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此前就現階段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所面臨的問題做過討論，今天，我們將繼續探討校長的「支配類型」與校園民主的關係。

    必須承認，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學校教育成為統治集團再製的工廠，更是穩定黨國體制的重要力量，其中國民中小學校長所扮演的角色尤為關鍵，也因此「萬年校長」與「政治校長」成為與威權統治共生的結構性問題，校園民主則只能淪為政治性宣言與教科書裡的教材。惟隨著台灣民主改革的深化，為了回應各界對校園民主的呼聲，立法院於民國88年1月14日三讀通過《國民教育法》修正條文，明訂國民中、小學校長改以「遴選」取代以往的「派任」，這對習於威權的校園生態自然帶來不小的衝擊。

    然而，應該指出，嚴格限制儲訓名額的國中小校長遴選制度，充其量只能算是聊勝於無的校園民主飾品，再加上遭刻意排除在遴選委員會外的學校教師，若想要藉此深化校園民主無異是緣木求魚。儘管如此，沒有人會否認校長對於一所學校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有效可行的遴選制度之確立誠然重要，但校長的領導特質與渠等對於民主的認知，尤其攸關校園民主的深化。

我們以為，雖然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業已行之有年，但中小學校園民主與台灣社會之民主氛圍仍有不小差距，進一步言，深化校園民主的關鍵，實在於校長與教師民主素養的全面提升，而非仰賴徒具形式的校長遴選制度。

進一步言，學校與整體社會民主之所以有所落差，一方面固然是教師的工具屬性依然根深柢固，一方面則是多數校長仍以「傳統權威」（traditionalauthority）治校。 

    德國社會學巨擘韋伯（MaxWeber）在分析「政治權威」時，曾經論及所謂支配的「正當性基礎」，並用「理念型」（idealtype）方法將複雜的支配現象歸納成三種類型，分別是「傳統權威」（traditionalauthority）、「奇里斯瑪（聖雄型）」（charismaticauthority）與「法理權威」（legal-rationalauthority）。「傳統型」指的是固有權力的神聖性是支配現象的主因，從「家父長制」到「封建制」，都是「傳統型支配」的主要表現類型；「法理型」的支配與服從則是超越特定個人之上的，並且是基於對制度的信任，例如，一般民主國家的「憲政主義」精神就是；「聖雄型」指的是純粹的人治，其權力運作的基礎全賴領袖的人格與魅力，組織成員則信任此類領袖具有超凡入聖的天縱英明，希特勒與毛澤東便是「奇里斯瑪」的典型。

    回到校園，我們可以發現，即便校長早已經由遴選產生，但是，多數中小學校長仍有濃烈的「傳統權威」性格，相對而言，卻少見有「法理權威」特質的校長，在此基本態勢下，校園中權力關係的支配與運作，不論是校長之於教師，或是教師之於學生，彼此的關係大抵多以「傳統型支配」為主軸而運行，這種權力關係既是威權時代的產物，也進一步將校園的威權氣氛加以定型化，問題是，隨著台灣社會的逐漸去威權化，同時經由政黨競爭與定期選舉，台灣社會的運作模式，基本上已經建立在「法理型支配」的基礎之上，設若此時的校園生態仍然圍繞著「傳統型支配」運作，勢必與民主社會的「法理型支配」格格不入。

    質言之，傳統上台灣中小學校長的養成教育就建基在威權的溫床上，即便校長遴選制度有著「法理型支配」的樣貌，就算校長經過遴選的民主洗禮與考驗，到任之後，大多仍將表現出帶有濃厚人治色彩與威權性格的「傳統型支配」本質，這種違反校園民主潮流的人治思維，一旦在校園中擴散生根，勢必使校園中大小事務繫於校長一身，於是乎學校成為表面和諧的一言堂，許多法有明文的法定會議，亦將淪為行禮如儀的背書大會，這樣的權力關係與校園民主相距豈止千里？

    理論上，校長遴選制度完全符合「法理型支配」的精神，這是一個排除特定個人利益，只問如何產生適任校長的制度，亦即，一旦校長遴選失利，按照制度設計的精神，不過是回到原本教師的角色罷了，也因此大學校長任期屆滿後回任教職是著毋庸議的常態，然而，參與遴選的中小學校長，一旦遴選失敗，絕大多數選擇的卻是辦理退休，或者借調至教育行政部門，極少有願意回任教職者。這樣的心態反映出一個事實，絕大比例的中小學校長並不認為自己是教師，甚至骨子裡根本已經站在教師的對立面。

    這或許也是現行國中小校長遴選制度本身的最大困境：一個充滿民主理想的校長遴選制度，卻造就出一群依舊有著傳統權威思維的校長。夾處在校長與家長之間的中小學教師，如何在這樣扭曲的權力結構中，堅持校園民主的理念，進而透過各種法定會議減輕人治思維對校園民主的危害，應該是教學工作以外的最大挑戰。(20040607台灣立報教育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