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格利茨:終結IMF一家獨大----21世紀經濟報導
2009/03/2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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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19 李關雲 【21世紀經濟報導】史蒂格利茨向本報記者表示,今年是50年來第一次全球經濟負增長,這也是全球化時代遭遇的第一次經濟危機;要走出衰退,各國必須攜手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東南亞各國還可以依靠出口增長迅速走出衰退,但這一次全球步入衰退,不可能依靠出口。”史蒂格利茨說。除了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對全球金融體系的衝擊之外,史蒂格利茨認為,宏觀經濟層面的一些深層次原因,也是本次全球經濟衰退的根源所在。他指出,“根本問題是全球需求不足,現在資金從發展中國家匯聚到美國,由美國來拉動消費,這肯定是不可持續的。”全球需求不足問題與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有關,史蒂格利茨認為,“當時世界銀行和IMF處理得很糟糕,發展中國家認為必須要積累外匯儲備。一個東南亞國家的首相非常坦白地說,1997年金融危機讓他們認識到,如果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一旦陷入支付危機而向IMF求救,其附加條款要求的一系列緊縮政策會讓本國經濟長期衰退。”單個國家的理性決策,導致全球都在積累資金,而不是進行消費。這就導致全球最富裕的美國,需要入不敷出的花錢,今天去花明天的錢,從而保證全球經濟正常運轉。史蒂格利茨說,“這種增長模式本身就是畸形的,這才是最根本的問題。”那麼,如何解決這些全球經濟根本性的問題?現有的解決危機的機制是否有效?在對史蒂格利茨採訪之中,本報記者試圖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拒絕IMF的理由 《21世紀》:在3月14日 召開的G20財長會議上,中國也與其它成員國一樣,承諾為IMF提供更多資金,你如何評價中國的這個決定?
史蒂格利茨:我覺得中國更應該為新的援助機制,或者區域性的貨幣共同基金提供資金,而不是把錢給IMF。
《21世紀》:你在演講中提到,全球需求不足是此次經濟衰退的根源,有能力的國家必須幫助那些缺乏資金的發展中國家刺激經濟,但你又強調各國向IMF提供資金並非最佳選擇,這是為什麼?
史蒂格利茨:我們需要讓分配救助資金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以往我們給予IMF這個機構過大的權力。而IMF自身在治理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他們一直在倡導去監管化,而這正是這一輪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而IMF以前的貸款一般都有附加條款要求實行緊縮性貨幣和財政政策,正因為這些附加條件,實際上很多國家在需要資金的時候並不情願去找IMF。而我們需要所有的國家都採取擴張性的政策來應對全球需求不足,這樣就有必要去創造新的援助貸款機制,建立新的國際貨幣貸款機構。
考慮注資區域性的貨幣穩定基金
《21世紀》:但如果不對IMF注資的話,各國還有其他選擇嗎?你認為將由什麼機構來代替IMF實施資金管理的職能?
史蒂格利茨:作為聯合國大會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協會專家組的主席,我非常樂意向願意出資的各國推荐這個機構。我們正在做一項研究報告,去探討進行這一項變革的具體步驟。在新貸款機制的監管體制方面,我們會廣泛考慮發展中國家以及出資者的利益。比如,“國家事務不受外部干擾”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原則,但IMF就沒有很好地尊重這個原則。所以,我覺得中國至少應該找一個尊重自己基本原則的機構進行注資。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聯合起來,完全可以迅速建立一個新的貸款機制。
我覺得中國提供資金幫助別國刺激經濟是必不可少的,但這種援助模式必須要有可持續性,也符合中國一直以來所要求的基本原則。如果新的貸款機制不能迅速建立,中國可以先考慮一些區域性的貨幣穩定基金,比如清邁協議所倡導建立的亞洲區域性外匯儲備基金(規模確定為1200億美元,但由於中、日、韓三方出資比率尚未確定,還未注資),再比如南美洲部分國家組建的共同外匯儲備基金FLAR。這些基金都能夠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融資渠道。
《21世紀》:你率領的聯合國專家組正在尋求更好的調動貸款機制,目前是否已經有了一個具體的計劃?
史蒂格利茨:我們在未來幾周內就會做出一個方案,目前還不方便透露。
創造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
《21世紀》:你目前就職的聯合國大會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協會,是否打算建立一個新的IMF?
史蒂格利茨:不是新的IMF,我們希望所建立的機構的職責不會像IMF那麼廣,而是專注於建立國際貨幣儲備體系。
《21世紀》:你既然認為美元本位的外匯儲備體系問題很大,歐元、美元二元儲備體系則更加糟糕,那麼你如何定義理想中的外匯儲備體系?
史蒂格利茨:我說的這個全球外匯儲備系統,有一點類似於IMF的特別提款權(SDR),這是一種新的信用貨幣,但並非由IMF所主導。類似於清邁協議那樣,各國按照份額注入資金,為國際社會提供一個渠道來創造一種新的全球硬通貨,各國持有這種新的貨幣,並且承諾進行兌換。現在的SDR在外匯儲備中所起的作用太小了,我們要更加頻繁的利用這種新創造的國際貨幣來平衡國際收支,而且以前SDR在分配上傾向於發達國家,未來的國際貨幣的份額應該更加公平地進行分配。
《21世紀》:如何建立這一個全新的全球貨幣體系?是自上而下地簽訂全球統一協定,還是自下而上從區域性貨幣基金入手逐漸走向聯合?你認為走哪一條路的成功率比較高?
史蒂格利茨:簽訂全球協定建立統一的全球貨幣體系肯定是最理想的模式,但從清邁協議和南美洲FLAR起步的可操作性要高很多。因為,美國肯定會拒絕放棄發行美元這種貨幣從而以低成本獲得各國資金的資格。但反過來看,如果所有國家都選擇了新的貨幣體系,美國的那個優勢也就自然喪失了。
G20峰會或將受阻於“細節裡的魔鬼”
《21世紀》:你對4月份即將召開的20國集團(G20)峰會有什麼預期?各國是否能夠達成一些實質性的合作框架,來扭轉全球經濟衰退?
史蒂格利茨:我相信他們肯定會提出一些合作機制,會談經濟刺激計劃的必要性、加強監管的必要性、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必要性,但他們能做的也就僅此而已。我的意思是,各國將很難針對一些複雜問題達成共識,比如說加強監管的程度方面,歐洲期望的監管強度肯定要比美國高,二者很難協調。各國都會宣稱歡迎強勁的經濟刺激計劃,但我們很難去量化評估全球經濟刺激計劃之中各國所做的貢獻。
就算是美國這一個國家,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在刺激經濟方面都會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聯邦政府現在推出兩年80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增加開支,但根據最近的預測數據,各個州政府每年的收入總共要減少1500~2000億美元,其支出也將相應減少。兩相抵消之後,美國每年經濟刺激計劃僅有2000億美元,不足GDP的2%,遠遠不夠。
而世界各國都會從各自的國家利益出發,那就更難達成一致。各國都會同意說要幫助發展中國家,但我覺得美國更願意說,IMF應該從更多國家借錢來幫助美國,我覺得在一些重要的細節問題上,G20很難達成共識。
《21世紀》:G20各國為何會產生這些分歧?
史蒂格利茨:產生分歧是可以理解的。第一、發達工業國家希望支持IMF,因為這是由他們控制的,他們甚至宣稱IMF是他們的機構;第二,美國希望IMF向其他國家募資,但問題是其他國家為什麼要向IMF這樣一個理念與本國差異巨大的機構提供資金?
全球需求不足問題與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有關,史蒂格利茨認為,“當時世界銀行和IMF處理得很糟糕,發展中國家認為必須要積累外匯儲備。一個東南亞國家的首相非常坦白地說,1997年金融危機讓他們認識到,如果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一旦陷入支付危機而向IMF求救,其附加條款要求的一系列緊縮政策會讓本國經濟長期衰退。”單個國家的理性決策,導致全球都在積累資金,而不是進行消費。這就導致全球最富裕的美國,需要入不敷出的花錢,今天去花明天的錢,從而保證全球經濟正常運轉。史蒂格利茨說,“這種增長模式本身就是畸形的,這才是最根本的問題。”那麼,如何解決這些全球經濟根本性的問題?現有的解決危機的機制是否有效?在對史蒂格利茨採訪之中,本報記者試圖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拒絕IMF的理由 《21世紀》:在3月14日 召開的G20財長會議上,中國也與其它成員國一樣,承諾為IMF提供更多資金,你如何評價中國的這個決定?
史蒂格利茨:我覺得中國更應該為新的援助機制,或者區域性的貨幣共同基金提供資金,而不是把錢給IMF。
《21世紀》:你在演講中提到,全球需求不足是此次經濟衰退的根源,有能力的國家必須幫助那些缺乏資金的發展中國家刺激經濟,但你又強調各國向IMF提供資金並非最佳選擇,這是為什麼?
史蒂格利茨:我們需要讓分配救助資金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以往我們給予IMF這個機構過大的權力。而IMF自身在治理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他們一直在倡導去監管化,而這正是這一輪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而IMF以前的貸款一般都有附加條款要求實行緊縮性貨幣和財政政策,正因為這些附加條件,實際上很多國家在需要資金的時候並不情願去找IMF。而我們需要所有的國家都採取擴張性的政策來應對全球需求不足,這樣就有必要去創造新的援助貸款機制,建立新的國際貨幣貸款機構。
考慮注資區域性的貨幣穩定基金
《21世紀》:但如果不對IMF注資的話,各國還有其他選擇嗎?你認為將由什麼機構來代替IMF實施資金管理的職能?
史蒂格利茨:作為聯合國大會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協會專家組的主席,我非常樂意向願意出資的各國推荐這個機構。我們正在做一項研究報告,去探討進行這一項變革的具體步驟。在新貸款機制的監管體制方面,我們會廣泛考慮發展中國家以及出資者的利益。比如,“國家事務不受外部干擾”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原則,但IMF就沒有很好地尊重這個原則。所以,我覺得中國至少應該找一個尊重自己基本原則的機構進行注資。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聯合起來,完全可以迅速建立一個新的貸款機制。
我覺得中國提供資金幫助別國刺激經濟是必不可少的,但這種援助模式必須要有可持續性,也符合中國一直以來所要求的基本原則。如果新的貸款機制不能迅速建立,中國可以先考慮一些區域性的貨幣穩定基金,比如清邁協議所倡導建立的亞洲區域性外匯儲備基金(規模確定為1200億美元,但由於中、日、韓三方出資比率尚未確定,還未注資),再比如南美洲部分國家組建的共同外匯儲備基金FLAR。這些基金都能夠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融資渠道。
《21世紀》:你率領的聯合國專家組正在尋求更好的調動貸款機制,目前是否已經有了一個具體的計劃?
史蒂格利茨:我們在未來幾周內就會做出一個方案,目前還不方便透露。
創造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
《21世紀》:你目前就職的聯合國大會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協會,是否打算建立一個新的IMF?
史蒂格利茨:不是新的IMF,我們希望所建立的機構的職責不會像IMF那麼廣,而是專注於建立國際貨幣儲備體系。
《21世紀》:你既然認為美元本位的外匯儲備體系問題很大,歐元、美元二元儲備體系則更加糟糕,那麼你如何定義理想中的外匯儲備體系?
史蒂格利茨:我說的這個全球外匯儲備系統,有一點類似於IMF的特別提款權(SDR),這是一種新的信用貨幣,但並非由IMF所主導。類似於清邁協議那樣,各國按照份額注入資金,為國際社會提供一個渠道來創造一種新的全球硬通貨,各國持有這種新的貨幣,並且承諾進行兌換。現在的SDR在外匯儲備中所起的作用太小了,我們要更加頻繁的利用這種新創造的國際貨幣來平衡國際收支,而且以前SDR在分配上傾向於發達國家,未來的國際貨幣的份額應該更加公平地進行分配。
《21世紀》:如何建立這一個全新的全球貨幣體系?是自上而下地簽訂全球統一協定,還是自下而上從區域性貨幣基金入手逐漸走向聯合?你認為走哪一條路的成功率比較高?
史蒂格利茨:簽訂全球協定建立統一的全球貨幣體系肯定是最理想的模式,但從清邁協議和南美洲FLAR起步的可操作性要高很多。因為,美國肯定會拒絕放棄發行美元這種貨幣從而以低成本獲得各國資金的資格。但反過來看,如果所有國家都選擇了新的貨幣體系,美國的那個優勢也就自然喪失了。
G20峰會或將受阻於“細節裡的魔鬼”
《21世紀》:你對4月份即將召開的20國集團(G20)峰會有什麼預期?各國是否能夠達成一些實質性的合作框架,來扭轉全球經濟衰退?
史蒂格利茨:我相信他們肯定會提出一些合作機制,會談經濟刺激計劃的必要性、加強監管的必要性、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必要性,但他們能做的也就僅此而已。我的意思是,各國將很難針對一些複雜問題達成共識,比如說加強監管的程度方面,歐洲期望的監管強度肯定要比美國高,二者很難協調。各國都會宣稱歡迎強勁的經濟刺激計劃,但我們很難去量化評估全球經濟刺激計劃之中各國所做的貢獻。
就算是美國這一個國家,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在刺激經濟方面都會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聯邦政府現在推出兩年80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增加開支,但根據最近的預測數據,各個州政府每年的收入總共要減少1500~2000億美元,其支出也將相應減少。兩相抵消之後,美國每年經濟刺激計劃僅有2000億美元,不足GDP的2%,遠遠不夠。
而世界各國都會從各自的國家利益出發,那就更難達成一致。各國都會同意說要幫助發展中國家,但我覺得美國更願意說,IMF應該從更多國家借錢來幫助美國,我覺得在一些重要的細節問題上,G20很難達成共識。
《21世紀》:G20各國為何會產生這些分歧?
史蒂格利茨:產生分歧是可以理解的。第一、發達工業國家希望支持IMF,因為這是由他們控制的,他們甚至宣稱IMF是他們的機構;第二,美國希望IMF向其他國家募資,但問題是其他國家為什麼要向IMF這樣一個理念與本國差異巨大的機構提供資金?
《21世紀》:在3月14日 召開的G20財長會議上,中國也與其它成員國一樣,承諾為IMF提供更多資金,你如何評價中國的這個決定?
史蒂格利茨:我覺得中國更應該為新的援助機制,或者區域性的貨幣共同基金提供資金,而不是把錢給IMF。
《21世紀》:你在演講中提到,全球需求不足是此次經濟衰退的根源,有能力的國家必須幫助那些缺乏資金的發展中國家刺激經濟,但你又強調各國向IMF提供資金並非最佳選擇,這是為什麼?
史蒂格利茨:我們需要讓分配救助資金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以往我們給予IMF這個機構過大的權力。而IMF自身在治理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他們一直在倡導去監管化,而這正是這一輪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而IMF以前的貸款一般都有附加條款要求實行緊縮性貨幣和財政政策,正因為這些附加條件,實際上很多國家在需要資金的時候並不情願去找IMF。而我們需要所有的國家都採取擴張性的政策來應對全球需求不足,這樣就有必要去創造新的援助貸款機制,建立新的國際貨幣貸款機構。
考慮注資區域性的貨幣穩定基金
《21世紀》:但如果不對IMF注資的話,各國還有其他選擇嗎?你認為將由什麼機構來代替IMF實施資金管理的職能?
史蒂格利茨:作為聯合國大會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協會專家組的主席,我非常樂意向願意出資的各國推荐這個機構。我們正在做一項研究報告,去探討進行這一項變革的具體步驟。在新貸款機制的監管體制方面,我們會廣泛考慮發展中國家以及出資者的利益。比如,“國家事務不受外部干擾”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原則,但IMF就沒有很好地尊重這個原則。所以,我覺得中國至少應該找一個尊重自己基本原則的機構進行注資。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聯合起來,完全可以迅速建立一個新的貸款機制。
我覺得中國提供資金幫助別國刺激經濟是必不可少的,但這種援助模式必須要有可持續性,也符合中國一直以來所要求的基本原則。如果新的貸款機制不能迅速建立,中國可以先考慮一些區域性的貨幣穩定基金,比如清邁協議所倡導建立的亞洲區域性外匯儲備基金(規模確定為1200億美元,但由於中、日、韓三方出資比率尚未確定,還未注資),再比如南美洲部分國家組建的共同外匯儲備基金FLAR。這些基金都能夠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融資渠道。
《21世紀》:你率領的聯合國專家組正在尋求更好的調動貸款機制,目前是否已經有了一個具體的計劃?
史蒂格利茨:我們在未來幾周內就會做出一個方案,目前還不方便透露。
創造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
《21世紀》:你目前就職的聯合國大會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協會,是否打算建立一個新的IMF?
史蒂格利茨:不是新的IMF,我們希望所建立的機構的職責不會像IMF那麼廣,而是專注於建立國際貨幣儲備體系。
《21世紀》:你既然認為美元本位的外匯儲備體系問題很大,歐元、美元二元儲備體系則更加糟糕,那麼你如何定義理想中的外匯儲備體系?
史蒂格利茨:我說的這個全球外匯儲備系統,有一點類似於IMF的特別提款權(SDR),這是一種新的信用貨幣,但並非由IMF所主導。類似於清邁協議那樣,各國按照份額注入資金,為國際社會提供一個渠道來創造一種新的全球硬通貨,各國持有這種新的貨幣,並且承諾進行兌換。現在的SDR在外匯儲備中所起的作用太小了,我們要更加頻繁的利用這種新創造的國際貨幣來平衡國際收支,而且以前SDR在分配上傾向於發達國家,未來的國際貨幣的份額應該更加公平地進行分配。
《21世紀》:如何建立這一個全新的全球貨幣體系?是自上而下地簽訂全球統一協定,還是自下而上從區域性貨幣基金入手逐漸走向聯合?你認為走哪一條路的成功率比較高?
史蒂格利茨:簽訂全球協定建立統一的全球貨幣體系肯定是最理想的模式,但從清邁協議和南美洲FLAR起步的可操作性要高很多。因為,美國肯定會拒絕放棄發行美元這種貨幣從而以低成本獲得各國資金的資格。但反過來看,如果所有國家都選擇了新的貨幣體系,美國的那個優勢也就自然喪失了。
G20峰會或將受阻於“細節裡的魔鬼”
《21世紀》:你對4月份即將召開的20國集團(G20)峰會有什麼預期?各國是否能夠達成一些實質性的合作框架,來扭轉全球經濟衰退?
史蒂格利茨:我相信他們肯定會提出一些合作機制,會談經濟刺激計劃的必要性、加強監管的必要性、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必要性,但他們能做的也就僅此而已。我的意思是,各國將很難針對一些複雜問題達成共識,比如說加強監管的程度方面,歐洲期望的監管強度肯定要比美國高,二者很難協調。各國都會宣稱歡迎強勁的經濟刺激計劃,但我們很難去量化評估全球經濟刺激計劃之中各國所做的貢獻。
就算是美國這一個國家,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在刺激經濟方面都會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聯邦政府現在推出兩年80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增加開支,但根據最近的預測數據,各個州政府每年的收入總共要減少1500~2000億美元,其支出也將相應減少。兩相抵消之後,美國每年經濟刺激計劃僅有2000億美元,不足GDP的2%,遠遠不夠。
而世界各國都會從各自的國家利益出發,那就更難達成一致。各國都會同意說要幫助發展中國家,但我覺得美國更願意說,IMF應該從更多國家借錢來幫助美國,我覺得在一些重要的細節問題上,G20很難達成共識。
《21世紀》:G20各國為何會產生這些分歧?
史蒂格利茨:產生分歧是可以理解的。第一、發達工業國家希望支持IMF,因為這是由他們控制的,他們甚至宣稱IMF是他們的機構;第二,美國希望IMF向其他國家募資,但問題是其他國家為什麼要向IMF這樣一個理念與本國差異巨大的機構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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