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在魯昭公的年代，記載了二次政府訂定成文刑法的事。大體上，左傳都以儒家的仁政思想出發，對立法抱著批評的態度：覺得如果守住禮制，讓人民自動自發地心悅誠服，比起威嚇式的刑法來的好得多。

第一則在魯昭公六年 (西元前536年)。該年鄭國在大政治家子產的主持下，開始將刑法鑄在鼎上，以做為國家的常規法律。晉國的叔向便寫信給子產，表達他對此事的意見。

叔向認為使用嚴刑峻法並不能解決問題，他警告徒用法律威嚇的後果：「亂獄滋豐，賄賂並行」；還說：恐怕在子產的有生之年，鄭國可能就要衰微了。

他並說：國家將要滅亡的時候，必然會出現許多無謂的制度與立法─或許就應在子產鑄鼎這件事上吧。(「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第二則在魯昭公二十九年。該年冬天，晉國的趙鞅與荀寅，鑄「刑鼎」，把之前制定過的法律鑄在銅鼎上，使民眾知所遵行。

孔子聽到了這個消息，感嘆道：「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大意是，晉國失去了它的祖先─從西周的唐叔承繼而來的立國精神了啊。

複習一下這二則左傳故事的名言佳句：一是「國將亡，必多制」；還有「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寫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