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作夢也想不到，台灣連環保袋都可掀起如同福袋和Hello Kitty般的消費競賽。在我看來，這回環保袋的搶購熱潮，已經和什麼「破除人類支配自然」的環境倫理觀念完全搭不上，純粹就如同皮包、首飾、項鍊、戒指、手錶、服飾等商品一般，屬於流行文化當中的商品消費競賽，與時尚名牌的象徵符號運作的範疇。

這回讓臺灣人瘋狂的，是英國皮包名牌Anya Hindmarch推出的環保購物袋，原是宣稱環境保護、愛護地球的美意而推出，但我認為，此行為從一開始，就已經背離環境倫理的基本主張：破除人類對自然的支配。事實上，一個時尚工業的生產者，所推出的環保袋，環境保護的效用並不大，換言之，時尚工業推出的產品，往往理所當然地，「交換價值」被推銷者和宰制者渲染，而「使用價值」則微乎其微。

因此，雖然名字叫「環保袋」，但它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卻是一點也不環保，反而成為流行文化架構中，消費競賽與品牌塑造的參與者。在我看來，這款環保袋在台灣引發的搶購熱潮，性質跟每年春節百貨公司送福袋，或者之前「無嘴貓」的夠買衝突一樣，都是消費場域的競賽行為。聯合報記者陶福媛用「時尚品味」來批評這種行為，我不反對內容的觀點，但這個詞的使用，卻可能不夠周延與清楚。

在我看來，插隊、推擠、叫喊、抗議，或者漏夜排隊、席地坐臥、現場或網路轉手等行為，實為台灣人「消費實踐」的內容，換言之，以Pierre Bourdieu的理論架構來看，臺灣人購買被渲染的商品的行為，自身荷包的內容物，商品訊息的來源，以及消費觀念，都算是所謂的「資本」，而前面所提的這些行為表現，算是台灣人購買此類商品的「慣習」，而活動範圍---百貨專櫃、走道、網路---則屬「場域」。

因此，今天聯合報A3版報導的大部分內容，以及民意論壇的一篇文章，都是針對台灣人購買被媒體、商人大肆渲染與推銷的商品，所具有的「消費慣習」而發，倒不算是「時尚品味」，通常，「時尚」與「品味」這兩個辭彙，多半是拿來形容資產階級、上層社會的消費理念與實踐，而這回在百貨公司搶購環保袋，或者之前搶購福袋與Hello Kitty玩具的民眾，則屬於中產階級和普羅階級(後者應比前者多)。

根據Patrice Bonnewitz在【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第三章的描述，環保袋、福袋和Hello Kitty玩具的促銷活動，對前往參與的消費者而言，可說是一場標準的「遊戲」，因為，該活動的施為，有很明顯的爭奪焦點(enjeux)---商品本身、共同幻像(illusio)---對商品促銷活動的集體投入、信仰(doxa)---非要搶購到商品不可，故而產生前面種種非理性的、脫序的行為，只是，這種「遊戲」往往被視為鬧劇。

在我看來，這場遊戲其實是一種廠商支配消費者的運作過程，在這過程當中，消費者往往與自己的類存在異化，喪失自己身為人的主體性，而成為廠商用以展示商品推銷成果、品牌知名程度的符號或文本，因此，名牌商品的搶購行為，消費者的主體性是看不到的，因而，它比較像是符號消費。在這場遊戲中，宰制者是百貨公司，以及被優先贈予商品的VIP成員，而被宰制者，便是現場搶購的民眾。

當然，也有些消費者會透過一些「翻轉策略」，例如把買到的商品在現場或網路轉賣給別人，而使自己在這場遊戲中，成為獲取利益的參與者，不過仍為少數。而事先獲贈商品的人，例如這回在促銷活動前就得到該款環保袋的20位藝人，我想，該時尚工業的業者絕非白送，一定有希望他們幫忙賣廣告的意圖，像是侯佩岑、大小S、楊千霈、蔣怡等人，以及在張學友的演唱會攜帶該商品露臉，都有宣傳效果。

這些藝人，也可歸為這場消費競賽的宰制者，和新光三越百貨一同主導遊戲的進行，從這個眼光來看，我反而會同情這些在現場「受苦受難」的搶購民眾，因為他們是這場遊戲當中，唯一處於被宰制地位的群體，而促銷活動的利益，大部分可能由廠商和這幾位藝人瓜分，但這些身為宰制者的群體，全都在幕後。基此，被說成演出鬧劇，或者被批評品味低落，缺乏反省文化的，仍是這些被宰制的民眾。

相反，我認為最該抨擊的，除了推出該款環保袋的時尚工業生產者外，還有辦理活動的新光三越和微風廣場，因為，他們等於把環保袋的原意給扭曲、摧毀，且有意無意地從事符號消費的支配，根本不是在響應環保。搶購的民眾，固然有對環保冷漠的缺失，但曲解環保袋原意且壟斷購買管道的百貨業者，應負更大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