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女護士張金爵傳奇

(說明: 加一個女字是因為張金爵易被誤為男性)

(一)、張金爵出身微寒

    張金爵1923年出生於彰化，張金爵出生貧困，生父失業且有七名子女。一次年幼的張金爵不斷哭鬧，父親要張金爵的二姐張金鷹將張金爵帶去水圳溝放水流，後被嬸母巧遇而阻止，張金爵則被送到養母賴玉女家中。張金爵的女性經驗使得她的政治敘述往往會提到自身女性身份的命運，張金爵自述：「小時候有一次生父因為失業， 正為這件事苦惱，我又不斷哭鬧，就叫二姊張金鷹將我帶至門外一條深水圳溝中讓水流走。」，此次遇見嬸母而逃過一劫，但村中張氏夫妻想收養小孩，張金爵被富裕的張家收養，從此改變命運。

    張金爵在日治時期便結識楊逵、葉陶。戰後又透過楊逵認識臺共廖瑞發(又名廖煙)等人，並透過廖瑞發結識李中志，因而閱讀到李中志從日本帶回來的河上肇《唯物辯證法第二冊》、《第二貧乏物語》，自述學到許多理論的奧妙。    

    李中志也利用河上肇著作的《貧乏物語》充實同志們實踐革命的思想。日本左翼哲學家河上肇（1879-1946） 著有《貧乏物語》、《資本論入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 探討歐美資本主義如何使更多人陷於貧窮、勞動剝削等內容的討論。張金爵判決書的事實陳述亦受到河上肇、辯證法、唯物論等書籍影響。

    許金玉一九四六年在郵電總局向計梅真(原名計淑人)、錢靜芝(原名錢勤)等人學習。郵務工會第一任理事長陸象賢寫到錢靜芝在郵工補習學校中:「不分課內課外，校內校外，日以繼夜地工作，啟迪青年工人的心扉， 提高工人的覺悟。她把《新民主主義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艾思奇《大眾哲學》等書籍，秘密地介紹給進步學生閱讀。」

    計梅真也拿《論人民民主專政》、《唯物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書籍給郵局臺灣籍員工閱讀。郵電案同案人劉建修亦在訪談中提到計梅真自印教材給學員讀，其中包含魯迅寫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野草〉、亦有巴金、 老舍等人的文章。

    劉建修在回憶錄與偵訊筆錄中都提到透過計梅真老師學習到群眾運動的方式，透過計梅真閱讀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人民民主專政》，劉少奇的《論黨員的修養》。李熒臺在訊問筆錄中提及受劉建修介紹加入共黨，並曾擔任《野草》的寫鋼板工作，在〈懷念計梅真老師〉一文也提到計梅真與員工討論楊逵的〈送報伕〉。臺灣郵電員工國語補習班組織發行的《野草》雜誌也介紹巴金的文章強調與舊制度、舊觀念抗爭的內容。上述資料可以看到日治時期的左翼思想與戰後中國引進的社會主義思想在臺灣匯流，形成社會主義思想風潮。

    張金爵曾接觸楊逵首陽花園的「焦土會」。一九四五年終戰，張金爵、賴瓊煙、鍾逸人等人合夥開辦「興中書局」。戰後於陸軍醫院擔任護士，結識臺共廖瑞發，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加入共產黨，參與「司機工會」，化名張彩霞，並與賴瓊煙協助辦《光明報》。一九五〇年牽涉司機工會案被捕，一九五一年被依「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 而著手實行」判刑。判決書中寫著「張金爵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之，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判決理由是籌組臺北市汽車司機、賣票員各工會。國防部軍務局「張金爵等案」涉嫌參與叛亂團體等案件，經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等機關以叛亂罪判處有期徒刑並褫奪公權。

張金爵不僅在日治時期就結識葉陶，戰後加入省工委會、司機工會， 成為串連許多位女性的核心人物，行動上不僅參與司機工會的怠工行動、亦與賴瓊煙油印、發送《光明報》。

    張金爵伯父張棟樑在臺中開設「何厝莊書房」， 張金爵常去臺中探望伯母。伯母愛插花，常要張金爵到楊逵的「首陽花園」 買花。一九四四年楊逵於「首陽花園」成立「焦土會」，所謂「焦土會」是「以焦土抗日的心情召集了三十多位朋友到花園來，一邊翻譯，一邊排練這齣「臺語版」的「怒吼吧！中國」。張金爵因而在首陽花園而結識葉陶、賴瓊煙等人。首陽花園常有一大群人圍坐談論，張金爵:「也站著聽，覺得很有意思，不買花時也常常去聽講。那時約當光復前兩三年，戰爭期間，大家對時局都很擔心。」，「楊逵的太太葉陶，常說我是她女兒， 我不懂的地方就請教她。」張金爵於日治時期便參加文化活動與演講會， 結識葉陶後，葉陶拿了很多書給她看，張金爵也從楊逵那裡獲得《新聞配達伕》（中譯：《送報伕》）： 「去花園的時候，常常可以看到他們有一群人在那裡談話。葉陶是一位很有親和力的人，一看到我就一直招呼：『來來來，進來坐！ 聽說你很愛看書，我這裡有很多書！來我這裡看書嘛！來，我拿給你看！』葉陶對我很好，拿了很多書給我看。我看了之後，心裡就想：『真的有這種書嗎？』楊逵跟我說：『我還有一本好書，不過現在零零落落，都沒人讀。』我問他為什麼沒人讀，他說:『因為日本人禁止我出版，結果我把它放到快被白蟻吃光了。』這本書就是楊逵的代表作《新聞配達伕》(中譯：《送報伕》)。」 之後，因為楊逵介紹而認識廖瑞發，後被廖瑞發吸收而進入共產黨。 葉陶為日治時期便參與農民組合的前輩，張金爵因為葉陶的網絡，更貼近了日治時期的左翼思想：「參加『焦土會』的人很多，但是光復之後，就漸漸散掉了。在那之後，我們三個女孩子(許青鸞、賴瓊煙、張金爵)的關係變得比較密切，常一起參加演講和一些活動。後來我們決定要到臺北發展， 楊逵還幫我們寫了介紹信，叫我們到臺北找『廖瑞發』。廖瑞發自日據時代就是共產黨員，他的腳因為受到日本人的刑求，被炭火燙得潰爛，看起來很嚇人，但是他做人很好、很照顧我們。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會被廖瑞發吸收進共產黨。」， 可以看見張金爵繼承日治時期社會主義運動者，且於戰後加入地下黨。

另一位影響到張金爵的女性就是嫂嫂林輕煙。張金爵提到:「會走這條路， 也受到嫂嫂影響。養兄張連福，娶了草屯林萬振的妹妹林輕煙」，李友邦與林萬振情同手足，林萬振在戰前與楊逵一同坐牢，林輕煙受到兄長影響， 轉述政治思想給張金爵：「 我從小常聽她講這些思想上的事。日後逃亡時，我帶許多人 回家躲，嫂嫂都沒說什麼，每個月還發一兩百元給他們剃頭、吃 喝玩耍；農忙的時候，那些人也幫忙割鳳梨。」， 白色恐怖時期，林輕煙這位：「開明的女士，曾幫助過不少『白色恐怖』 中受難逃亡的人們。無論是什麼人去我們家，即使是政治犯，她都很歡迎，對這些人很好。」。

林輕煙也在張金爵在省工委會地下工作期間，協助工作。張金爵提到一九四八年間，因為當局開始抓人，組織下令疏散，張金爵逃亡期間:「 我雖然在逃亡，家裡還是收容了一些難友:如果不把親友組織起來，怎麼能動員。同時，蔡孝乾又提出『紅旗政策』， 只要共產黨一到，就把紅旗到處插起來，插得滿山遍野。為了執行紅旗政策，需要大批的紅布跟黃布來製作，布店都已奉命不能賣紅布，只好請求嫂嫂林輕煙去買。她出去說買紅布是為了還願，幫土地公做新衣、和黃彩帶，共有幾百尊。 店家看她老實，才整匹整匹的賣給她。」。林輕煙在響應「紅旗政策」時，以女性身分以及民間信仰等日常生活作為身份為掩護，藉由對女性的防備較低以及日常的宗教信仰來展開協助的工作。

張金爵的女性政治系譜還包含自身成為串連他人的核心。張金爵在醫院工作時，與陳撬、潘寶玉、黃粧幾位女性交情不錯，張金爵提供書籍給她們閱讀並吸收她們做黨員。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醫院提出要「五人連保契約書」，廖瑞發決定讓他們離職。離開陸軍醫院後，結識了張志忠、 季澐、鄭敏捷(蔡孝乾化名)，二二八之後亦與同鄉朋友施月嬌、沈彩霞討論社會動態。後又被派調「司機工會」服務，因父親入院而結識臺中醫院的值班護士張彩雲，並透過李中志吸收她入黨。當時「司機工會」的發起人潘溪圳認為司機們覺悟到需要團結才有力量，職業才有保障，因此成立 了「司機工會」。張金爵被當時的司機稱為「臺灣第二個謝雪紅」。除了「司機工會」之外，張金爵還負責「婦女工會」，並吸收周碧霞等十人入黨。 許姜嶺訊問筆錄。內容提及：「卅八年六七月間我母親患病，周碧霞說她有一位朋友張彩霞(即張金爵)會注射，所以周就將張帶來我家給我母親打針因而認識，後來張彩霞來我家時，曾帶一本共產黨書籍唯物論給我讀，但我漢文程度太差，就和周碧霞一塊研讀，並由張彩霞指導，此有一個月，但我和張彩霞來往時間大概有三個月，以後就再未會面。」。

    周碧霞的訊問筆錄也提及因張彩霞吸收入黨，並與許姜嶺、蘇慰同一組織學習唯物論受張彩霞領導。黃瑞瑛也提及因張彩霞吸收入黨，受張彩霞領導。對比陳通和的訊問筆錄，張金爵以參加外圍組織「婦女民主聯盟」吸收周碧霞、許姜嶺、黃瑞瑛入黨，一九四八年廖瑞發派張金爵擔任婦女支部支委，可以看見張金爵串聯的角色。

此外，婦女工作上，當臺北市司機工會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選出理監事，潘溪圳為理事長。工會成立之後張金爵（化名張彩霞）則被地下黨派至工會擔任會計。張金爵加入 「司機工會」時，主要負責婦女工作，當時化名「張彩霞」。張金爵承上啟下地串聯並影響不同的女性。張金爵提到: 「我在司機工會，是重點工作，整天從早到晚沒有休息。此外，廖瑞發也要我組織婦女會。婦女散居各處，草山、北投和三重都有， 聯絡很不方便，所以想組織起來，才不用跑來跑去。但是工會的工作太忙，婦女會最後交給陳通和負責。」

 張金爵雖然吸收不少黨員，但也提到身為女性身分的困難。如當初想吸收潘溪圳入黨，兩人思想交流時常遭到潘溪圳的辯駁，後潘溪圳由王忠賢吸收入黨，信服於王忠賢，張金爵因而提到:「我的女性身份作這個工作實在是多點困難」。

 (二)、怠工行動與《光明報》

   張金爵為司機工會怠工的參與者。自身受到葉陶、林輕煙影響，並與賴瓊煙參與《光明報》的工作，且借閱書籍給陳撬、潘寶玉、黃粧幾位女性，並吸收她們成為黨員。

「司機工會」成立的過程中，由張金爵與潘溪圳一同組織起「司機工會」，化名張彩霞，並尋覓有志青年入黨：「 在社會中有志青年不少，想發展前程但往往因為沒有人助他 們一臂之力而埋沒人才。當我發現了這種有志氣的青年，首先，我都會觀察一段時間，然後再去安慰他、教育他，鼓勵他走上人生大道，並且告訴陳焰樹(事發後他去自首)去栽培他，吸收他入黨，就這樣「司機工會」和黨的力量都增加不少。」

 怠工行動上，一九四八年冬天，不少市營公車司機及員工們，時常被欺負或無理被解雇開除，尤其是司機與員工們都兩個月沒有領薪水了，因而司機工會引發抗議，司機與車掌也都配合「怠工」，爭取幾點權益：一、 爭取快發所積欠的薪金。二、爭取每日工作八小時。三、爭取制服配給， 也爭取到補發薪水以及制服配給的權益。那年(一九四八年)冬天，司機工會成功的發動「怠工」。原因是司機和員工常毫無理由被解雇，而且當時已有兩個月沒領到薪水。 臺北市公車的司機來找潘理事長商量：「他去公車處理論，結果無效，政府規定不能罷工。潘先生說，那可以『怠工』吧。於是市公車的司機和車掌都配合，我和周耀旋寫了大字報：『司機家人 大小都生活不下去了﹗工人是靠薪水過活的，沒有錢叫工人怎麼活？』大字報貼出去，坐公車的市民都能諒解。三天後公車處收入減少，來請潘理事長開會商量，終於同意補足薪水，每個人發兩套工作服。這次行動成功，司機們信心大增。」

陳柏謙提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公共汽車司機怠工:「市公共事業管理處司機因待遇太差要求加薪三〇%，但未批准，司機怠工，行車速度 保持二十公里以下，市民希望市府盡快解決。三月十九日報導，怠工問題獲解決，原三〇%獎金為修理用津貼，現願改為技術津貼，擬辦法送審實施」，怠工前張金爵與周耀旋寫了大字報「司機大小都生活不下去了！工人是靠薪水過活的，沒有錢叫工人怎麼活？」，後因臺北市司機工會案， 工會的地下黨人開始逃亡，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工會重新改組。 張金爵在戰後油印、派發《光明報》時期，就接觸了河上肇的《第二貧乏物語》學習辯證法。《光明報》在一九四八年出版，呂赫若於一九四八年擔任《光明報》主編，投入地下工作組織。《光明報》有鑑於二二八事件發生，提議發行刊物分析事件背景與宣傳理念，後因基隆中學案被捕共有三十人。負責《光明報》抄寫、油印、分發的便是張金爵與賴瓊煙兩位女性： 「賴瓊煙和我兩人也負責辦《光明報》。光明報是內部秘密文件， 由蔡孝乾提供資料，我們兩人又寫又印，賴瓊煙出去分發。一開始只印二十張，一個組一張；到後來，印六十張還不夠，可見組織發展多快，只好由劉明介紹的印刷廠承印。」。

     張金爵的行動與角色，不僅是吸收不少女性入黨的核心，也與賴瓊煙參與創辦《光明報》。其形象也可以透過在軍人獄中、新竹監獄以及生產教育實驗所與張金爵同牢房李碧霞之描述更立體。李碧霞提到張金爵在獄中綽號為「猛者」:「因為很有力氣，跟男生一樣。我們也叫張金爵 『闊嘴的』因為她愛講話，比較口無遮攔。」但張金爵心地善良，李碧霞很受張金爵照顧。

    張金爵與許月里亦有淵源。張金爵透過廖瑞發而結識許月里，並得知許月里父親與日本人抗爭之事蹟。許月里父親日治時期便參與文化演講， 轉述並影響許月里抵抗殖民的思想，可見許月里思想上承襲自父親。許月里公學校快畢業前，考取臺灣銀行儲蓄部，並透過同學的姐姐加入工友協助會，此外，亦是日治時代農民組合的會員。一九二九年逮捕三百多位農民的二一二事件後，農民組合的成員再度集結，簡吉出面成立臺北辦事處，就是由許月里辦事。 蔣闊宇的研究指出工友協助會由薛玉龍、薛玉虎於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成立，強調工人的互相救濟、互相連絡。一九三二年臺北州高等課的宮崎特高係長，與田代警部補，突襲工友協助會，逮捕了薛玉虎，同年十二月，薛玉虎病死於獄中。工友協助會的其餘幹部也分別於一九三三年被捕入獄。工友協助會大約也於此時瓦解。瓦解之前工友主要:「反抗日本政府對臺灣的不平等政策；同時幫助工友兄弟爭取合理工資；並且喚起女性自覺，反對封建的舊禮教束縛，如三從四德、男女授受不親等等，都是照顧被欺負的人。」。

    許月里加入工友協助會後: 「這時正值爆竹會社發生爆炸火災，男女工人死傷很多。薛先生(薛玉龍)要我去慰問死傷家族，然後決議幫死傷的家族向業主要求賠償。 當時的社會風氣很保守，職業婦女很少，參加工會的女工寥寥無幾。雖然工友協助會婦女部的事務由我擔負，然我對婦女運動不太關心，也許是受家父的影響，滿腦子全是反日帝的思想言論， 認為社會問題若解決，不平等的婦女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因此不太重視男女不平等的問題。 許月里負責婦女部，其思想認為女性問題是社會問題的結果，是少數從日治時期便投入革命的女性。張深切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七日上海「臺灣自治協會」的反對始政紀念日的集會，提到謝阿女主張婦女也得參加革命，才能使革命成功。許月里也是在日治時期就展開政治行動：「 除了一般工運的事務之外，許月里在工友協會的主要工作是從事婦女運動。因為當時的社會風氣很保守，職業婦女很少，參加工友協助會的女工更是寥寥無幾，只有十多個女孩子。起初，『工友協助會』還經常有幾位年紀比她大的女孩子出入，但是，到後來，她們有的因為家庭反對，有的因為搬家，就不見了。所以 『工友協助會』婦女部的事務就由我擔負，並且因此而被稱為 『「婦女部長』」 ，後許月里被以「資匪」名義被判刑，被控濟助共產黨員簡吉、廖瑞發。 簡吉、廖瑞發都是許月里在日治時代工友協助會認識的舊友，在一九五〇年再相遇時借予路費，許月里參與工友協助會的左傾行動或許是當局逮捕她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