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句頗令人玩味的話，說是「魔鬼藏在細節裡」。這話有令人錯愕後感覺聳動的效果。但是，我實在不能苟同這樣的說法。既是細節，畢竟沒有那麼重要。當然，我們可以舉些特例，說某艘太空船因為一個螺絲沒拴緊，造成爆炸悲劇。這就是細節帶來的問題。但是，即使是這種特例，也還可以有不盡相同的解釋。為什麼有些地方特別常因疏漏而出問題，而另一些地方卻較少？（譬如某些航空公司特別容易出狀況）這背後難道沒有別的影響因素？

如果我們把質疑角度稍做調動，譬如問：為什麼西方能率先登月？為什麼西方人能提出相對論？為什麼西方的科學遠遠超前？為什麼西方率先走向民主化？…這些都是細節所決定的嗎？提出相對論的愛因斯坦是個做事特別重視細節的人，所以能提出相對論嗎？我想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那麼，問題究竟是藏在哪裡？我以為應該說是藏在結構裡，就社會問題來說，就是社會文化結構。譬如我們可能會說，儒家的文化傳統會為中國社會帶來什麼影響，專制制度如何影響中國社會的發展；或者，基督教文化為西方帶來什麼影響，羅馬的法律制度為西方帶來什麼影響等。

結構帶來持續性的「勢」或「力」。這種勢或力可能成就某些事，但同時也可能造成較難以解決的困難問題。

對照於社會文化結構，個別的行動者雖然也可能有勢或力，但是，兩者沒有可比性。如果個別行動者像孫悟空，結構就可能像是如來佛的手掌。個別行動者一般只能在結構的空隙間縱橫，但是若要改變結構，就絕非單純個人所能為力。

把結構換成制度，以上的意思應該會更容易理解。個人很難擺脫制度的限制，即使是群體的所謂領導者亦然。如果讀過「萬曆十五年」（歷史學者黃仁宇著）一書，不難體會到，即使是在君主專制時代的皇帝其實也被制度所重重束縛，很不自在。

制度是重要的社會結構。我們可以以制度為例來理解結構概念。但是，結構不僅只是制度，結構還可能包括非制度化的結構。任何較持續性的互動或組織模式，包括互動背後的思想、心理模式，都是結構。

有句話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又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也就是有特定結構的社群。之所以會身不由己，也就是在說，個人會受到結構的限制。結構不僅是以多數人之武力來限制個人，也憑藉多數人對意義詮釋規則與是非尺度的界定權來影響個人。

當然，多數人並不就等於結構本身。結構涉及多個人（之間的互動），但不僅於此，它還有另外的三種特質。

首先，結構是一種趨向穩定的元素結合形式（元素在此指行動或互動）。既存的結構的各部分往往互相支援，並能自行修復。從而，要真正改變一種傳統結構，絕非輕易之事。學者金觀濤就認為，傳統中國社會結構是一個超穩定系統，每次因為外力而被改變後，都會自動修復，回復到傳統狀態。以致二千年間，傳統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都沒有顯著的改變。

其次，結構涉及諸多行動的複雜非意圖後果。從而，結構的作用往往已經離開行動者的意圖，甚至會讓人覺得困惑，以致可能連行動者本人都常對結果覺得不可思議。譬如清末的戊戌康梁變法，康梁可能都不能預料到變法最後的結果會是那樣，事態發展幾乎與變法的原意背道而馳。

個人藉著行動而參與結構，但是，結構中不只是包含行動的意圖部分，也包括許多非意圖的部分。行動的意圖部分往往有較多的合理性，或者主觀的正義性。但是，結構可能同時涉及自己沒有充分意識到的自利性或本我的潛在動機，還可能包含經時間積澱或行動的交互作用的結果。總之，既經形成特定結構，人們就不再那麼知曉它的性質與可能變化；人們也不再覺得自己對結構有責任。人們甚至會把結構的作用想像成是命運、劫數，是人力所不可扭轉的。

最後，結構會對個人形成強制力量。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幹最先提到結構的這種強制作用。前面說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結構對個人的強制作用的例子。涂爾幹也舉例說，參與群眾運動的人很容易跟隨群眾的思想、情緒來行動。這個人有可能在事後覺得愕然，認為做出那些舉動的人不是自己，因為自己不是那樣的人。也就是說，群眾足以改變個人的行為特質。在群眾運動研究者賀佛爾的討論中說，群眾的所謂領導者實際上常是群眾情緒的順從者。個人順從群眾，不僅因為群眾相對於個人有較強的武力，更因為群眾較擁有是非、應然的界定權。

當然，社會學中的符號互動論者強調個別行動者對結構的塑造作用。英國的紀登斯則強調結構與行動的雙元性或交互性。但是，愈是宏觀的、穩定的、制度化了的結構，個人就愈只能在結構的限制範圍內行動，個人相對於結構的自主性也就愈弱。

我嘗強調結構的作用，而為像老蔣或馬總統這樣的（失敗）政治人物提出諒解的歷史解讀。但是，批評者則往往拿另外一些較成功的政治領導人物為例，譬如說毛澤東，來說明只要個人有足夠能耐，就有可能突破結構的限制，也就是說，不能突破結構限制，還是特定個人的問題。

老蔣的作為固然受到中國社會文化結構的侷限，但是，毛澤東就能突破結構的限制嗎？我們不妨看看毛的作為中有哪些比較是結構的作用。

毛推動多重意義的革命。這是他被認為突破結構限制的重要面向。但是，很明顯的，在同一個時期，推動革命者並不僅只是他一個人。革命是他那個時代的主要氛圍。而選擇社會主義的革命路線，其實也沒有多少獨創性，不外是受到當時西方社會主義革命思潮的影響。如果沒有這種革命思潮，毛也就做不出這樣的革命事業。

社會主義思潮與近代中國革命有密切的關係，國共兩黨都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但是，這甚至不是中國知識菁英的主動，而比較是受到當時蘇俄的政策影響。當時蘇俄積極影響中國等落後國家，幫助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為的是能成為第三世界盟主。而中國恰逢凡爾賽和約簽訂，中國方面認為和約內容不利中國而爆發五四運動，並對當時主導訂定和約內容的英法美極度失望、反感，所以中國知識菁英在心理上倒向蘇俄。就此而言，毛的思想傾向也並不多麼獨特，而主要也是時勢的結果。

毛的真正特徵或許是在社會主義的革命路線中選擇農村社運作為革命的重心。這和當時史達林對中共的指導原則不符。而毛的農村路線最後證明是成功的。這比較算是他的個人創舉。也可能因為這樣的創舉，使中國確定走向了社會主義的道路。

話說回來，農村社運或農民革命在傳統中國卻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中國歷來多次的動亂或起義都起自農村。包括明末的農民起義與清末的太平天國都是。毛的創意主要是結合了馬列思想與中國的政治歷史知識。再說，即使不是中共發起，民初的中國社會也已經開始出現頻繁的農村騷動。中共是有意識地來利用這股動能，更重要的是給予觀念正當性，再由此產生激勵作用。而老蔣最大的錯誤，可能也正是在此：他忽略了農村社會的動能。（如果我們比較同情地說，老蔣顯然把維護某種傳統階級社會秩序視為應當，所以他打內心深處就對推動農民革命不以為然。這種想法侷限了他，甚至使他失敗。但是，說到底，這真是一種錯誤想法嗎？）

毛對中國社會的理解與關於應該如何改造中國社會，更具有創意想法，這或許是實。但是，在經過共產革命以後，中國社會今天的模樣真是很突兀的嗎？是讓誰也想不到的模樣嗎？還是說，它似乎就是它最可想像的狀態？不民主、不太自由、整體不富裕、城鄉與階級差距很大，工農仍然被剝削，不過已經逐漸融入現代世界。這些好像都並不太令人意外。那麼，所謂結構的突破（如果有的話）究竟是在哪一點上呢？好像並不那麼明白。毛最令人稱道的所謂突破，好像還是他如何打敗了原本實力強弱懸殊的蔣政權。但是，真的實力懸殊嗎？蔣政權真的是那麼強大嗎？還是，蔣作為主導者的那個結構本身正要坍塌，而中共恰成為推手？就好像說清末的革命，推倒滿清政權的主要真是靠革命黨嗎？

再說文革。按照劉曉波的意見，文革表現了中國文化（惡劣）傳統的極致。不是說革命嗎？怎麼又說是傳統的極致？究竟是突破了傳統結構，還是仍然在既存社會文化結構的限制之中？

究竟有誰突破了結構限制？

我無意徹底否認個人行動導致結構改變的可能。但是，如果我們忽略結構的作用，單單注意到特定個別政治人物的對錯與成敗，那麼，非常可能的結果是即使換了執政者，既有的社會問題仍然難以真正消除。就像古代中國，歷經多次改朝換代，而專制傳統如故，一般大眾就是嘗不到民主、自由、富裕的滋味。改朝換代或許帶來一時的清新感，但是，結構會「修復」其自身。除非我們清楚意識到不合理結構的問題，並積極去面對並改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