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陽初先生和他的時代
    一月中旬，臺北各報刊載了晏陽初先生在美終老辭世的消息。他臨終的醫院和我在紐約的舊居不過是數步之遙。閱報當時我心中為之一震，稍待片刻，心緒漸定，我默默的告訴自己：老成凋謝，一個人文的時代終究是要過去了！
   

    在過去許年間，除了十餘年前唐君毅先生辭世時，曾許我有同樣的悸動感受外，只有一年多前先父的倏然仙逝，使我在彷徨無告，親情無依的錐心傷痛外，也落寞的感到如斯的人文傷懷。但是，親情的照拂和倫常之愛的親炙，卻是無需言詮，也無可移轉的。而人文的傷懷，卻是長年知識耕耘的智慧累積，即使撇開了親情與感性的籠罩，卻不會因為時間的隔閡而逐漸消散。
    但是，在這三種不同的人文傷懷中，晏先生的人格感召卻是相當獨特的。我對唐君毅先生的懷念，主要的經驗是來自幼年以來閱讀他一系列人文著述的深刻感動，至今仍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但其中卻是言教多於身教。而在對先父的感懷中，則兼具了言教、身教、人倫大愛和人格光輝的照拂，正有如和暖的春陽，溫煦自然，無可替代，影響也最為深刻而持久。但是晏先生對我的影響卻是極其特殊的，因為除了透過文字記述的認識外，我和晏先生不過是一面之緣，幾小時的會談經驗罷了。但是，這樣短暫的交往經驗竟是感動深刻而且持久的。這就不得不從晏先生深摯的人文襟懷談起了。
    一九八三年十月間，我在紐約上西城晏先生的樸寓所向他道賀，那一年美國各界為了慶祝他的九十誕辰，準備在聯合國以盛大的集會表彰他推動平民教育六十年的卓越貢獻。但是我心知肚明，雖然許許多多的文獻記載，均強調平教運動的精心籌備、努力不懈、切合時弊等成就，但平教運動終究是時運不濟，功敗垂成。即以中國為例，毛澤東的紅色革命不但為中土大地帶來了腥風血雨，也使平教會在定縣和華北、湖南、四川等地的實踐經驗全盤摧毀。而在一九五○年代後，即使晏先生仍然奮力不懈，繼續將平教會工作移往菲律賓等地，而且得到了一部分的成果。但是如果這些成果真是普遍而有效的話，那麼在菲律賓的左派人民軍可就無擅場之地了，而日後馬可仕政權也就不會在「人民的力量」推動下一夕間土崩瓦解，至於柯拉蓉政府，以後也就不會一再的因土改和財富再分配的不成功而招致民怨和軍變的威脅。因此，我真正想了解的並非他可以成功，而是究竟因為什麼樣的力量，能使晏陽初越推越勇，在一連串的失敗後仍一再的堅持他六十年來始終不變的理想和志業，並且得到世人的支持和最後的肯定？

    因此，我並不在乎晏先生曾經被推舉為「世界十大偉人」的名銜，和過去四十年間被「讀者文摘」前後報導多達七次的空前紀錄，以及，其他的各種榮耀和光環。但是，當我和他面對面，促膝而談時，卻發覺連他自己也真的不在乎這些外在的名望和頭銜。而且，從他平易、親切而堅執的言談中，我看到了一股在時賢之中所難以見到的人格特質，那就是：一種真正為平民說話、下鄉向平民學習，並體恤民瘼民苦的平民風範。這股風範，是今天所有我接觸過和聽聞過的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地方領袖、知識份子與學人俊彥中，從來也未曾見過的。
    更明白的說，晏先生對中國人民─尤其是中下層人民─的關懷，是發自內衷，不假外求，無需言詮，但卻學也學不來的。更直接的講，那就是一種真實的民族之愛與人文關懷。但是，我卻不願簡單的將它描繪為一種自由主義的人道襟懷。因為，在許多當代的人道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身上和著述中，我卻感受不到同樣的真摯氣息。我想其間的主要差別是：許多人將「人道襟懷」與「對人的尊重」這些觀念特質，過度的口號化與工具化了。而晏先生卻在他六十餘年的親身實踐中，真正的將這樣的精神內化於衷。因此，在許許多多人忙於做秀、出風頭且洋洋自得之際，我們卻親切的感知到─晏先生是真正與眾不同的。即使他在事業上功敗垂成，即使他一生努力，也搞不過那些權謀家、野心家和政客，但他才是真正的清流、真正的人民的聲音。他並不「代表」人民，也不想代表民意去搞政治，但他卻願意真正下鄉長居，向農民學習請益，並且幫農民解決問題。他是在中國近代史上，很少見的、真正能體會苦力的「苦」和「力」，了解農民對知識的迫切需要的知識份子。這種人，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國─海峽兩岸的中國，各種民主運動者以及各類代表「社會良心」的人士之中，也還是少見的。因為，在後者之中，大多數人不是精英主義者，就是瞧不起農民和勞工的，他們和晏先生絕非同道。
    由於晏陽初極特殊而真摯的人格特質與奮鬥不懈的毅力和智慧，使他在當代中國眾多的鄉村運動者與民主人士中，獨樹一幟。雖然他不贊成共產黨，與國民黨亦不同道，但是他卻能超脫政治的包袱，真正的為生民立命，為勞苦貧弱的大眾請命。由於他的努力，為中國人民向美國請來了為數龐大的經濟援助。一九四七年，美國眾議院通過了「晏陽初條款」(Jimmy Yen Provision)，支持以專款設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雖然晏陽初本人日後並未能在臺灣為農復會貢獻更大的心力，甚至因為人事扞格而不得不將事業移往海外，但他努力於「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的寬宏胸襟，卻是當代中國所罕見的。如果要在當代中國名人中找一位對世界有真正積極貢獻的人物，晏先生可能是最少爭議的一位至佳人選。雖然他個人的事功並不如其他政治人物或文化明星一樣豐偉燦爛，但當蓋棺論定、塵埃漸落之際，晏先生的人格光輝卻逐漸彰顯出來。他人格的平易特質在此，而其中不尋常的現世意義也正在此。

    但是，晏陽初人格特質的根源卻是特殊的。和唐君毅、徐復觀等新儒家相同的是，晏陽初的人文關懷是源自中土大地之母，是來自人文傳統的潛移默化，因此，致良知教、作育新民這些傳統士人的尋常觀念，也就一而再的出現在晏陽初的言談之中。但是，和新儒家不同的是，晏陽初並非研習傳統學問的思想家和學者，相反的，他卻是一個長期接受西方教育、篤信基督教的知識份子。但是，和絕大多數中西湊合、半中半西，或不中不西的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相異，晏陽初卻在中西兩種文化傳統間做了極佳的整合。在中國，他是真正深入民間、體會人民疾苦的平教運動領導人，和窩居在城市，自以為高高在上的西化知識份子全不相類。在西方，他卻又是真正了解西方社會權力運作，並打入上層精英階層，且倍受其尊重的中國社會代言人。這及與對西方一知半解，且處於邊緣地位的假洋鬼子，相距不可以道里計。因此，晏陽初的中西整合是近代中國罕見的成功例子。一方面，他懷抱著基督徒的淑世精神，為中國人，也為全球的貧苦大眾請命。另一方面，他卻是胸襟天下而立足中國，他的最終關懷仍是華北、華南、華中、華西的鄉村社會和同胞子民。神州故土，才是他最深的關切和期待。在臨終前幾年，晏先生終於返回定縣參觀，闊別近四十年的中土大地，雖已面目全非，但仍是他縈懷依戀之所。
    現在，晏陽初先生終因天不假年，告別塵寰，魂歸故國了。但是，當我們讀到晏先生的訃聞時，且不要抱著尋常的態度，輕率的以為這不過是另一位流落他鄉的前賢遺老的仙逝，我們也不要誤以為，這是另一位西化的知識份子的殞落銷亡。面對晏先生這樣一位罕見的長者和智者，我們必須以敬肅的心情，澄清心田裡的一點靈明，敬謹的哀悼一個人文心靈的辭世。雖然從外在事功上判斷，晏先生並不是一位完全成功者，但是，在他一生體現基督博愛精神和儒家仁愛襟懷的具體努力中，我們卻看到了人文精神的高度展現。因此，在晏先生有限的形體生命告別之際，我們必須期待─即使是悲願式的期許─許許多多晏陽初式的人文心靈能在歷經劫難的中國重生。因為，那才是中國的真正希望，也才是一個人文時代得以再生的契機。
「中國論壇」第三四四期，民國七九年二月十日

附錄
晏陽初先生與現代中國
    在中國現代史上，晏陽初先生是一個特殊的典範。在晏先生領導逾六十年的鄉村運動裡，中國知識份子首次打破了傳統士大夫的虛矯格局，親自下鄉，登掘民隱，以實驗與奉獻的精神，試圖為中國億萬的勞苦大眾，開啟一條自力更生之路。河北定縣的十年經驗，不僅結合了晏陽初與許多高級知識份子的精力與心血，而且更為知識份子參與社會的門徑，開創了足供式範的典型。這項鄉村建設的實驗成果，不僅為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華北、華東、華中等地的鄉建運動開啟了先聲，而且更為一九五○年代以後亞、非、拉丁美洲各地的鄉村改造運動，提供了珍貴的範例。在中國知識界的時賢之中，以著書立說而馳名天下者不在少數，以濟世參政而名震當代者亦所在多有，但以犧牲奉獻精神，為勞苦大眾而奮鬥一生，並直接影響到歐美輿論與非西方世界農民生計的知識份子，則非晏先生莫屬。他的不朽貢獻，於此可見。
    晏先生今年已九十高齡，從傳統中國人的觀念看來，含貽弄孫，頤養天年，乃當然之想。但先生卻仍孜孜不倦的在菲律賓的鄉村改造學院，繼續教育與諮詢的工作。這不僅是因他對自己所開創與奉獻的鄉建運動關愛有加，而且也是因為他對全球農民的疾苦未嘗旦夕忘懷。六十三年前，他以這樣的精神在華北開始了平教運動與鄉建計畫；一個甲子之後，他仍秉持著同樣的精神，繼續的在海外為第三世界的勞苦大眾而效命。如果說晏先生在六十歲以前為中國人樹立了可貴的榜樣，那麼他最近三十年的努力更可說是為「世界公民」奠立了不朽的形象。從此點觀之，晏先生無疑是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所罕見的典型。因為他不僅是為中國的農民與平民請命，而且更推而廣之，從全球的層次上，為天下的貧苦民眾開啟了一線生機。
    這線生機的可貴處，不僅在於救濟與賑助苦難中的農民，而更值得珍視的是，由於晏先生的堅執與啟發，使得鄉建運動的著眼點，不在救急解困，而在啟發農民的潛伏力，使其獲得教育知識與科學方法，以改善農民的體魄、農業的技術與農材的組織，從而達成自力提攜、自我鍛鍊的標的。因此，晏先生與一般所謂的「慈善家」絕不相同，他既非豪富，也無資財可供任意恣用，但他卻在有限的資源與特定的時空條件中，為全球的鄉村改造提供了一條根本之途。這不僅是中國知識份子在當今世界的罕有成就，而且更為全球的農民改革運動描繪了一幅革命性的藍圖。晏先生在思想上與實踐上的雙重貢獻，可說是不朽的。
    若從此比較的眼光作進一步的觀察，晏先生的鄉村建設運動與孫中山先生的實業建設計畫可說是一脈相承而異曲同工。近七十年前，孫先生在國內動盪的政局中提出實業計畫，希望藉助於外資的力量，為中國的民生福祉與國家建設帶來實際的成果。因此孫先生不斷在歐美運用其影響力，以圖在列強的資助下，改善淪為次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與國家地位。六十餘年前，晏先生撇開了政治的干擾，一心一意推動平民教育與鄉建計畫，亦是同樣運用西方世界的資助，以圖開啟民眾知與行的途徑，從而改善生計，達到民富國強的目的。雖然中山先生因軍閥的亂政與列強的私心自用而未能竟其功。但他企圖在政治的爭鬥之外，開啟民生建設與經建救國的想法，卻無化是當時的一股清流。同樣的，晏先筠以一介書生的決志決心，撇開政治的干涉，從根本的平民教育問題入手，以期達成開啟民智、改善民生的理想，亦未始不是是一種眾醉我獨醒的作法。然而，更重要的是，晏先生雖然在歐美的財力資助之下，卻能一直超越政治因素的干擾，將其理想付諸實現，並在第三世界建立了鄉陳運動的據點。就此而言，晏先生可說是承繼了孫先生的奮鬥精神，完成了一個中國現代革命實行者的偉大使命。從廣義的社會革命的角度看來，晏先生的確已為全球的鄉建工作與農民運動奠定了穩定的基石。
   從晏陽初先生數十年的奮鬥歷程中，我們深深感覺，「言必行，行必果」，應該是中國知識份子未來努力的一個重要方向。在晏先生九十壽辰之際，我們除了表示深摯的賀忱與敬意外，也想問新一代的中國知識份子：
接棒者何在？
繼起者何人？
「美洲中國時報」民國七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