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二天讀張宏杰的《曾國藩傳》，文字運用，史料編排，論點引述，都無懈可擊。也因此第一次對這位影響中國以及東亞近百餘年歷史的大人物，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與佩服。

曾是所謂中國近代「自強運動」的發端者。篳路藍縷，其中辛苦，幾代之後，後世的我們才撥得開重重「名教」「漢奸」「頑固」的面紗與名障，重新認識這個偉人。

曾是傳統中國禮教出身的知識份子，但他又是心胸開闊，力主學習西方的「進步」知識分子─他提議並促成了中國第一批的，向西方學習的公費留學生，就是所謂「赴美幼童」。這其中的「夷夏大防」的崩解，轉變的心路歷程到底是如何達成的呢？

書裡說，曾國藩的國際觀最初和絕大多數清帝國官僚並沒有什麼兩樣，那就是：天朝高高在上，外夷自應該俯首稱臣。

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人在北京的曾國藩，於家書中多次提到這場戰爭。他說：

「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遊弋。聖恩寬大，不欲速遽彰天討。命大學士琦善往廣東查辦，乃逆性同犬羊，貪求無厭。」

直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陷京師，皇帝出逃，圓明園被焚時，他還是稱西方人為「夷」的：

「接恭親王咨文……夷氛逼近京城僅二十里，為之悲泣，不知所以為計。」
「接胡宮保信，知京城業被逆夷闌入，淀園亦被焚，傷痛之至，無可與語。」

當曾國藩在南方看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北京條約》的具體條款，不覺嗚咽失聲，老淚縱橫：「閱之，不覺嗚咽，比之五胡亂華，氣象更加難堪。」

漸漸地，曾國藩認識到，洋人是比太平天國更大也更為根本的禍患。他清楚地認識到：洋人，是東亞舞臺上新出現的事物。「這些金髮碧眼的傢伙，不同於歷史上的匈奴和蒙古。他們穿著的不是骯髒的獸皮而是筆挺的西服，他們乘的不是草原馬而是來去如風的艦船，他們手裡拿的不是弓箭而是威力強大的新式武器。他們不是在草原遭遇雪災時才南下，而是如潮水一樣不停地拍打著中國脆弱的海岸線，隨時可能再次淹沒中國。」 (引文)

因此，一想到他們，曾國藩就睡不著覺。如他在日記中的記載：「四更成眠，五更復醒，念夷人縱橫中原，無以禦之，為之憂悸。」

那怎麼辦呢？關上門不讓他們進來？還是低下頭，乾脆催眠自己：這些威脅其實不是真的，並不存在？還是，應該停止妖魔化，尊重「他們也是人」，試著開始了解，並進而求同存異？

其實在此之前，曾國藩通過一件「小事」，已經感覺到這些洋人的與眾不同之處。書裡說：

咸豐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發了小刀會起義，在混亂期間，上海海關運轉失靈，海關官員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隻還在港口等待，貿易還是得繼續進行。英、法、美三國的領事商量了一下，決定三國各派一人，成立了稅務司 ，「代替中國政府」管理上海海關。

這顯然是對中國主權的一種嚴重侵犯。不過令中方官員意外的是，外國人居然能誠實認真地收稅。過了兩年，上海收復，外國人居然將他們管理時收到的稅款七十餘萬兩白銀，移交給清政府。而且，在外國人的管理下，上海海關貪污腐敗明顯減少，徵收額明顯上升。「稅收大增，政府善之。」(引文終)

曾國藩自己感歎：「(西方人) 雖商賈之國，頗有君子之行。」他又看到：西洋各國協助中國管理稅關，廉明有效，收到的稅款居然比清朝收到的多兩倍甚至三倍，於是「即令滬、鎮、潯、漢凡有領事官之處，皆我國令管關者，一體稽查，一體呈驗，正稅，子稅，較我金之科則業已倍之三之，在彼固自謂仁至義盡矣。」

這是後來清政府全面委任由外國人代管中國海關行政的原因，最高長官稱「總稅務司」，意即「總司海關稅務之 事」，實際上全權負責管理海關事務。

不過，西方各國在一開始也怕觸動中國人的敏感神經：

外國人管理中國政府事務，這當然是西方侵犯中國主權的一個鐵證。但是清朝政府在這件事情上並非完全出於被動。在英國外交官威妥瑪與清朝總理衙門大臣文祥談論海關改革事宜之時，威妥瑪曾表示，如果能「按外國制度越來越劃一推行」中國海關的改革，並不一定要由英國人來管理，「中國盡可以雇用中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等等」。

沒想到深諳中華「優良傳統」的文祥馬上回答：

「用中國人不行，因為顯然他們都不按照實數目呈報」，並且以原來管理上海海關的官員為例，說他近三年來根本沒有報過一次帳。

後來當英國人赫德 (註：他後來長期擔任總稅務司，可說一手建立了中國的海關制度) 來到北京，與恭親王奕訢具體談到海關改革時，「恭親王與赫德談了一些中國官場上極為敏感的話題」。

恭親王說，中國官員幾乎無人可信。對比之下，外國人的報告較為可靠。(引文終)

看著中國官方關於疫情的統計數據，我好像有了些跟奕訢文祥一般的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