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部隊參謀長黃信卿

黃信卿，台灣省宜蘭縣冬山鄉人。(冬山舊名冬瓜山)

他的祖父黃阿泉在乙未保台戰爭中被登陸的日軍在今日的

宜蘭南興大眾爺廟前所槍殺，年僅三十六歲。

他的父親黃老旺則在祖母林阿在的養育下，於困苦

環境中長大，因成績優異，被日籍宜蘭廳長小松吉久派往蘇澳馬賽學校擔

任教員，不久設法前往日本京都留學，學習最時髦的自動車和飛行機的駕駛，

但因為學費不足，僅停留一年便回台灣，剛好同年長子黃信卿出生，

這年正是1922年，台灣正發生「第二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黃信卿 8 歲時就讀宜蘭冬山公學校，成績一直保持第一名，畢業

那年的成績，十三門課全都評等為甲等，如此優異的表現，打破

冬山公學校成立後的紀錄，畢業那年還去參加全台珠算比賽，得到第二名，

在黃信卿的回憶中，最快樂時光的莫過於小學六年，無憂無慮的在

宜蘭的秀麗美景中成長；1936 年考上台北二中（今成功中學），直到

 1940 年時，學校老師發現他研讀馬克思主義書籍，被校方開除，之後

除了短暫在冬山鄉公所擔任雇員，為了求得知識學問，先到日本神田、

日新等補習學校就讀，最後考入日進英語學校。在此所日本的英語

專科學校念完兩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大學生都停學從軍，

來自台灣的大學生也歸鄉回台，黃信卿回到故鄉宜蘭，在冬山鄉公所

任職，度過戰爭的歲月，一直到 1945 年8 月15日日本戰敗。

1945 年 10 月 25 日，陳儀在台北公會堂以中華民國

台灣省行政長官身份接受日本總督安藤利吉投降，

同月，黃信卿離開冬山鄉公所到台北做生意，擔任經紀人，後來

又到台中縣埔里鎮的關刀山木材行林場任職，也因為有此地緣關係，

在 228 事件爆發之際，率領埔里隊到台中參加 3 月 3 日的教化會館之戰，

在謝一誠的口述中，來自埔里的隊伍勇敢異常，褲頭掛上手榴彈後

就匍匐前進，進攻干城營區，當天晚間，台中民軍佔領第八部隊

（干城營區）與屢攻未破的水泥建築－教化會館。

台中市區最大規模的戰鬥結束後，處委會再次召開會議，隔日下午，

黃信卿接到埔里方面突如其來的撤退命令，鍾逸人在《辛酸六十年（上）》

如此描述:「結果黃隊長（黃信卿）頭一個站出來。另六、七個

山地青年也跟著站出來，表示他們也不回去。黃信卿說，他不是埔里人，

沒有義務一定接受埔里方面的指示或命令。他生為台灣人，只有為台灣盡瘁。

堅持回去的三十多名原埔里隊隊員則由一名身材結實，彷彿曾經是

日本海軍下士官的童姓青年帶回埔里。」

楊克煌的遺稿《我的回憶》記載:

「同時在當天晚上，謝雪紅在處委會聽到一個

醫生反映說，在南台中某處有一批特務在那裡開會，陰謀反攻。

謝得到這個消息後，即找埔里隊（隊員有四、五十人，大部份是高山族），

由隊長黃勝卿率領該隊到特務開會的地址，把它包圍起來。

然後衝了進去，一舉逮捕了二十多個特務，繳獲了一批反動證件——

國民黨證、臂章等，然後把這一批特務送進台中監獄關起來。」

楊克煌的遺稿《我的回憶》說明:

『  「3月7日上午，謝雪紅約吳振武來到二七部隊，

兩人一起和他坐汽車到第三飛機廠，正式接受該廠的投降。

雲廠長寫了投降書交給謝雪紅。該廠的武器已集中起來了，

就由廠內的台籍士兵和「台南高工」的學生隊共同保管；

後來運了一部分武器去給二七部隊。

·            事畢，回台中市區的路上，在小汽車裡，

吳振武默默無言，抓頭搔耳，許久才對謝雪紅說：

「我在人家的面前要表示反對你，請你原諒，……。」

當時謝雪紅和楊均不了解他講這句話的意思。

·            下午，謝雪紅聽到在台中監獄關押的特務分子

都被釋放出去了，為了搞清楚怎麼回事，謝雪紅帶周明

等幾個人到監獄去。到後，謝雪紅問賴遠輝獄長為什麼

把那一批特務放了，賴答：「我們是反阿山啊！怎麼把

本省人也抓來關？」原來這是那些反動分子去向

賴獄長抗議的結果。謝說：「你錯了，我們是反對壞人，

壞人不管是那一省人都要抓起來關。」』

 

楊克煌的遺稿《我的回憶》有記載:

「3月13日早晨，二七部隊由埔里小學搬到原

日寇的「武德殿」。當時，兩人知道該鎮鎮民對

二七部隊的進駐存有懷疑的傾向，即決定派一部分隊員到

街上宣傳二七部隊的進駐該鎮是為了抗擊蔣匪軍，

並鼓勵該鎮青年來參加二七部隊；另派一部分隊員去

佔領該鎮警察分局。後他們發現隊員中有一個姓石的人有

通敵嫌疑，就順便把他扣押在該分局的拘留所，

·            後來，兩人得知蔣匪軍隊整編的第二十一師於

13日開到台中，佔領大華酒家、作戰本部及林連宗家宅，

並設匪師部於大華酒家。

·            3月14日清早，謝雪紅帶領幾個隊員，

坐一輛汽車進霧社，去和高山族人民聯繫。

·            當天大部分隊員留在駐地整修武器。

·            八時許，鐘逸人通知楊到一家旅社開會，

參加者有：鍾逸人、周明、蔡伯勳、呂煥章、何集淮等

八、九個人，會上鍾逸人說：「蔣匪軍已開到台中，

我們的隊伍太小，不能抵抗，我建議解散二七部隊。」

當時，楊表示反對，與會者大多數也不同意他的意見。

鐘逸人即離開會場，回台中去了。他出去後，

大家推選周明繼任二七部隊隊長。

·            參謀長黃勝卿也在這前後不見了。」

楊克煌的遺稿《我的回憶》描寫的鍾逸人隊長和黃信卿參謀長

像是決戰前的逃兵 !

鍾逸人說為何埔里隊會被召回？

楊克煌的遺稿《我的回憶》中，透露事情的起因

「同時在當天晚上，謝雪紅在處委會聽到一個醫生反映說，從南台中

某處有一批特務在那裡開會，陰謀反攻。謝得到這個消息後，即找

埔里隊（隊員有四、五十人，大部分是高山族），由隊長黃勝卿率領

該隊到特務開會的地址，把它包圍起來，然後衝了進去，一舉逮捕了

二十多個特務，繳獲了一批反動證件－國民黨證、臂章等，然後把

這一批特務送進台中監獄關起來。」

而鍾逸人解釋埔里隊被召回的原因則為：「黃（黃信卿）似乎有苦衷不吐不快，

他說攻下干城營區不久，接到一個通知，要他們即刻去逮捕企圖反擊的

武裝國特．．．．這件事情召來埔里方面的誤會，說派他們到台中，

目的是要他們協防台中，並不是要他們來供人做派系鬥爭的工具，所以

命令他們即刻撤回埔里」，而這些所謂的「國特」組成分子以台中的

「十四兄弟」為主體。

楊克煌的遺稿《我的回憶》卻沒有這段記載！

無論是鍾逸人記憶錯誤，還是黃信卿真的反對撤回埔里，

最後結局是謝雪紅以下所有人都成功轉移到埔里鎮。

台中市民在 3 月 4 日大致接收了已經失能

政府機關、軍事基地，更打擊潛伏的軍統特務組織，黃信卿

以及他所帶領的埔里隊，貢獻不可說不大。」

黃信卿的角色，除了帶領埔里隊來台中助戰之外，他也是二七部隊的

參謀長，《我的回憶》中寫道「二七部隊於六日下午正式成立，推舉

鍾逸仁為隊長，黃勝卿為參謀長，黃文輝率領的嘉義隊員也來參加。

地下黨謝富介紹何集淮、蔡伯壎等都來參加了。」

而他後來在中國所撰寫的簡歷也如是描述自己:

「1947 年 3 月台灣 228 事件發生後，當埔里區青年戰鬥隊隊長參加起義」

正可說明他在二二八中的定位。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黃信卿的父母和家屬此時可能不知道他正參與

二七部隊的戰鬥，在父親黃老旺所寫的族譜中如是記載

「台灣光復後第二年往台北作生理，第二年信卿回家，對其母親，

說自己欲往台中娶妻要費用，對其母親要求現款三萬元，家中所

存現款三萬元備于信卿取去，自此以後就不敢回家來的」

雖說此時黃信卿已有一位交往的女友，但卻並未提親結婚，可以合理推測，

如果回家取款是發生在二二八爆發前，這筆在當時也堪稱鉅款的三萬圓，

有可能充作民軍軍費使用；另一種可能是二二八爆發後，黃信卿為了

躲避追捕，而回家取款，充作路費。

曾經有人問道:黃信卿有無參加埔里的烏牛欄戰役?

3月14日鍾逸人隊長，黃信卿參謀長已經主動離開二七部隊，

3月15日的烏牛欄戰役是由繼任隊長周明領導出戰，

所以黃信卿應該是不可能參加烏牛欄戰役。

在二二八後的綏靖清鄉時期，黃信卿卻也難逃被通緝的命運，

《台灣中部綏靖區通緝人犯名冊》中出現了黃信卿的名字，

他被列為第十二名通緝要犯，當時整編二十一師

最想抓的第一名當然是「謝雪紅」，排在黃信卿之前的分別是

吳振武和陳篡地。這份文件中，他被描述的罪行是「埔里隊隊長，

率領高山同胞赴台中攻擊國軍」，可以想見黃信卿在二二八所具有的

份量是交戰的雙方所共同承認。

綏靖清鄉時期，他逃亡到新竹縣南光煤礦公司的紅毛館煤場當看場員；

為了躲避追緝，在 1948 年 3 月來到花蓮，先是在花蓮縣民眾教育館任職，

並在明義國小擔任教員，此時化名「陳漢卿」，這樣為了逃避追捕而

改名的例子，在另一個二七部隊的成員蔡伯壎的經歷也可看到，蔡伯壎

當時化名蔡鐸，於1947年年底被捕入獄，因改名而躲過殺劫。此時的

黃信卿跟一位蘇姓女友一起生活，這位女友在228之前便已認識。

雖然身處台灣東部，但軍統的特務系統並沒有鬆懈通緝行動，

所任職小學的一部份人知道他是二二八才逃到東部，明白＜陳漢卿＞

只是一個化名；同時間，他的弟弟也在花蓮工作，隨著時局變化，

他的真實身分漸漸曝光，花蓮已經不再是一個可以避禍藏身之處。

黃信卿寄回的家書中提到：「我是在 1949 年的 3 月下旬的一個

星期日上午，從花蓮米崙碼頭靜悄悄地上船離開了她的。當時我

認為到大陸，又要闖進紅區，是件冒險事，根本無法帶她（蘇姓女友）來，

我又認為如果她知道我為了到大陸，又要拋棄她的時候，一定要哭要鬧，

甚至惹起別的麻煩，使我多年來的願望都會變成成泡影，所以我沒有對她說，

當時我也沒有留給她錢，因為我準備的旅費甚不多。」

到了中國大陸後，黃信卿準備進入解放區，參加他心中的「革命」，

先到福建廈門，由於找不到進入解放區的路線，又沒有路費的情況下

，無奈加入當時國民黨的空軍傘兵，又到陸軍 25 師和海澄縣保安團。

等單位，當兵六個月，直到 1949 年 9 月，此時他化名「黃德源」。

同時期，1949 年 4 月20日，中共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5 月，蔣介石已知

大勢不可挽回，先到台灣高雄視察，5 月底，開始推動「台灣防守計畫」；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周明(古瑞雲)日後出書《台中的風雷 》記載:

這裡順便交代一下黃信卿的下落。後來他逃到了福建，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後來調至上海警備司令部。大約是 1950 年初，曾來上海百老匯大廈

（即現在的上海大廈）九樓，訪問謝雪紅。他進門看見我也不打招呼，

低著頭，巡直走進謝的居室。他們足足交談了一個多小時。我坐在隔壁會客室，

從門縫中看見他低垂著腦袋邊說邊掉眼淚，那樣子似乎在悔過。他走出來時，

我叫了聲：「老黃」，他不作答，也不回頭。謝向我擺擺手，待他走出門後

對我說：「事情已經過去了，就別再追究了」。<台中的風雷 古瑞雲(周明)＞

黃信卿對當年不告而別，似有極深的歉意。

從1948 年 3 月，以化名陳漢卿，到達後山的花蓮縣民眾教育館應徵職員。

一直到 1949 年 3 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上午，他從花蓮美崙碼頭上船偷渡，

離開他的父母、他的女友和故鄉，看著即將消失的海岸線，也許

他無法想像，此去能再回到台灣之時，已成一捧骨灰。

1949 年 11 月到 1950 年 3 月，黃信卿在福建福州參加解放軍並在

第三野戰軍駐閩連路處調研科工作。之後調到上海在第三野戰軍（三野）

台灣幹部訓練團。1951 年 5 月，他調到華東海軍司令部情報處一科工作，

直到 1952 年 5 月。在此時期，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毛澤東將

國民黨投降部隊投入戰場，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打破解放軍渡海

侵台計畫，一直到 1953 年 7 月 27 日簽署停戰協定。不知黃信卿是否

想著不久便可以回家，但卻因為韓戰的爆發阻斷回鄉之路。1953 年，

他被調到北京，離開軍職工作，到外貿部中國機械進口公司工作，

1954 年到 1956 年 8 月，在西安和蘭州的中國土產出口公司工作；

1956 年 8 月 1962 年 11 月，他服務於西安的冶金工業部外事處。

再過不久，一場文化大革命將席捲全中國，黃信卿自然不能倖免，

期間他被冠上姦污婦女罪而被判勞改七年，刑滿後在銅川市崔家溝煤礦場就業，

文革結束後，1979 年 11 月，才從煤礦場調到西安市西北工業大學擔任

日語教員。雖然不知道黃信卿在文革十年中遭受多少苦難，

他的「海外關係」與台灣人身分，應該帶給他不少的折磨，海外關係

被視為「反動社會基礎」，雖然不是法律規定的罪刑，但在文革中卻是

具有「帝（帝國主義）、修（修正主義）、反（反革命分子）」的通敵嫌疑，

是首先被關注和「審查」的對象，一般審查後被孤立、退職、清除出隊，

而冠上莫須有的罪名被發送勞改則再稀鬆平常不過。也難怪

古瑞雲在《台中的風雷》一書中，對黃信卿最後的回憶是

「自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聽過他的消息，有人說，可能在那十年動亂中，

遭遇不幸了。」

黃信卿家書:

「由於滿清在甲午戰爭敗北，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從此後，台灣百姓都

淪為亡國奴。亡國奴，當然你我都不願意當，但無論你願意與否，

只要你生在日本統治的台灣，非當不可，這是不是宿命呢？以亡國奴來

侮（汙）衊或指罵台灣人，我認為都不符邏輯，因為宿命往往要你

負起不是由你造成的罪過的枷鎖。」

黃信卿從一個因被發現讀馬克思書籍而遭退學的學生、參加 228 起義隊伍

中二七部隊的參謀長、奔赴中國解放區參加革命的熱血青年，直到在

文革中被勞改的人民敵人，這樣身分和心理衝擊的轉折，在他寄回

台灣的家書中，有這麼一段上述的反省與問答，日清甲午戰爭之後，

台灣被當成戰敗的賠償割讓給日本，雖說有乙未保台戰爭，但卻無法

扭轉命運，「亡國奴，你我都不願意當，但無論你願意與否，只要你

生在日本統治的台灣，非當不可」，當亡國奴是否是台灣人的宿命呢？

這是他的第一個問題。在他奔赴嚮往的紅色中國社會，是誰用亡國奴來

污衊指罵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還是黃信卿自己內心的責問？

台灣在日本殖民下，最常被日人以「清國奴」來指罵台灣人，

但日本戰敗，早已離開台灣。能指著台灣人的鼻子罵「亡國奴」或

「漢奸」的，自然是「祖國之人」。

「只要是生在日本統治的台灣，非當亡國奴不可」

這是黃信卿為台灣人身分的辯駁，當亡國奴不是出自台灣人的自願。

但他不認為亡國奴是宿命，因為造成台灣人淪為亡國奴境地的，

不是台灣人本身，更不是台灣人的罪過，自然無需背負如此沉重枷鎖，

造成台灣人成為「亡國奴」的，正是祖國之人－中國人。為什麼

黃信卿在信中會有如此的問難？也許他想表達的，並不只是台灣人

被污衊指罵為亡國奴，而是在諸多的不願意中，「台灣人何時才能決定自己的前途？」。

台灣人不願意當亡國奴但卻非得要當，但這卻不是宿命，

無須負起不是自身造成的罪過的枷鎖。日本人罵台灣人清國奴、

中國人罵台灣人漢奸，從謝雪紅、楊克煌的「台灣人無漢奸論」

便可知道在中國的台灣人是如何遭受污衊，這些指控和罪名，

都不是出於自願的宿命與罪過，如何能解除非自願的罪過枷鎖，

想必是黃信卿在經歷過文革後，快到生命的終點時的自我問答－

台灣人到底何時才能決定自己的前途？這樣的問題，不僅困擾

晚年的黃信卿，在台灣人還無法「出頭天、做主人」時，同樣的

問題也時時刻刻鞭打、凌遲著每個從祖國夢中覺醒的台灣人，

 台灣人歷史家廖建超說:

「只要沒有真正自治，更進一步來說，在台灣尚未獨立建國之時，

這樣的問題，終究會無情的抽打在每個台灣人的身上、內心、

乃至靈魂深處，無論生死，終不得安眠。」

今天是舊曆七月初八，故鄉最熱鬧的七月節（普渡節）。豬肉（豚），

米粉的餅 ，還有演劇。（何朝棟律師翻譯，〈黃信卿日記〉，1981 年 8 月 7 日，

過世前 115 日）

用紅筆畫線的部份是黃信卿在 1981 年 8 月 7 日寫的日記，剛好距離

他過世前 115 天。從日記中不難發現，他想家了，在肺氣腫治療的

過程中，想必非常痛苦，也許他已料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閉上眼

盡是家鄉種種。農曆的七月，是台灣人重視的三大節之一的中元普度，

心裡想的是普度時殺豬宰羊的熱鬧，以及最常吃的米粉，而演劇可能是

在廟埕前演給神明或好兄弟看的戲曲。

三個月後，12 月 1 日，在嚴寒的中國西安，黃信卿離開了人世，

他的生命終點，再也沒能踏上台灣土地，遺言中交代骨灰能擺在父母的墓前。

當時的台灣還在戒嚴中，家屬輾轉接到從中國寄出的信件，

知道黃信卿已經過世後，曲折地從美國帶回黃信卿的骨灰，

離鄉三十二年的台灣囡仔，漫漫歸鄉路，終於回家，只是，已成一捧白骨。

「這二十六年來，我無時無刻思念著父母親，他們都已八十多歲了，

他們過去身體不很好，很可能都已離開人間，做為一個長子不但

沒有伺候過他們，而且他們病危時，又不能在跟前，這是多麼慚愧的事啊。．．．．

我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身軀，已像風中的殘燭，將過不了今年的冬天，再

多的無奈，再多的相思，在也難回首了。謹此．．．．

（＜黃信卿回憶錄＞，家屬自印）」

 台灣人歷史家廖建超說:

「二二八正是許多上個世代的台灣人生命的轉折點。近日高齡九十八歲的

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先生在＜武裝台中＞紀錄片的映後座談上，談到

黃信卿在二二八中的貢獻，他認為有兩點，第一：黃信卿帶領埔里隊到

台中參加教化會館之戰，並成功佔領第八部隊和教化會館，讓台中市免於

更大的兵戎災禍。第二：他帶領埔里隊逮捕以蔡志昌為首的軍統特務，

讓即將圍攻台中的整編二十一師無法裡應外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