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編者按：大陸作家余杰等在港訪問時參加台灣作家龍應台的一次演講會，與主持人發生分歧，本文記述經過，並對香港某些文化人提出批評，也評論了龍應台以雙重標準對中共專制保持沉默。
    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龍應台女士到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一次座談會。我恰好與會，第一次見到了這位當年以一把「野火」燒遍台灣的著名知識分子。這天晚上，龍應台演講的題目是「文人參政的感想」，她首次在公共場合回顧了自己做台北市文化局局長三年半的經曆，談到了一個天真的文人加入到龐大的權力結構和官僚體系之后的困惑、痛苦與掙扎。近一個小時的主題演講結束之后，是聽眾提問的時間。在座的幾位香港的大學教授，都對龍應台的談話竭盡恭維之語。而我認為這場演講比較平淡，並未顯示出龍應台應有的銳利與鋒芒。在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中，龍應台對台灣和香港的政治有諸多不留情面的批評，卻對大陸的情況閃爍其辭。                                                            

    在多位學生和學者提問之后，幾位同時與會的朋友希望我也參與提問，並把麥克風塞到我手中。這些年來，我一直都很關注龍應台的文章和思想脈絡，於是便提出了一個長期以來很感興趣的問題：「龍女士，您在以往的文章和今天晚上的演講中，把『知識分子』定義為『批判現實、特立獨行、體現社會良心』的一群人。您還多次使用『中華文化』的概念，對自己的定位不是『台灣知識分子』，而是『中華知識分子』。這說明您希望自己是一位有大胸襟和大關懷的知識分子。在今晚的談話中，您用了許多尖銳的言辭批評台灣政府及陳水扁、連戰等政治人物，對香港政府也有諸多的批評意見。但您似乎沒有批評過中國大陸的情況，我想知道這是甚麼原因。」
    為了讓問題顯得「溫和」一些，我回避了自己經常使用的「中共專制政權」的說法，而用了「中國大陸」這個中性的詞語。然而，讓我沒有想到的情況發生了：我的提問話音剛落，充當主持人的、也是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樓總經理的某先生（后來我才得知此人還是香港藝術局的委員）立即宣布：「我們與龍應台女士的交流，以后還有很多機會。由於時間關係，這個問題就不用回答了吧。」聽到這兩句話，我感到非常震驚：這難道不是一次平等對話的沙龍嗎？龍應台女士當然有權利不回答我的問題，但作為主持人絕對不應當帶頭破坏「游戲規則」，越俎代庖地宣布哪個問題可以回答、哪個問題不可以回答。我在大陸若干所大學講演的時候，學生提問的紙條經常遭到主持人的「甄別」，比如涉及到政府腐敗、「六四」和法輪功等問題的紙條，通常會被主持人「攔截」。對此，我不斷表示強烈抗議，但今天，在號稱言論自由的香港，尤其是在以學術自由為首要原則的香港的著名大學，居然發生類似情況，的確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盡管如此，頗有風度的龍應台並沒有理會主持人的阻止，還是回答了我的問題。在此問題結束之后，這位主持人立即改用廣東話主持會議。我對某些香港文化人的狹隘和膽怯深感遺憾，雖然二十三條已經被無限期擱置，但某些有身份的香港人已然比大陸知識分子還要深味「自律」之道。
龍應台從三方面響應批評
對於我的問題，龍應台在回答中，她也坦陳自己在討論兩岸三地問題時的某種尷尬狀態，她使用的不是同一個尺度的尺子。
龍應台回答的第一個原因是：「我生長在台灣，對台灣的情況很熟悉，所以我能夠用最尖銳的語言來批評台灣。但是，我沒有在大陸生活過，對大陸不熟悉，所以我無法更多地批評大陸，我不能在評論我不熟悉的地方的時候把話說得太滿。」我不同意這個說法。我認為，身處海外不足以成為回避批評大陸的借口。【1】首先，中共政權的專制、腐敗與殘暴，是連文盲也知道的事實，也是無須經過深入的「田野調查」就明白的「常識」。它並沒有龍女士所說的那麼「復雜」。豈能用「不熟悉」來輕輕帶過？
【2】其次，今天資訊的發達，以及世界日益變成「地球村」的現實，使得兩岸三地的聯系與交流日益緊密。在此背景下，中共的獨裁統治不僅傷害到大陸自身，還波及香港和台灣。最典型例子的便是去年發生的薩斯事件。中共政權不僅長期掩蓋疫情，導致病毒傳播到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各國；而且阻止世界衛生組織對台灣實施幫助。一貫以敢言著稱的龍女士，為何對中共政權的低能、愚蠢和冷酷一言不發呢？
【3】第三，我曾讀過龍女士寫的一本名叫《這個動蕩的世界》的作品，描述了前東德共產政權的無孔不入的特務統治：有四分之一的東德公民是祕密警察或線民。其實，龍女士本人也沒有在共產黨時代的東德生活過。然而，她卻能根據各種資料和採訪記錄，寫出了這本揭露其制度之暴虐和邪惡的好書。那麼，龍女士經常往來於大陸，對其政權性質與民眾的苦難生活也應感同身受。那麼，她為甚麼除了淡淡地批評一下「上海小男人」之外，卻長久地對大陸的專制制度保持沉默呢？
龍女士解釋的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從策略的層面展開。她說：「我當年的《野火集》在台灣引起轟動，是因為能在《中國時報》這樣一個強勢媒體上一篇篇地發表出來。否則，沒有那麼多的讀者讀到，它就不會發揮那麼大的功用了。因此，從操作層面來說，我們必須考慮到應當把話說到甚麼程度的問題，不能說一句話就被人家把嘴封住了。」
我理解龍女士的良苦用心。我當然知道，今天批評大陸的中共政權，確實比昨天批評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要冒更大的風險，但我也知道，今天發表批判大陸現狀的文章，已經有了一點點的空間。「文革」結束之后二十多年來，經過大陸知識分子前赴后繼地爭取和抗爭，像鐵屋子一樣的極權主義體制已經被擠開了一道門縫。因此，在考慮到一定策略的前提下，某些批評是可以進行的，還不至於會危及批評者人身安全。更何況，龍應台還具有海外身份，相對於大陸知識分子來說更為安全。
因此，我個人認為：龍女士在此問題上採取了一種「防衛過度」的策略。一旦策略壓倒了價值立場、對策略的考慮超過了對價值立場的堅守，那麼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又體現在哪里呢？
龍應台解釋的第三個方面的原因是：「我身處兩岸三地的復雜局面之中，我的批評文章可能會遭到權力者的誤解和扭曲。比如，我批評台灣政治的文字，在大陸會被摘錄出來無限放大，而我批評大陸的段落卻被刪掉了。同樣，我批評大陸的文字，在台灣也會被放大。因此，我在寫作的時候不得不更加謹慎。」
這個說法依然是一種搪塞之詞。首先，在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一個政府或政權已經無法隨心所欲地竄改、扭曲一個知識分子的思想了。比如，在大陸的傳統媒體上發表文章，通常會遭到編輯和新聞檢查官們的精心刪改，刪改掉的往往都是最為關鍵的地方。但是，作者很容易立即將全文在網絡上發表出來，讓許許多多讀者同步讀到文章的原貌。何況龍女士如此知名，她的聲音並不易封殺。
其次，龍女士為甚麼在批評台灣、香港的政治人物時會脫口而出，而對大陸高層的批評卻吞吞吐吐？很明顯，龍女士對「可以批評的政府」大膽批評，而對「不可以批評的政府」斟酌再三。她清楚知道，陳水扁和董建華盡管可能聽不進去她的批評，卻無法運用權力手段來對她實施壓制和迫害；但是，大陸對她這樣禮遇有加的客人，也隨時存在著「變臉」的可能。因此，她必須對中共「謹慎」，而無須對港台「謹慎」。這難道不是一種高級的「欺軟怕硬」嗎？因此，在大陸她可以在央視露面，也可以出版多種作品。龍應台女士頻頻造訪大陸，享受眾星捧月般的待遇。「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是中共無孔不入的「統戰」政策的一個部份，中共將她作為「高級統戰花瓶」來看待。
野火集的龍應台已隱入曆史深處？
在我看來，一個優秀的知識分子，一個秉承廣闊的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應當是自由、民主、人權和博愛這些偉大的價值的忠實而堅貞的持有者，也應當是所有專制、極權、腐敗和殘暴的社會制度的嚴厲而勇敢的批判者。
在座談會上，有一位中文大學的學生提到了龍應台在台灣倡議建造「二二八紀念館」一事，並對她表達了由衷的欽佩。我立即想到了與「二二八」同樣慘絕人寰的「六四」大屠殺。如果一個動輒談論「大中華文化」、並以「中國人」自居的知識分子，在寫下十篇有關「二二八」的文章的時候，是否也應當寫下一篇關於「六四」的文章？
第二天，據朋友告訴我：在我們離場之后，龍應台女士先后兩次強調，她寫過若干批評大陸官方的文章，但都無法在大陸發表。看來，她還是很在意我的質疑，她不願意給大家留下「怯懦」的印象。但是，即便有這樣零星的文章，在海外的報刊和網絡上亦難覓「芳蹤」，這種狀況當然不能歸咎於傳播的「受限」。
當年，那個寫《野火集》的龍應台，那個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說出皇帝甚麼都沒有穿的孩子的龍應台，似乎已經隱沒在曆史深處；今天，坐在這里的這位中年女性，熱衷於談論雲山霧罩的「文化」話題，儼然是一位職業化的演講家。老實說，在台灣的三位杰出的「批判型」的知識分子柏楊、李敖和龍應台當中，我個人對龍應台的人品和文章評價最高。作為一名讀者和后輩，我對她有著更高的期許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希望龍應台女士不要變得「成熟」與「圓滑」，而能保持她特有的、寶貴的勇氣與毅力，繼續對包括中共在內的一切專制與極權的社會展開鋒利而持久的批評。當然，我最想強調的是，這僅僅是我個人對龍女士的期許而已，我也無意強人所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