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重慶理應宣揚

張成覺

   
   由於“成王敗寇”的傳統觀念，原屬四川省的重慶，近六十年來知名度遠不如陝北的延安，港人對之就更加陌生了。
   
   然而，就現代史而言，國人絕對不應遺忘這座有“霧都”之稱的山城。“都”在這裡指“陪都”，因為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於此。自1937年末至1945年9月，將近8年時間裡，它曾經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對於最後戰勝日本侵略者來說，其貢獻是延安根本無法比擬的。
   

   之所以提起這個話題，是因為本周鳳凰衛視的《江河水》節目說到長江，節目嘉賓、民間學者王康歷數抗日大會戰，不少以長江流域的城市為戰場。長江天險助我克敵制勝，長江及其支流嘉陵江畔的重慶更是有如英國首都倫敦，發揮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他認為，應當對此大力宣揚。此議不失為有識之士的高見。
   
   誠然，2005年9月北京當局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首次公開承認國軍在正面戰場抗擊日寇的功績，但另一方面仍然堅持毛的說法，即：中國共產黨人“是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把抗戰勝利主要歸功於其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武裝力量。坐落在大西北黃土高原，遠離日軍戰火威脅的延安，被渲染成全國人心所繫的聖地。這是一個極大的謊言。
   
   人所共知，延安是毛最終得以坐天下的重要基地。“延安精神”乃中共的傳家寶，其核心為艱苦奮鬥和萬眾一心。後者來自確立了毛的絕對權威。當時毛曾抨擊蔣“獨裁”，指其力求實現“一個黨，一種主義，一個領袖”的局面，有違民主，不利於全民抗戰。其實，那恰恰是毛的自供狀。寶塔山下，延河水邊以至“陝甘寧邊區”，才真正是“一個黨”---共黨，“一個主義”---馬列主義，“一個領袖”—毛的小天地。
   
   在“延安精神”裡，並不包括民主。“解放區”實行的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實際由“組織上”操控。例如，“開明士紳”李鼎銘被選為邊區政府副主席，但候選人名單事先經過“協商”，這是由中共主導的。政府如此，黨內更完全由少數幾個人或一把手說了算，談不到自下而上的選舉。
   
   相比之下，重慶雖然也沒有民主選舉，但是它在政治上的包容卻為延安之所無。抗戰之初建立的國民參政會，便有各黨派人士參加。其中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等七人是中共參政員。而中共南方局與八路軍辦事處，以及重慶《新華日報》更是長期在當地公開合法地活動。倘若用胡適概括的陳獨秀的名言：“民主就是容許反對派存在”，那麼，重慶當時無疑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上述中共機構都受到特務監視，算什麼民主？這樣講的人應當想一想，國民黨當局對於一個擁有武裝力量、只是暫時停止顛覆政府活動的“異黨”，派特工進行監視難道不是可以理解的嗎？任何以個政府都理所當然地會這樣做。今天北京當局對手無寸鐵的異議人士，其監控打壓比蔣政權厲害不知多少倍，劉曉波的被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倘說回當年的延安，則根本不容許任何反對派存在。非但國民黨的機構無法容身，連王實昧這樣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僅僅因為一篇雜文《野百合花》，就身陷囹圄，幾年後更落得身首異處的悲慘結局。
   
   當然，特務損害了民主政治，美國也不能免。當時的重慶在這方面確實遭人詬病。對此，不妨引用儲安平在1948年的話：國民黨治下民主是多少的問題，將來共產黨統治下民主就是有無的問題了。
   
   若論艱苦奮鬥，則重慶絲毫不亞于延安，而且其環境惡劣得多。因為日寇自1938年起就不斷實行狂轟濫炸，直到1944年冬，美軍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太平洋戰區，對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海空的絕對優勢，重慶才算喘過氣來。
   
   關於日機轟炸後的情況，《大公報》著名記者朱啟平有如下描寫：
   
   深夜三時，離開打銅街口、通往朝天門的馬路一側的《時事新報》，走回在棗子嵐埡的家。原來繁華的市區，這時一片死寂。小梁子、都郵街，店鋪鱗比，沒有燈光，有的被炸毀了，斷垣殘牆。沒有聲音，沒有人跡。黑暗吞噬一切。偶爾看見瓦礫中有物移動，那是老鼠。通過售珠市，走到七星崗，一片斜坡上的房屋，都被炸平了。在那斷木殘磚之中，燭光搖曳，焚香生煙。死者的家屬，在這親人喪生的地點，追念亡靈。在我經過時，忽然發現街旁臺階上，坐著一個人，面對微光閃爍的香燭。我看不見他的臉，因為他臉上罩蓋著一塊紅布。夜色沉沉，他獨坐道旁悼念廢墟中的親人，何以紅布蓋臉？我悄悄從他身旁走過，沒有驚動他。前行到觀音岩，走下長坡，老遠就見路旁黑暗中有微弱燈光。走近一看，一副門板上停放一具遺體，腳後點著一盞油燈。。。
   
   這裡講的是1939年5月3日、4日，日敵瘋狂轟炸戰時陪都重慶後夜行情景。重慶被炸後，各報停刊，改出聯合版，在《時事新報》辦公，各報輪流派人編報。第一晚輪到我，在小樓上編稿。樓下小院裡，有一顆炸彈埋在地裡，沒有爆炸，工兵正在發掘拆卸。誰也沒有把握炸彈一定不炸，然而編輯、排字等員工，個個都認真工作。敵機的殘暴，不能使重慶無報！
   
   重慶在大轟炸後，疏散人口。不斷的人流，攜帶僅有的財物，扶老攜幼，經過上真寺、李子壩，向小龍坎、沙坪、歌樂山，沿成渝公路疏散。各種車輛緩緩而行，政府官員的汽車，也來運輸難民，其中包括檢察院于右任的。站在路旁，注視這萬民流亡圖，真不是滋味。抗戰進入第三年，敵人滅絕人性，以炸彈殺害並非作戰部隊的老弱婦孺，炎黃子孫，難道真要淪為東洋鬼子的亡國奴？（《朱啟平新聞通訊選》，今日中國出版社，1995年，195-196頁）
   
   由此可見，重慶精神也包含著艱苦奮鬥，跟延安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後者並沒有受到過如此慘烈兼長期的敵機轟炸。它同樣也表現出萬眾一心，例如上述各報就有不同政治背景，國共之外還有走中間路線的地方實力派，以及“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大公報》，等等。大家在“敵機的殘暴，不能使重慶無報”的堅強信念之下，共同投入抗日救亡的聖戰。試問，以全國人民的“燈塔”自命的延安，能出現這樣的聯合版嗎？
   
   不過，說到底重慶與延安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是戰時中國的最高統帥部所在。蔣介石身兼盟軍中國戰區的統帥，肩負同盟國賦予的重任。八年抗戰中，不管其本人曾經有過多少失誤，他畢竟是舉國公認的領袖，這一點連毛也不能不承認。不妨設想一下，假如不是蔣統率的幾百萬國軍堅持抗戰，英勇犧牲，抗日戰爭會取得最後勝利嗎？
   
   毛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談到，當時“解放區”已有9550萬人口。此前的1944年9月，他說“已經領導著9100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而當時中國人口4億5千萬。除淪陷區外，國民政府管轄的顯然占大多數。可見，毛臨死前所講一生辦了兩件事，第一件是打敗了日本人和趕跑蔣介石。這句話前半純屬吹牛，是貪天之功為己功！他能管得到國統區嗎？
   
   總之，如果沒有重慶精神，沒有蔣委員長領導抗日，毛光靠手下的八路軍（初期三個師加起來也不過只有幾萬人），根本不可能在延安窯洞中藏身八年之久，哪裡能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上百萬軍隊，並以之作為其日後打江山的本錢？
   
   六十年代毛接見日本人，一再說感謝“日本皇軍”，因為他能在“長征”到陝北後苟延殘喘，沒有被國軍消滅，全靠日本侵略中國所致。這固然屬其肺腑之言，但又並不全對。他也應該向老對手“蔣委員長”致謝才是。倘若蔣真的像中共一再宣傳的那樣“消極抗日”甚至投降日寇，他恐怕只好逃到蘇聯去了。倘如此，誰能登上中南海的寶座便成了未知之數。
   
   當然，歷史不容假設。毛王朝千真萬確地誕生了，其原因一言難盡，茲不論列。本文旨在強調：作為中國人，應當記住戰時陪都重慶！如此而已。
   
   （2008-12-14）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