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皇家三軍聯合研究所（RUSI）空權與科技資深研究員賈斯汀．布朗克（Justin Bronk）於2026年10月13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發表文章〈伊朗戰爭的真正教訓〉(The Real Lesson of the Iran War)，文中他對「打得準」與「達成戰爭目的」之間距離的提醒，對曾經在空軍部隊歷練的筆者而言，這個問題並不陌生：「任務完成之後，究竟改變了什麼？」對於此時討論不對稱戰力與無人系統的台灣空軍，如何取捨，同樣需要回到這個問題。

空權的戰果必須放回戰爭目的衡量

布朗克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作戰為切入點，認為伊朗軍事設施與領導階層遭受重創，政權卻仍然存續，也保有攻擊能力。外界有的歸因於廉價無人機，有的著眼於政權組織的分散與接替能力；其實為，更根本的問題，是美以試圖依靠持續空襲與遠距海上打擊，迫使一個政權接受極高的政治要求。武器性能可以解釋目標如何被摧毀，卻不足以解釋對手為何會屈服。

讀者千萬別誤解，這篇文章並未否定美軍取得空優的能力，而是追問取得空優以後，是否選擇了空中武力能夠完成的任務。摧毀雷達、壓制防空系統與打擊固定設施，可以削弱敵軍；要求對手因此放棄政權生存，則多了一個政治判斷。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作者對伊朗戰事的批評相當尖銳，矛頭主要指向戰爭目的與作戰手段之間的落差。

從歷史上回顧德國、北韓與北越遭受的轟炸。這些國家的城市、工業與交通設施受到嚴重破壞，仍未單憑轟炸就接受對手要求。再把視線移到伊拉克與阿富汗：美軍及盟軍能在戰場上提供強大空中支援，卻無法因此確保政治秩序長久穩定。這些案例的共同問題，在於戰術成果累積得再多，也未必能轉化為預定的政治結果。

平民承受痛苦，也未必會形成足以改變統治者決策的壓力。以伊朗政權對內鎮壓的性質，「增加社會痛苦就會迫使政府讓步」的想像是令人質疑的。對願意讓人民付出極大代價的統治集團而言，維持控制可能比恢復正常生活更重要。它的強度超出武器效能，戰爭中最難掌握的是人與政治。軍事計畫若把對手的屈服當成自然結果，便可能低估戰爭延長的代價。

持續的外援則使這種落差進一步擴大。烏克蘭得到西方軍援、經濟及技術支持，得以在遭受攻擊之際持續作戰；伊朗也透過外部經貿關係與軍事協助，維持部分承受能力。兩者的政治性質不同，外援可以削減打擊效果。只要受攻擊的一方仍能取得資源，轟炸就很難像一張不斷減少、最後必然歸零的帳單。攻擊方也可能先面臨彈藥與政治耐心的消耗。

當然，政權存續並非完全毫髮無傷。設施損失、領導階層傷亡與戰力削弱，都可能是真實而嚴重的成果；問題在於，攻擊方要求的究竟是削弱能力，還是迫使對方接受政治安排。如果目標沒有說清楚，同一份戰果便可能被用來支持完全不同的結論。這也是作者為何反覆區分軍事優勢與政治成功，而沒有用單一戰役成敗替空權下總評。

接著，以1991年波斯灣戰爭為例。若對手必須把軍隊部署出來、運送補給、占領並守住土地，空權就有了不同的作用。部隊要完成任務，必須移動、集結與作戰，也因此留下可以偵察及攻擊的機會。敵人的作戰需求會決定其暴露程度；空權的價值，不能只看攻擊方擁有多少飛機，也要看對方為了達成目的，究竟必須做哪些事情。

伊拉克軍隊必須控制科威特，便不能無限期躲藏。聯軍先削弱其防空、指揮與補給，再由地面部隊完成擊敗任務。在科索沃與利比亞戰爭中，認為空襲可以使部署在外的部隊難以繼續行動。其中利比亞尤其說明：軍隊被打敗與後續政治秩序成功，是兩個需要分別判斷的結果。把前者當成後者，仍會高估軍事力量能夠承擔的工作。

相較之下，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武裝團體，可以靠伏擊、爆炸與混入民間，長期破壞安全。他們不必經常集結大部隊，也不必每次交戰都獲勝。依作者的判斷，伊朗的分散部署、地下設施與沿岸隱蔽能力，也讓空襲陷入類似難題；葉門胡塞武裝對商船的威脅，則顯示少量隱蔽發射能力存續，就足以讓航運持續承受風險。能攻擊已知目標，不代表能及時找出每一個會造成傷害的目標。

這裡還隱含著持續作戰的成本問題。當攻擊方必須不斷搜索隱蔽目標、維持巡弋與防護，又無法確定何時能達成政治目的，先進彈藥與支援能力便會長期被占用。令人擔心的不只是伊朗戰場本身，更是這些消耗會如何影響美國應付其他方向的威脅。因為錯置的任務會耗損原本應用來阻止大國侵略的力量。這也是整篇文章由回顧戰史轉向建軍主張的重要連接：保存優勢，還需要謹慎選擇使用優勢的場合。

因此，此時的美國應避免因伊朗戰事的政治挫折，就放棄以空優支撐傳統嚇阻。俄羅斯侵攻北約與中國攻台是完全不同的情境：奪取領土需要正規軍大規模部署，先進空中武力便可能發揮關鍵作用。作者建議補充及改進空射彈藥、增加保護基地與海軍部隊的攔截彈，並推進下一代作戰與支援機隊。可賴信的空優能力能使侵略難以成功，不過，面對中國或俄羅斯，取得空優的難度遠高於伊朗。這樣的觀察與保留，恰好是台灣全力發展無人系統與不對稱作戰必須綜合評估的關鍵。

台灣要把空中戰力接上拒止侵略的任務

布朗克對台灣最有價值的提醒，是讓建軍討論回到中共解放軍的任務。若北京企圖登陸並控制台灣，就必須把人員、裝備與補給跨海送來，並在我方抵抗下繼續運作。這使海空運輸、卸載與後續補給成為防衛方可以阻斷的環節。台灣需要衡量的是，哪些兵力能讓這些環節失敗，以及在什麼條件下能做到。單以武器價格或平台大小判斷其是否符合防衛需求，容易把真正的作戰問題遮住。

但台海也不只有全面登陸。若共軍採取封鎖、隔離或長期灰帶施壓，其政治目的可能是逼迫台灣接受條件，未必一開始就大規模登岸。此時，只用攻擊登陸部隊的想定安排全部戰力，仍會留下空隙。護航、海空監偵、港口維持與對外補給，會成為另一組必須處理的任務。文章中提醒讀者區分戰爭目的，台灣也應把這套方法用在自己的情境設計上，避免拿一個想定回答所有威脅。

從飛行部隊指揮的角度來看，不應把「擁有先進戰機」直接等同於「能夠取得空優」。飛機能否升空，要看預警是否及時、指揮是否還能運作、跑道能否使用、油彈能否送達，還有地勤與飛行員是否能持續接替。任何一個環節長時間中斷，帳面上的性能都可能無法轉成戰場作用。這也意味著，基地防護、分散部署、搶修與補給，不宜被視為買完裝備後再補齊的配套，而應在採購決策時應該一併承擔的作業維持成本。

台灣尤其需要把「遭到攻擊後還能出動多少」放進建軍與戰力評估的考核。演習可以設定跑道受損、通信中斷、補給點停用等條件，檢驗部隊恢復任務所需的時間，以及恢復後能維持的出動程度。這些結果涉及機敏，不必公開細節，卻應成為國防內部檢討與預算審查的依據。作戰計畫寫得完整，仍要經過條件不理想時的驗證，才知道哪個地方需要補強。 空權與不對稱戰力之間，也需要更務實的分工。戰機可依情況執行攔截、掩護與打擊，地面防空、岸置反艦飛彈及無人系統則各有作用。台灣資源有限，無法要求任一種裝備包辦全部任務；比較合理的方向是讓不同兵力互相支援，使敵軍即使壓制某個環節，也無法順利推進。這必須靠共同的情報、通信與指揮程序實現。若各軍種採購時各有需求的道理，作戰時卻接不起來，總體效果便會低於投入。

對先進空權的信心是不容質疑的，但對台海必須加上一個時間條件。可能的盟友能否介入、何時介入、能提供哪些支援，都會受到政治決策、距離、基地受攻擊及其他戰區需求影響。台灣應積極深化合作，也必須準備在外援尚未充分到位時維持抵抗。若我方等待外援的能力不足，盟友再強大的空中戰力，也可能來不及改變已經形成的局面。嚇阻的可信度，首先要建立在台灣自己能撐住關鍵階段。

因此，彈藥、維修零附件與人員養成，必須和主戰裝備一起規劃。攔截彈與精準彈藥消耗後，如何補充，哪些零件容易形成瓶頸，哪些維修能力應留在國內，都需要在平時談清楚。國防產業若只以交付數量作為成果，還不足以回答持續作戰的需要。採購契約、後勤儲備與產能安排，應共同支持部隊在受損、消耗與通信不順的條件下繼續執行任務，而不能把這些責任分散在彼此不相連的計畫裡。

伊朗與胡塞武裝的案例，還提醒我們不要把「尚有武器存活」當成防衛成功。台灣的飛彈與無人機即使保存下來，若缺乏可靠目標資訊、無法接收任務，或打擊後無法判斷效果，其作用仍會受限。分散與隱蔽需要接上可持續的指揮、補給及維修。反過來說，對付敵軍的無人機，也要把偵測、識別、干擾與攔截連成可運作的程序，並考量彈藥消耗，避免長期用昂貴資源承受低成本襲擾。

全社會韌性的支持力量必需儘快建立，軍事任務與社會運作是彼此相互依賴的。電力、天然氣、通信與港口一旦反覆受損，軍隊的修復、補給與民眾的生活都會受影響。這些設施需要依任務安排備援、搶修與供應優先順序，也需要軍方、政府及業者共同演練。社會能否維持基本服務，會影響部隊能否持續抵抗；國防建軍若沒有把這層依賴算進去，便可能高估裝備能維持作戰的時間。

把能打的力量建成能完成任務的力量 軍事指揮官與政治決策者必須回答的一個老問題：打完之後，是否更接近原定目的？這個問題提醒我們用這把尺重新衡量空權。對台灣而言，保有空中戰力十分必要，而讓它在受攻擊後仍能與其他兵力共同阻止侵略，更需要平時耐心而具體的投資。人民願意支持國防，是期待家園守得住、生活能延續。把這份期待落實為可驗證的作戰準備，才是回顧戰爭經驗最大的收穫。

原文出處 Justin Bronk, “The Real Lesson of the Iran War: When Airpower Wins, and When It Doesn’t,”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3, 202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eal-lesson-iran-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