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緒論

英國著名歷史學者威爾斯（H.G.Wells）曾經說過：

我們的生活是歷史的一部份，如果我們不瞭解歷史，就不能瞭解自己。」基於這樣的立場，他又說：「我們唯一從歷史學到的東西，就是學習古人不吸取歷史的教訓。」[1]

筆者過往在大學時雖然接受的是法律教育，但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也確實曾經對於「中國」、「台灣」、「內地」、「自由地區」、「中華民國」、「中共」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名詞所指涉的內涵產生某種程度的混淆與困惑，因為這些名詞的概念對過去的筆者而言，看似如此清楚卻又特別矛盾。又或者是個人也曾經在心態上，雖然對於「兩國論」、「一邊一國」等等攸關「國家認同」或「主體認同」問題抱持著一定程度的懷疑，尤其在「中華民國政權的體制」[2]下，所謂「國家認同」的問題以及「台灣民族問題」自李登輝執政時期以降就被愈發的激化，愈發的浮上檯面，成了每一位生活在「中華民國政權體制」下的公民都不得不去面對或思索的問題。尤其，民進黨方面甚至有人高喊「中華民國乃是『流亡政府』」的口號，也曾經一度讓筆者懷疑起筆者到底是誰？從何而來？又將從何而去？

由於筆者對於「台灣分離主義」的源起開始感到愈來愈濃厚的興趣，使筆者嘗試去梳理「台灣分離主義」之淵源及其開展變遷的過程，而就筆者近年來的理解，美國與日本似乎正是催生「台灣分離主義」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誠如我學者葉青所說：「從語意上看，『臺獨問題』自然由『臺』來，……，『臺獨』雖是臺灣獨立，自成一國，其由來不在台灣之內，而在臺灣之外。」[3]換言之，這意味著「台獨」並非只是台灣內部的問題，也不會僅止於大陸自己內部的問題而已，從本質上來看，這當然也是一個「國際問題」。

基於這樣的背景與動機，問題既然從歷史而來，就自然應由歷史中尋求，方才有可能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畢竟，台灣問題事實上由來已久，至今仍然懸而未決，必然有其複雜的因素，而從其歷史脈絡上來看，基本上可分為兩方面，一即為「國內因素」[4]，二則是國際因素。

首先，就國內因素而言，大陸學者孫立祥認為台灣的地理位置最靠近大陸，又因位於第一島鏈的心臟地帶，不論是在國防軍事上的戰略地位，還是做為海外經濟貿易的重要轉運站，其價值與重要性都是不言可喻的。孫氏所言不無道理，蓋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可作為整個東亞的航運中心。就地緣戰略學來說，因台灣至今仍為整個中國東南數省之要害，故在戰略上作為整個中國東南藩離，扼守大陸近海數省之咽喉，實有其必要性，此點也為當時施琅向清朝所力陳議留台灣之主因。[5]

而在國際因素上，他也提到：「美國固然是台灣問題產生的『直接禍首』和迄今得不到解決的『最大障礙』，……，但從日本右翼勢力濃厚的『台灣情節』……來看，……甚至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日本因素有超過美國因素上升為兩岸統一最主要的外部障礙因素之趨勢……」[6]（按：『』處為筆者個人強調）

        至於國際因素方面，乃是本文真正亟欲探究的主軸。故本文的目的最主要還是想要梳理國際上，尤其是美國是否真是一手催生「台灣分離主義」的「直接禍首」？又或者仍有其他因素在進行主導？透過上述的基礎，筆者希望更進一步釐清「台灣分離主義」以及至今依然懸而未決的「台灣問題」的內涵，使更清楚的理解其發展的脈絡與演變。

 

貳、美國對華商貿擴張與「台灣分離主義」的系統化

一、美國對華商貿擴張與「台灣問題」的浮出

「台灣問題」之所以開始慢慢浮上檯面，最主要的原因即為軍方的倡議，尤其是曾經到過中國的海軍官員，便曾在1832-1833（道光12-13年）間首先提出一種相當激進的主張，認為：

中國海岸附近，島嶼繁多，其中有的既具備商務戰的條件，且為中國皇帝所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國政府必須正視東方，讓美國國旗在中國、高麗、台灣、和琉球等地的口岸飄揚，因為在這些地方或海島上，目前正有很多足供美國活動的領域……。

        這段發言，事實上乃是美國政府首次有官（軍）方的正式官員親口提出「中國周邊海島」有益增進美國利益的論調，因其主張的內容中已把台灣給涵括進去，其重要性自然可見一斑，在海軍內部更是如此。尤其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鑒於英國在中國獲得種種特權和諸多商業利益，使得美國用盡心機也要和中國簽訂《望廈協議》（1844），以謀取中美貿易往來更進一步的發展。

        在這種情形下，美國自然迫切地需要為自己的船舶在遠東的海上建立一個燃煤的補給站兼停泊所。如果美國建立橫渡太平洋的直接航線，這種燃煤供給站更為必要。[7]而這樣的構想，卻是由美國最高法院參議Aaron H. Palmer在1847年時首先發難。其以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撰成《陌生的東方國家》（The Unknown Countries of the East）一書，並在該書出版之前予以摘要，作成備忘錄，函送當時的美國總統James K. Polk參考，內容並提及中國的揚子江（按：即今長江）沿岸、上海、及台灣等地，煤炭的出產無窮無盡，儘可予以利用。[8]同年，美國政府甚至為了此事，特命海軍部前往勘察台灣的礦產資源，帶回了台灣煤的樣品去化驗。甚至，毫不掩藏地把他們對台灣所抱的野心叫做「極大的興趣」。[9]

翌年，美國眾議院海軍事務委員會主席Thomas Buttler King基於海軍軍官M. P. Maury的建議，並參考Palmer的著作，建議美國開闢一條渡過太平洋以達上海再延至廣州的輪船航線……在中國海上，台灣北部既以煤產豐富見稱，正好在該處設立一個儲煤站，隨時供應輪船需用的煤炭。為達目的，該委員會並提請參、眾兩院聯合決議，其中一點就是授權海軍部長於上項航線的必要地點設立儲煤站。[10]

至此，台灣問題乃進而形成為美國國會的行動，而這也是美國建國後，台灣問題「首次」被正式上抬至美國國會的層級，也是美國政府「官方」首次針對台灣問題所進行的討論，從此，台灣問題就不再只是民間街談巷議的話題而已了。

 

二、Perry首先提出系統化的「台灣分離主義」

我們或許可以說，美國對於台灣的注意，事實上乃是由於中美貿易的發達，而在美國民間商人的手上催生的。但更精確的說法應認為是「《中美望廈協議簽訂》後，美國政府基於中美商務貿易往來頻繁，期間輪船所需的燃料（煤炭）補給問題，也就使得美國官方不得不將『台灣問題』作為促進美國利益的『先決問題』」。是以，美國官方之所以開始正視「台灣」的存在，正是由於對台灣煤礦的極大興趣，[11]但若要因此說美國「官方」此時有任何意欲侵略台灣的意圖，則尚還言之過早，不過上述由海軍所提出的「儲煤站」之議，也確實成為美國後來高唱「台灣分離主義」論調最根本的禍因。

        「台灣分離主義」，曾有人說最早始於1854年時，Townsend Harris的「台灣購置論」的這個說法是錯的。原因在於當時其最重要的主張在「美國應向中國交涉購取台灣」一事，若依西方國際法的理論來進行檢視，若非承認一國對於該地區擁有主權，則其必然就無所謂購不購買之問題了，若需交涉購取台灣，則表示美國在當時承認中國對台灣合法擁有主權。

        不過，1853年在日本所爆發的「黑船事件」中，率領美國東印度艦隊遠赴日本的Perry將軍，雖然初時對琉球感興趣的程度較大，之後則轉而屬意台灣。Perry在黑船事件發生後隔年的咸豐四年（1854），與日本簽訂《神奈川條約》，一方面除了執行美國所交辦的人員協尋任務以外，另一方面則自作主張命礮艦「馬其頓號」與運輸補給艦「供應號」前往台灣勘查煤區。到了雞籠，經牧師鍾士勘查的結果，證實了雞籠煤礦的蘊藏豐富，礦區便於開採，且煤質優良，售價低廉。Perry也因此考慮台灣在商務上的地位後，對於台灣的興趣顯然大為增加。[12] Perry方進而力主美國應單獨在台灣採取機先的行動，建立一個美國殖民地或居留地，以作為美國發展其東方商務的中心，此即所謂「台灣基地論」。

        Perry認為台灣可取的條件實在太多了，但其中一最重要的同時也是本文所謂「台灣分離主義」最早且最完整的內容，就是他竭力主張：[13]

這個島嶼雖然「名義」上是中國的領土，「實則大半獨立」，滿清政府僅在島上的若干孤立地點，配置有微弱而不穩定的兵額，大部分地方則為「獨立的番人」佔據，仍處於未被征服和原始社會的狀態。……所負擔的稅課，雖然很少或完全不納入中國國庫……雞籠等處港口及其附近地區，目前經常受到海盜的騷擾與劫掠，美國如果擇於雞籠建立一個殖民地或居留地……既可抵抗或嚇阻海盜的侵擾，其附近地區也連帶受到保護，相信一定會得到中國人的歡迎。美國只要在「名義」上支付購買價款，就可取得土地及重要特權的讓與，包括開採煤礦的特權在內。……隨而增進美國在東方海上的利益……「美國在台灣建立殖民地或居留地的基礎一經鞏固，其社會及政治的權力，就會逐步增加，而擴大其所佔地區的範圍」。（按：引號為筆者所加，以為強調）

        Perry在這段文字中埋藏了幾個誘導「台灣分離主義」在日後蓬勃發展的種子是顯而易見的：首先，他試圖淡化中國對於台灣主權的「支配力」，認為中國並沒有對於全島進行實質統治的行為，反而放任大半地區「獨立」，而處於原始或未被征服的狀態，甚至大半番民也並無「實質課稅」的情形。

        接著，Perry話鋒一轉，認為美國人的善戰與防衛武力，將有助於雞籠及其附近地區得到美國的保護，「相信一定可以得到『中國人』的歡迎」（按：雙引號為筆者所加，以為強調），回應前文筆者所述及的，美國官方立場對華政策向來習於打著人道主義的大旗，作為其侵略的合理化、正當化藉口所持的，雖或並不以侵略為目的，但基本上都是出於所謂「美國利益」的考量而已。是以，凡是基於美國利益的保障與人道主義的偽善外衣，那怕要犧牲別國的利益，甚至推翻自己的言論，失信於國際，也在所不惜。只要「美國在台灣建立殖民地或居留地的基礎一經鞏固，其社會及政治的權力，就會逐步增加，而擴大其所佔地區的範圍」，事實上就是一種明目張膽的侵略言論啊！

        尤其，Perry還藉由Harris的發言，主張僅需「名義」上向中國支付購買價款，即可取得土地及特權的讓與，筆者認為其言下之意，就是可因此而名正言順地在台灣建立基地。但這反而與Perry想要試圖「淡化中國對於台灣的主權支配力」的想法相互衝突，原因如前所述，若依西方國際法的理論來進行檢視，若非美國已承認中國對於該地區擁有主權，方才有需向中國支付購買價款的問題存在，若美國自始即不承認中國對於台灣有主權，就無需討論美國是否應該向中國支付購買價款的問題。

承前而觀，筆者認為兩岸之間長久以來紛擾不休的「台灣問題」與「台獨（台灣分離）問題」，並非有如獨派學者所主張的是從「二二八事件」開始的[14]，也非另一統派學者所主張的，乃是開始於「甲午戰敗」後。[15]

 

參、反駁Perry──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不治治之」主權觀

        然而，若依據東方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觀之，中國在國際關係的想法以及態度上，一直是採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共同體」的主權（體）觀，此點表現在近代東西方國際社會對組成國際體系單位的認識，其最大的差異在於：西方認為國際法的主體是「主權國家」，東方則認為是涵蓋宗藩的「天下」。

至於，在這個以中國為中心、遵循「五倫國際關係」之階層秩序的「天下共同體」中，中心保護周邊，周邊藩屏中心，形成中國與四鄰互相依賴、共存共榮的格局。唇亡齒寒、興滅繼絕逐漸發展成為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因中國向來不干涉屬藩內政，所以也發展出民族自治、王國自治的「以不治治之論」，乃能穩定傳統的東亞國際體系達兩千年之久。蓋「以不治治之論」依學者張啟雄的研究，認為乃源於「五服」體制之依「服制」來「服事天子」的觀念。因天子統治天下的力道，隨著遠近、親疏，有由強漸弱而轉無的向外擴散現象。「以不治治之論」就是在這種由「有」轉「弱」變「無」的過程中，由「治」到「不治」。其真義，要言之，即「用不直接統治的方式來加以統治」，所以並不是不統治，而是實行更具積極意義的自治。

根據朝鮮《日省錄》，李朝高宗十二年（1875）五月十日載：「自昔中國待夷狄之道，以不治治之，為其不欲生事也。」《大南實錄》亦載越南國王嘉隆帝於嘉隆四年（1805）六月諭示群臣，稱：「中國（按：為越南自稱）之於外夷，治以不治，彼以誠來斯受之。」江戶時代，日本派駐琉球官員伊地知季安於天保九年（1838）所撰《琉球禦掛眾愚按之覺》載：明曆元年（1655），幕府曾下達指示稱，「即使韃靼（清朝）下令剃髮，剃髮與否，但聽琉人自便。就此旨趣而言，似亦符蠻夷者以不治治之之意」。

與「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俗制宜」的「以不治治之論」相比，「實效管轄領有論」成為「強權即公理」（Power Politics）的有力詮釋。由此，導致兩種國際秩序原理一旦相遇必是以武力的強弱來決定法理的勝負。東西方國際秩序原理的衝突，亦可說是宗藩體制與殖民體制之衝突。[16]

綜上所述，從規範中國傳統國際關係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來觀之，可知在當時的中國，基於承繼先秦時期即已存在的「以不治治之論」的主權觀與領土觀來看，可知台灣在當時為中國的領土，殆無疑義，若再加上Harris的「台灣購買論」，則以上論述用以回應Perry所謂「這個島嶼雖然名義上是中國的領土，實則大半獨立……」的詭辯與謬論，實際上已經很足夠了。

肆、代結論──「台灣」主權歸屬論爭的千絲萬縷與未來展望

綜觀世界歷史，凡強盛興旺之國家都是統一的。統則興，分則衰，使得歷史上許多有為志士，往往會將「實現國家統一」作為自己終身努力為之奮鬥的事業與理想。

同樣的，海峽兩岸也多有學者想要透過各種方式去建構「台灣乃是中國一部份」的「國家統一」正當性，這其中有包括從法律方面、從地理方面、從歷史方面以及從文化方面等等不一而足的論述。畢竟中國在歷史上，整個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就是一個「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環過程。同時，實現「國家統一」和「維持其國家一統」局面的延續，也是許多思想家與政治家所努力的方向，例如儒家的孔子與孟子即因此先後提出了「大一統」與「定於一」的主張。[17]

然而，若從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來說，有許多的論述可以說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泛泛之談，或者說，這些論述往往僅是一種「政治宣傳」。誠然，兩岸關係的難題，確實是由「台灣問題」所決定，兩者可以說是互存共生的，是以，筆者有必要先行強調的是，誠如美國史學家羅賓遜（James H. Robinson）也曾說過：「『客觀的歷史』（Objective history）就是『沒有目的的歷史』（history without an object）」。是以，羅賓遜認為這樣的作者心裡沒有真正的問題意識，不知為何人、為何事而寫史，將使其著作成為空洞的史料堆積，只能填塞一堆瑣碎又無意義的「史實」，卻無助於我們鑑往知來、承先啟後，無法「以史為鏡而明得失」，換言之，史家寫史必須誠實體現其價值立場。另一方面，閱聽者本身則應該極力避免出現所謂「預設偏見」的情形。[18]

就這一方面來說，我著名歷史學家汪榮祖先生認為：[19]

我們可以泛言台灣自古即為中國的一部分，但從法理上、建置上而言，台灣真正歸入中國版圖是施琅平臺之後，施琅力爭棄留之後才成為事實的。在台、澎正式成為中國領土的過程中，施琅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乃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由此可見，汪師算是頗為中立、公允之言。換言之，台灣「正式」收入中國版圖，乃是以康熙年間（1683）打敗朱成功所建立的東寧王國為發端的。[20]

        但是，究竟現今所謂的「台灣問題」是否為「中國內政」？筆者以為此非從歷史上，系統性的尋找其脈絡，則終將難尋得一個合理的答案。尤其在兩岸均主張「一個中國」的國家認同框架下，台灣歷經許多的政治體制相互碰撞，使得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對於歷史記憶、文化想像、經濟發展、政治決策、國家定位和身分認同等，可以說是紊亂而多元，甚至，在中日甲午戰爭乙未割台以後，台灣歷經一百多年的獨立發展與演變，上述現象的實質內涵實在已不可同對岸大陸而語。

本文承認台灣自古以來確實與大陸之間交織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然而，若說台灣究竟何時正式收入中國版圖，則本文的立場同汪榮祖先生，認為台灣乃是在康熙年間，施琅力主應積極治理台灣，並且力陳台灣或棄或留之各種利弊要害，而讓朝廷在最後終於決定在1683年左右，將台灣納為版圖，確係事實。

縱然後來台灣曾遭日本竊據，但在日本放棄對台的一切權利後，台灣本當物歸原主自無疑義。因而台灣主權回歸予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應為當時的國際法秩序所接受，蓋一個國家或朝代滅亡後，被新興國家所取代，其所餘一切權利義務都將由新政府所概括繼承，即所謂「興滅繼絕」，此乃不論東西，均相互承認的國際秩序。因此，即便後來分裂成兩個政府，也不影響「台灣之於中國領土」的歷史事實。但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主張「強權即公理」，竟賣弄文字遊戲，煽動「台灣分離」的論調，挑撥兩岸關係，無視自己訂定的國際規則，以美國利益與人道主義之大旗漠視兩岸人民的權益，以致台灣問題至今仍紛擾不止，確實可謂「直接禍首」。

吾人不能否認的是東方社會與西方世界向來在歷史淵源、文化傳統、社會習俗、言行舉止以及道德價值觀念等等方面，彼此多存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以至於便可能因此造成矛盾或衝突，甚至如果有人妄想要東方接受西方的「遊戲規則」，或者渴望西方能夠接受東方的「秩序藍圖」，那必然都將會造成彼此均陷入一種「水土不服」的適應性不良的問題浮現。

而如何在西方強權國際現實主義的威壓下，克服此種水土不服的局勢，則仍然有賴兩岸四地的政府部門或智庫單位系統化地完善中國傳統的國際秩序理論，建全傳統東方世界的國際秩序體系，則筆者相信這些都將成為未來能夠有效解決「疆獨」、「藏獨」、「港獨」或「台獨」等各種對於維持其領土完整有所危害，威脅「一個中國」原則的分離主義論調，最有力的對抗武器。

﹝圖片來源：作者自製的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