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1992至2025年印太地區海底電纜集中與主要戰略水道。圖中顯示既有路線高度聚集於紅海、阿曼灣、馬六甲海峽、南海與呂宋海峽等水域，並集中在新加坡、香港、孟買等登陸城市。資料與圖像來源：Darshana M. Baruah and Virpratap Vikram Singh, “New geographies: submarine cables in the Indo-Pacific,” IISS, September 2026；原圖由 IISS Charting Cyberspace 製作。
一、前言:
國際戰略研究所 IISS 的達爾沙納.巴魯阿(Darshana M. Baruah)博士撰寫並檢視1992至2030年間印太地區170條國際海底電纜，其中截至2025年12月已有122條建成，另以2022至2030年間70條已完成或規劃中的電纜，觀察新興路線與登陸城市。文章的分析方法很直觀：把跨海資料流重新畫回地圖，從航線、海峽、登陸站與所有權，找出數位基礎設施的集中點與轉移方向。這種方式的優點，是把看不見的網路流量轉化為可以理解的戰略地理。它也提醒讀者，所謂「雲端」並不漂浮在空中。大多數跨境資料仍須經由海床上的光纖、沿岸登陸站、陸上回傳網路及資料中心。任何一段受到地震、拖錨、施工事故、破壞或戰爭影響，後端應用即使再先進，也可能面臨延遲、壅塞或服務中斷。
二、核心的論點
海纜是數位世界的實體骨架
先從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出發：海底電纜承載超過99%的網路流量。電纜為降低成本與延遲，長期傾向採取最有效率的路線，因此往往與傳統航道相近，並穿越荷姆茲、馬六甲等海上咽喉。效率帶來規模經濟，卻也造成集中風險；當大量電纜共享狹窄海域、相近海床或少數登陸城市，一次區域性事件就可能影響多條系統。 傳統節點的集中仍然明顯 截至2025年，印太122條既有國際電纜大體沿著傳統路線。登陸數量最多的十個城市包括新加坡、香港、孟買、巴淡島、富查伊拉、雪梨、吉布地、吉達、上海與日本志摩。其中新加坡有32條、香港有14條。這些城市多半同時是港口、金融或商業中心，顯示數位基礎設施長期依附既有全球化節點。重點不是城市排名本身，而是集中度：越多系統匯聚同一地點，平時越有效率，危機時越容易形成單點或共同故障。
咽喉不只在海峽，也存在於海上走廊 進一步把視野從著名海峽擴大到若干高密度海上走廊，包括印度外海的拉克沙群島海、菲律賓外海的呂宋海峽、南海、阿曼灣、紅海與日本伊豆群島。這個觀察很重要，因為海纜的脆弱點不一定與軍事學或航運研究中的咽喉完全重合。某些海域未必是大型商船的唯一通道，卻可能因大量電纜平行穿越而成為「水下資料咽喉」。
新路線正在迴避南海 2022至2030年的新系統顯示，洛杉磯、清奈、塞拉萊與台灣頭城等城市更頻繁成為登陸點。部分規劃中的系統改走較靠近菲律賓專屬經濟區的路線，已建成的則分別經望加錫海峽與班達海前往新加坡。背後原因不只是工程選擇，也包括南海審批冗長、許可停滯、爭端風險與未來維修不確定性。換言之，政治風險已經實際改變基礎設施投資的空間配置。
印度洋戰爭風險證明商業計畫也會被迫停下
以西北印度洋為例指出，在2026年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戰爭持續的背景下，對伊朗或其代理人破壞電纜的憂慮升高，阿曼灣等地的電纜計畫暫停，部分供應商宣布不可抗力。回顧2024年紅海事件：遭胡塞武裝飛彈攻擊的船舶沉沒時拖錨，切斷三條電纜，使非洲與南亞部分地區斷網。這個案例說明，破壞未必需要精密水下武器；飛彈、船舶、錨具與密集海纜可能形成意外但嚴重的連鎖效應。
澳洲與跨洋直達路線崛起
新路線同時帶來更大頻寬、人工智慧算力連接、冗餘與安全資料走廊。澳洲正成為橫跨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樞紐。一些系統嘗試減少在南亞與東南亞的中途登陸，直接跨越印度洋。這種設計降低對既有樞紐的依賴，但也把安全責任移轉到更長的深海路段、新登陸站及少數戰略島嶼。另亦有一條連接迪戈加西亞美軍基地的未公開支線，更凸顯民用資料網路與軍事戰略之間已難以切割。
南太平洋島嶼成為新的數位戰略節點
聖誕島、斐濟、法屬玻里尼西亞與關島正在形成新的節點。2022至2030年間，太平洋預計建成22條國際海纜；對部分島國而言，這是第一次接入國際海纜，或第一次獲得真正的路線備援。澳洲、日本、紐西蘭、台灣與美國提供資金支持。這些島嶼原本遠離主要商業航道，如今卻因資料路線而取得新的戰略價值，證明數位時代的中心與邊陲正在重新定義。
圖2 2022至2030年太平洋新海纜路線與戰略節點。關島、頭城、斐濟與法屬玻里尼西亞等地在新網路中更為突出；太平洋島國的連線增加，也使其更可能面臨灰色地帶干擾。資料與圖像來源：Darshana M. Baruah and Virpratap Vikram Singh, “New geographies: submarine cables in the Indo-Pacific,” IISS, September 2026；原圖由 IISS Charting Cyberspace 製作。
所有權由電信聯盟轉向科技巨頭 文章最後指出，電纜所有權與資金結構也在變化。以往多由電信業者組成聯盟共同投資，如今Meta、Google等美國科技公司更積極直接持有或資助海纜，以掌握支撐人工智慧、雲端運算與資料服務的底層設施。這使海纜不再只是電信公司的資產，也成為平台競爭、資料主權、供應鏈安全與盟友合作的一部分。政府若只看工程規格，而不看資本、控制權、設備供應商與資料落地位置，就無法完整理解風險。
連得越多，也可能暴露得越多 關島與法屬玻里尼西亞呈現一個悖論：新電纜降低數位孤立，卻也讓這些具有軍事價值的節點更值得被干擾。波羅的海、台灣海峽與紅海事件顯示，海底監測有限、行為歸屬模糊、國際水域管轄不足，使灰色地帶行動者可以利用事故外觀、權宜旗船舶或關閉識別訊號，增加執法與政治反應的困難。因此，路線分散必須搭配監測、歸責、執法、修復與嚇阻，否則只是把風險從舊節點移到新節點。
三 從海底光纖看印太權力重組
海纜是一種基礎設施權力 從軍事與外交角度來看，海纜不像航空母艦那樣醒目，卻具備同樣重要的權力效果。控制路線、登陸許可、維修能力與資料中心，就能影響一個國家與外界連接的成本、速度與可用性。平時，這種權力表現在投資、標準與市場；危機時，則表現在誰能優先修復、誰能取得備援容量、哪些資料必須繞道，以及盟友願不願意共同保護。海纜因此是典型的軍民兩用基礎設施，也是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的交會點。
地圖所呈現「新地理」其實還有另一層制度地理。同一條電纜可能由多國公司出資，經過數個司法管轄區，使用不同國家的船舶與設備，最後服務跨國雲端平台。發生事件時，技術判斷、刑事調查、保險理賠、外交交涉與國安評估未必由同一機關處理。對手正可以利用這種分割，在沒有跨越傳統戰爭門檻的情況下製造長期摩擦。
從單點破壞轉向共同故障模式
海纜安全最常見的誤區，是把問題想成「某一條線被剪斷」。真正危險的是共同故障模式：數條電纜雖然名稱不同，卻可能經過相同海域、共用同一登陸站、共用陸上回傳管道、仰賴同一座變電設施，或等待同一艘維修船。地震造成海底崩塌、港口被封鎖、近岸拖錨密集發生，或登陸站停電，都可能同時削弱多套系統。
因此，「電纜數量」不是充分的韌性指標。更好的問題包括：路徑在地理上是否真正分離？東西岸是否有相互獨立的登陸與回傳路線？關鍵政府與金融資料能否在容量下降時獲得優先權？修復船抵達前可以維持多久？如果海纜、電力與衛星地面站同時遭到干擾，最低服務水準是多少？這些問題比單純宣稱備援完善，更能接近戰時現實。
灰色地帶最難的不是發現中斷，而是判斷意圖 拖錨、設備故障、地震與惡意破壞可能造成相似結果。對手若使用老舊貨輪、權宜旗、複雜所有權、異常航跡或關閉AIS，就能在責任歸屬上製造模糊。台灣若每次都等待取得刑事案件等級的完整證據，可能錯過即時防護與外交溝通；但若過早把事故定性為敵對攻擊，也可能升高衝突。因此需要預先建立分級歸責制度，把技術證據、情資研判、海事執法與政治決策分開處理，同時保留快速升級的空間。
軍事上，海纜干擾可以配合網路攻擊、假訊息、衛星干擾、港口封控與演訓活動，造成「看似沒有開戰、功能卻持續下降」的效果。這正符合灰色地帶行動的邏輯：不一定追求一次癱瘓，而是測試反應、消耗維修資源、製造社會疑慮，並讓政府在每次事件中承擔證明責任。
科技公司參與使盟友合作更重要，也更複雜 Meta與Google等企業投資海纜，提供資本、技術與全球網路調度能力，對提升頻寬與路線多元化有實質助益。但企業的商業優先順序，不必然等同國家的安全優先順序。企業可能重視容量、成本、延遲與市場進入；政府則必須考慮戰時持續運作、資料主權、執法調取與敵對資本影響。兩者並非對立，但需要明確的公共政策架構。
台灣應把與美、日、澳及太平洋友邦的數位連結視為新的戰略合作領域。這不只是補助鋪線，也包括維修船靠泊、備件共儲、故障資訊共享、海床監測、聯合演練與危機容量互援。當新路線繞開南海並朝太平洋展開，台灣若能提供可信賴、可保護、可快速修復的登陸環境，就可能由地理前線轉化為可靠節點。
四、對台灣國家安全與通訊韌性的啟示
頭城的出現是一項戰略訊號 將頭城列為2022至2030年間更常出現在新海纜系統中的城市，這對台灣具有特殊意義。西部面向台灣海峽，海域淺、航運與漁業密集，也更容易受到灰色地帶活動影響；東部面向深水太平洋，有利於建立不同方向的國際路線。然而，東部並非天然安全。颱風、地震、海底崩塌、道路受阻、電力中斷與登陸站集中，都可能削弱其作用。台灣應把頭城及其他東部節點視為一套完整系統，而非單一海纜工程。
這套系統至少要包含分散登陸、不同路徑的陸上骨幹、備用電力、實體防護、資安隔離、快速搶修與跨區容量調度。若多條海纜從不同海域抵台，卻在上岸後匯入同一管道或機房，就仍然存在隱性的單點故障。
台灣面對的是人為與天然災害疊加
數發部2026年公布的分析指出，截至2026年2月底，台灣周邊有15條國際海纜與10條國內海纜，均列為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過去四年，距岸24浬內平均每年發生7至8起海纜障礙，拖錨平均占38.3%；2025年七起事故中，三起由拖錨造成。另一方面，2025年底東部海域地震引發海底崩塌，六條主要國際海纜在短時間內接連中斷。這些數字說明，台灣不能只防「有人故意剪線」，也不能把所有事故都視為單純天災。最合理的規劃基準，是假設人為干擾與自然災害可能在危機中疊加。
衛星是重要備援，但不是等量替代
衛星通訊的價值，在於快速部署、跨越受損地面網路，並為政府、軍隊、醫院、救災與外島提供最低限度的連線。但海纜承擔的容量遠高於衛星，金融交易、雲端服務、影像傳輸與大規模民用需求不可能全部平移。因此，台灣的策略不應是「海纜斷了就用衛星」，而是事先設計降載順序：哪些政府指揮、國防、金融清算、能源調度、醫療與媒體服務必須優先；哪些高流量商業用途須暫時限縮；民眾如何獲得可信訊息。
數發部已開放19個衛星頻段並引進多元衛星星系，下一步應從設備數量轉向可用性驗證，包括終端是否分散、地面站是否有備援電力、頻寬合約在區域危機時是否仍有效、操作人員是否熟練，以及軍民需求同時上升時如何分配。沒有演練過的備援，通常只是一份資產清單。
防衛作戰必須把民用通訊納入任務韌性
現代軍事行動依賴情監偵、聯合作戰圖像、後勤資訊、衛星資料、民間雲端與商用網路。即使軍方有獨立系統，部隊動員、物資運輸、醫療後送、政府溝通與社會秩序仍高度依賴民用通訊。因此，海纜不是只由電信主管機關保護的設施，而是作戰體系外圍卻不可或缺的一環。
國軍與海巡應建立更明確的海纜共同圖像：對高風險海域進行持續監視，整合AIS、雷達、光電、海纜告警與商業衛星資料；對長時間低速徘徊、反覆越線、關閉識別或異常放錨的船舶形成風險分級；並事先規範平時執法、灰色地帶危機與戰時的交接條件。必要時可透過友盟共享海域態勢，但必須保護電纜精確位置與敏感網路資訊，避免防護資料反成為目標清單。
執法要服務於快速阻止，而非只處理事後責任
台灣已強化破壞海纜的刑責、犯罪工具沒收及AIS管理，並對相關案件完成刑事追訴。這提高了違法成本，但法律效果仍取決於現場能否及時識別、攔停、保全證據與跨境追責。建議建立高風險船舶名單、海纜保護區動態警示、異常航跡自動通報與港口國合作，並為海巡、檢調、電信業者制定共同證據程序。
更重要的是，要避免把每一次事件孤立處理。若同一實質公司旗下的不同船舶、相似航跡或相同中介公司反覆出現，就應進行網絡化調查，結合船籍、保險、融資、租傭、維修與港口紀錄。灰色地帶行動往往不是單艘船的問題，而是一套可否認的組織安排。
建立可量測的國家通訊壓力測試
台灣可仿照關鍵基礎設施壓力測試，設定單纜中斷、多纜同區中斷、東西兩側同時受損、登陸站停電、維修船無法靠近，以及海纜與衛星同受干擾等情境。時間軸可採24小時、72小時、7天與30天，分別檢驗緊急切換、跨網調度、社會維持與長期修復。評估指標應包括關鍵服務可用率、延遲、容量缺口、備援切換時間、可持續天數、修復船到場時間與公眾通報速度。
壓力測試不應只由中央政府與大型電信商參加。銀行、交易所、電力與天然氣業者、醫療體系、交通運輸、地方政府、新聞媒體及大型雲端服務商都應納入。對一般民眾而言，最需要預先知道的不是海纜技術細節，而是中斷後哪些服務仍可使用、如何取得政府訊息、電子支付失效時如何交易，以及企業該準備哪些離線流程。這才是全社會韌性的具體內容。
五 結語
國家安全的地圖正在向海床延伸。過去我們談印太戰略，容易先想到航道、基地、艦隊與島鏈；如今還必須加上資料走廊、登陸站、雲端平台、維修船與海底光纖。它們平時支撐全球化，危機時則決定一個社會能否保持聯繫、組織與判斷。台灣位於這張新地圖的關鍵位置，新的太平洋路線與頭城節點，提供我們降低南海集中風險、深化民主盟友合作的機會；同時也使台灣更容易成為灰色地帶測試的前線。因應之道不是追求「絕不斷線」這種不切實際的保證，而是讓中斷可被快速發現、影響可被隔離、服務可以降級運作、容量可以切換、損害可以修復、責任可以歸屬。
以筆者過去在國防、外交到企業管理的經驗來看，真正可靠的韌性從來不是單一機關擁有多少設備，而是不同系統在壓力下能否共同工作。海纜安全也一樣。只有當數位發展、國防、海巡、交通、能源、金融、地方政府與民間企業共享情境、共同演練，並把結果化為可量測的改善進度，台灣的數位生命線才不會只是一條埋在海底看不見的風險，而能成為支持國家持續運作的戰略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