯然又選擇性地將不利的資訊洩露給新聞界。這樣的運用「新聞審判」手法，是違反了司法程序上的基本準則。也因此，不得不讓人產生了「國民黨政府正運用司法系統來清算前民進黨政府成員」的印象。

……。

我們不願見到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就這樣被毀壞。台灣是有資格為其在 198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初期的民主轉變感到驕傲。然過去 20 年在民主上的進展，若就這樣被一筆消去，這對台灣不但將會是悲哀，也將損害到其國際形象。台灣需要向前邁進，而不是倒退回戒嚴令時期（ 1947 ～ 1987 年）那一段司法程序不公平和不正義的黑暗日子。」

署名的是二十個國外各大學的教授或專家，其中還有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崎樂先生。

參見：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08/11/06/2003427918

http://www.taiwanus.net/news/news/2008/200811121509261942.htm

最近看到許多政治人物紛紛被收押，陳水扁、陳明文、蘇治芬縣長在絕食。有人叫好，有人痛罵司法。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被告被起訴沒有什麼，但是收押有一定的嚴格要件，是關係被告人權的大事，而一下子被收押了那麼多人，而且「恰巧」都是綠營的人，難怪連外國學者專家都關切。

這讓我想起一年多前，一位律師朋友問我：「你看過從高院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案子，最高法院經實質判決，而不是程序判決，只有三個月就完成的嗎？」

我想一下，說：「沒有。」這一、二十年來，在經驗中辦過的上訴最高法院的案子，有時要三年才可以判決下來，如果半年內就下來，一定是程序判決，沒有就實質案情或見解作論斷。

她說：「怎麼沒有？馬英九市長的特別費案就是。」

我當時不以為意，也沒有特別注意，想這是巧合。

最近她又問：「你見過從犯罪到地檢署起訴，只有七、八天時間的案子嗎？」

我說：「這怎麼可能？」一、二十年前，地檢署有四個月的辦案期限，當時即使案子進行得較快，由警察移送到地檢署起訴，沒有兩個月也很難完成。到後來，比較複雜的案子，地檢署往往要拖到一、兩年。我還經辦過地檢署三年還沒有結案的案例。

她說：「怎麼沒有，台南市議員王定宇為了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的案子就是。」這倒是非常奇特。

她又問：「你見過最近幾年集會遊行妨害秩序罪，被告求刑一年兩個月的例子嗎？」

我搖搖頭。我知道她是在說王定宇的案子，的確是有點奇怪。我上了司法院的網站查詢（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打台北地院、高雄地院、台灣高院三個法院，查詢違反集會遊行法的案子，只發現台北地方法院，有兩個案子，一個是在中正紀念堂抗議衝突、一個是在美國在台協會抗議衝突，兩件集會遊行衝突的案子，被告分別被處拘役四十天和三十天，離一年兩個月有期徒刑實在差距很遠。而紅衫軍在兩年前的國慶，使國家慶典騰笑國際，民主蒙羞，經歷兩年，施明德等人雖被移送，不知檢察官問案或起訴沒有，到現在一點影子都沒有。然而王定宇案七、八天就被起訴，真希望台灣每一個司法案子，都這麼有效率，使每一個被害人都像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的人權那樣被迅速保護。

http://tw.search.yahoo.com/search?p=%E7%8E%8B%E5%AE%9A%E5%AE%87+++%E6%B1%82%E5%88%91&fr=yfp&ei=utf-8&v=0

這位律師又接著問：「你遇到過沒有經過傳喚就拘提、覊押的案子嗎？」

我知道她又在講蘇治芬了。地檢署沒有傳喚就拘提的案子，可能有，那主要是沒有固定的住居所，但蘇治芬哪是沒有固定的住居所呢？

早在今年五月，報紙登載：

國民黨立委江連福賄選案台中地院判無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may/1/today-t1.htm

理由是用錄音或錄影蒐証賄選，錄音或錄影光碟不能作為証據（以後不知怎麼「抓賄選」蒐証）。

在上個月又看到一則新聞：

罪證不足 劉炳偉當庭獲釋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oct/16/today-p4.htm

報導中說：「檢方認為，劉炳偉為了順利幫前議員黃忠信爭取一銀貸款案，提供自己所開的面額五千萬元支票二張，合計一億元，打電話給一銀總經理之後，順利幫黃忠信爭取到四億八千萬元貸款，其中一億元並直接匯入劉炳偉個人及人頭戶。檢方據此認定劉炳偉涉嫌圖利，聲請羈押。不過，合議庭法官認為，劉炳偉坦承有打電話給一銀總經理，但承辦的一銀行員沒有人指證有感受到壓力，不能以通過電話就認定圖利，駁回檢方羈押聲請。」

管得到第一銀行預算的台灣省議會議長打給一銀總經理關說貸款，一銀竟然不感到有「壓力」，這是法院合議庭的「心証」。這比對蘇治芬、陳明文的心証，恐怕是天地之差吧。不知柏台大人的看法如何？

此外，再看看 前立委羅福助涉及背信、超貸案，檢察官偵查終結將羅福助等三十多人起訴，羅福助被依背信、超貸、圖利等十項罪名，具體合併求刑三十年，一審判四年，高院二審改判三年九個月，台灣高等法院更一審，改判羅福助無罪。

見： http://blog.udn.com/grotius6033/2135386

看來，司法的伸縮性太大了，不要說外行人看不懂，連許多行內人都充滿了迷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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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星期六上一班研究所課，班上一位現任檢察官，我問他怎麼會有這些狀況？他說他平常埋頭辦案，很少見到檢察長，不感覺辦案有上級壓力。他覺得這些衝過頭的檢察官，也有可能是英雄主義想出風頭，也可能是準備下來當律師需要知名度，也可能是自己的政治傾向。反正他不太贊成有上級的干預。

也許他不是在大法院的檢察署，對台北或高雄這種大檢察署生態不一定了解，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