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發生了壹起“奇案”。從2003年開始，原學院美術館館長蕭元利用職務之便，將館內珍藏的齊白石、張大千等名人畫作拿出進行臨摹，而後將贗品放回畫庫，將真品委托拍賣，非法獲利3400多萬元，剩余畫作價值7600多萬。蕭元移花接木的手段並不高明，然而直到今天才被人發現，這反映出我國文博館藏品管理存在著巨大的漏洞。

“碩鼠”監守自盜易如反掌

蕭元盜畫很容易，被發現實屬偶然

在法院的庭審中，蕭元承認，從2003年，自己就開始將畫偷偷拿回家臨摹而後掉包。這對於別人也許是件難事，對他來說，卻是不費吹灰之力。

據蕭元交代，美院的圖書館有三道門，三名管理人員各有壹把鑰匙，三人到場門才能打開，但是身為館長的他有壹個特權——擁有全套鑰匙，任何時間都可以進館，還不需要登記。這讓他可以隨時把畫拿回家進行臨摹，他之所以2005年停止了犯罪，並不是因為良心發現，而是因為圖書館的藏畫被交給美術館，失去了隨時拿畫的條件。

蕭元盜畫既不是校方自查發現的，也不是文物部門清查發現的，而是在香港的壹次拍賣會上，有廣州美術學院的校友發現有畫作上印有廣美的印章，懷疑是學校的藏品流出，告知了學校，學校由此展開了調查，這個偶然的因素才讓蕭元的盜竊行為曝光。

相似的案件過去也曾發生，比蕭元案有過之而無不及

2002年，河北省承德市查處過壹起震驚中外的博物館監守自盜案。曾擔任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廟管理處文物保管部主任和避暑山莊博物院文物保管部副主任的李海濤，多次利用查庫等機會進入外八廟文物庫，用高仿品替換真品，自1993年至2002年，盜取館藏文物259件，賣出文物152件，其中壹級文物4件，二級文物47件。

與蕭元案類似，李海濤盜竊行為被發現也非常偶然：2002年壹位著名的文物專家在香港參加拍賣會，他發現，有兩件拍品從底座原始標簽編號上看，應屬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曾將壹批文物租借給了承德避暑山莊），便要求調查。結果，李海濤東窗事發。

這樣被破獲的監守自盜案很難讓人高興，倒是讓人感到有些後怕。試想，如果沒有文物愛好者告知有關部門，這兩個人可能還在逍遙法外；這兩個人都是長期作案，如果作案條件完備，他們很可能還會繼續幹下去。

博物館盜竊本是家賊難防，更多的“碩鼠”可能隱藏在黑暗中

監守自盜者對博物館館藏的威脅更大

說到博物館盜竊，不少人都會想到藝術品大盜，在電影中，他們身背高科技設備，靈巧地穿過博物館內復雜的紅外防盜網，將寶物盜走，然後留下嘈雜的警報聲和慌亂的保安，揚長而去。

實際上，這樣的場景很難出現在現實中，相反，現實中的專業盜竊團夥對偷藝術品並不感冒。原因很簡單，越是珍貴的寶物，安保措施越嚴，突破不易，脫身更難；更關鍵的是，盜竊集團要想賺錢，就得選擇偷盜價值較高的藝術品，但這些藝術品往往已經天下皆知，少有人願意花錢去買壹件永遠無法拿出來的藝術品。這就造成這類藝術品脫手價格相比原值大幅降低，如蒙克的傑作《吶喊》遭竊之後，挪威的臥底警探與竊賊接頭洽購時，這幅價值7.5億美元的作品，竊賊75萬美元就願意出售。費力不討好，對於專業竊賊來說，偷盜博物館並不劃算。

實際上，相比於專業竊賊，監守自盜者對博物館館藏的威脅更大。FBI藝術品犯罪偵探小組(FBI's Art Crime Team)收集了大量的藝術品盜竊信息，他們驚奇地發現，在所有博物館失竊案中，90%以上都涉及某種形式的監守自盜。FBI前首席藝術犯罪探員羅伯特·惠特曼認為，這是因為內部人員最清楚博物館的安全漏洞在哪裏，無論是正式工還是臨時員工，還是裝修工人和暑期實習生，都可能禁不住誘惑，趁機偷走藝術品或歷史文物。

雖然中國的監守自盜案件少，但可能更多的“碩鼠”躲在黑暗中

中國國家文物局上並不避諱談及博物館監守自盜，但查出的案件較少。在國家文物局網站上，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盜竊、搶劫和監守自盜博物館館藏文物案件被歸為壹類，分別為2件、3件和5件，但沒有監守自盜的確切數字，2013年有確切數字，監守自盜只有1起。這樣的數據似乎說明，博物館監守自盜情況並不嚴重。

但這樣的數據並不能讓人放心，不僅是因為不少曝光的監守自盜案件是被偶然發現的，還因為這些案件反映出我國館藏文物管理還有不少漏洞，而這些漏洞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補好。

首先，我國的博物館常常是嚴於防外、疏於防內，對保管人員過分“放心”，結果導致“堡壘從內部被攻破”。在“承德特大盜竊倒賣文物案”中，李海濤正是專門負責保管的人員，按照博物館入庫的規定，進庫時必須兩人以上，出庫時不能帶任何東西。但他不僅每天都帶著壹個大兜子上班，而且和同事進入庫房時，常常安排同事到別處工作，自己則趁機將壹些值錢的文物偽裝好，然後帶出倉庫，下班後再將用大兜子把文物帶回家。

李海濤的盜竊可以說沒有任何技術含量，如果入庫規定被嚴格執行，李海濤不可能連續偷盜10年不被發現。不少國內的博物館壹說到安防，就開始哭窮，認為沒錢搞不了技防，實際上，國內監守自盜者鮮有使用高科技者，衣服夾帶文物是最常見的壹種方式。如果負責檢查的安保人員仔細檢查，這種手段很難成功；更何況，再高級的技術也需要人來操作，沒有負責的“人防”，“技防”也無法杜絕監守自盜。

此外，對文物實施有效管理的前提是弄清家底，在這方面，中國博物館的狀況並不樂觀。雖然2011年我國建成了國有館藏珍貴文物數據庫管理系統，但這個系統只容納了166萬余件國家壹、二、三級文物的數據，僅占全部國有可移動文物總量的1%。2013年12月，故宮博物院院長、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單霽翔曾表示，博物館文物藏品家底不清、保管環境質量不佳、安全保護狀況不利、保護管理水平不高等問題，長期困擾博物館文物藏品安全，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如果壹個博物館家底不清、管理不嚴、領導可以隨意進入倉庫，只要不拿國家級文物，拿幾件壹般藏品，恐怕連博物館庫藏的保管員都不會發覺。

要減少監守自盜，除了堵住漏洞，還要公開藏品

我國不少博物館不僅到底有多少家底不清楚，就是清楚的部分，不少博物館也不願意輕易示人。2011年，國家文物局曾經公布了壹份對於83家壹級博物館的評估報告，在所有的得分中，博物館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向社會溝通這壹項的得分最少。

實際上，博物館的藏品公開是減少監守自盜的好辦法，這樣不僅能夠滿足藝術愛好者的鑒賞需求，還能方便公眾監督，不出名的館藏文物也會因為公開而被更多人知曉，即使這些文物被盜，他們被發現的概率也會大大增加。

發達國家的博物館就非常重視藏品的利用，國際博物館協會文物保護委員會主席喬根·韋杜梅認為，最成功的保護文物方法不是將文物“秘藏”起來，而是要利用它們，這樣人們才會重視它們。實際上，這種理念早已成為發達國家博物館的行動指南，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法國盧浮宮就已開辟了250多個展廳，經常展出藏品20萬件，而且定期更換，藏品使用率達五分之三，這樣的藏品使用率現在也遠超中國國內各個博物館。為了進壹步提高藏品利用率，它們還積極開展文物的借展與巡展，踐行“向全世界展示全世界”這壹立館之本。

美國的博物館不僅印刷藏品目錄、藏品編目卡，讓人們了解自己的博物館中到底有什麽；還向公眾開放藏品庫房，不少大學藝術史的課程在博物館的庫房內講授，博物館業務主管們的學術交流活動也往往在藏品庫內舉行。

而中國的國有博物館是事業單位，館長也是實行任命制，因為舉辦展覽常常需要額外的人力和財力，展覽藏品還有被毀壞的風險，很多博物館館長並不願意承受這些額外的負擔。被任命的館長們只需要對任命者負責，對於庫房藏品，只求做到不丟失、不損壞、就算盡職盡責了。更有壹些博物館長把博物館的藏品看成自己的“私產”，擔心上級部門調撥或者其他館借用，把藏品真正“藏”了起來，別說公開目錄讓公眾知曉庫藏情況，很多珍貴的藏品就是本館的非保管業務人員都難得壹見。

博物館既不是政府衙門，也不是堆積文物的保險櫃，而是公共文化機構。公開藏品，不僅是為了讓人們更好的享受文化資源，更是為了讓公眾參與對博物館的監督，讓“碩鼠”沒有監守自盜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