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體報道，中國監獄女囚犯的人數已占總囚犯人數的6.3%。過去10年，中國男性囚犯人數增加了10%，而女性囚犯增加了46%。雖然這些數字並沒有得到官方的確認，但國內女囚數量上升是壹個不爭的事實。

女性囚犯數量增加不假

關於我國女性服刑人員的相關研究並不豐富，較權威的當屬今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雷等完成的《我國女性在押人員處遇狀況研究報告》。報告顯示，我國女性服刑人員數量從2003年的71286人增加到2011年的93051人，占總服刑人員的比重也逐年上升，從4.61%上升至5.62%；2004年-2011年，女性服刑人員的總體增長率為30.53%，遠遠大於整體服刑人員7.16%的總體增長速度。

中國女性囚犯的數量不斷上升的原因何在？

女囚數量增加與“社會進步”有關，更重要原因則是毒品犯罪

女性犯罪以非暴力犯罪為主，和社會進步關系微妙

說到犯罪，人們常常想到的是暴力犯罪，在過去不少中國學者也很關註女性因家暴等原因產生的暴力犯罪，但是這和女性犯罪率上升的關系似乎不大。程雷的調研報告顯示，女性在押人員非暴力犯罪占到了女性犯罪的86.96%，他認為，“過去有許多女性囚犯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們的罪行往往和這些家庭暴力有關。但是這個數字現在處於穩定狀態。”美國的壹組數據似乎也能佐證這壹點，在1993年至2002年十年間，美國因兇殺、搶劫、盜竊和打架鬥毆而被捕的女性有所減少，但是在其他方面的犯罪率卻有所上升：因挪用公款而被捕的上升了80%，因偽造罪被捕的人數增長了19%，因吸毒和販毒被捕的上升了50%，因違反酒精法被捕的人數增加了49%。

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教授蘭德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走上社會加入勞動大軍，她們獲得了同男性壹樣的社會地位，這為女性犯罪“創造了條件”。

這確實是壹個不可忽視的原因，隨著社會的進步，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中國，越來越多的女性更深度地參與到了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很多過去“專屬”男性的犯罪領域，女性也在進入。如果女性還是過去那種“相夫教子”的傳統社會角色，挪用公款、制假售假、行賄受賄這類經濟犯罪確實很難和她們扯上關系。

毒品犯罪對女性犯罪率上升的影響更大

毒品泛濫是現代社會的壹大頑疾，而隨著毒品交易的擴大，很多女性被卷入其中，這是女性犯罪率上升的壹個重要原因。日本2012年入獄的30歲以下女性中，約50%是因為違反了《興奮劑取締法》；而美國在1993年-2002年，因吸毒和販毒被捕的女性數量上升了50%。

近年來，我國女性犯罪和毒品犯罪的聯系也越來越密切。雖然我國對毒品犯罪的打擊異常嚴厲，但女性販毒的隱蔽性和欺騙性更強，而且刑事訴訟法對孕婦的保護性規定，如“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可以采取取保候審”等，讓不少孕婦或哺乳期的婦女“有恃無恐”，或是被騙或是自願，加入到了販賣毒品的大軍中。

據《齊魯晚報》報道，2010-2012年，山東省法院共審結毒品犯罪案件3386件，女性從事毒品犯罪的人數增加已成為壹大特點，共有508人，占總人數的8.31%。湖北省漢川市檢察院檢察長程世明在《近年女性犯罪增長變化特點和原因探析》壹文中，曾列舉過當地2013年女性犯罪的情況，當年女性罪犯76人，其中販賣毒品罪達24人，占總數的30%以上。

在程雷等人選取全國不同地區五所女性羈押場所（看守所和監獄）進行的調研顯示，女性涉及毒品犯罪的比例更高，其中毒品犯罪占到女性犯罪的41.88%，占到女性非暴力犯罪的48.17%，在西部地區的羈押場所，女性涉及毒品類犯罪甚至占到了女性犯罪的50.66%。

可以預見的是，如果毒品泛濫的趨勢得不到遏制，我國女性犯罪率和女囚數量還可能有進壹步的增長。

女囚是罪犯，但她們的權益不能被漠視

提升女囚權利的保障水平並非是對女囚的“特殊優待”

女性犯罪數量擡頭的趨勢不可不引起重視，但同時也務必要正視女囚數量增多後，女囚權利需要更多保障的問題。

說到提升女囚權利的保障水平，也許有人對此感到不解：罪犯害人害己，理應受到懲罰，憑什麽要提高她們的保障水平？這時因為，在人類的歷史中，男性是犯罪行為的“絕對主力”，監獄系統也自然而然為男囚而設計，忽略了女囚和男囚的不同。例如，雖然較差的衛生環境男性和女性被拘押者都有影響，但婦女在月經期間、懷孕期間及懷孕之後更容易受到傷害。對犯人的體檢也常常以男性為標準，沒有考慮到女囚對婦科檢查的特殊需求。這也是為什麽在 201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聯合國女性囚犯待遇及女犯非監禁措施規則》（簡稱為《曼谷規則》），引領世界各國女性在押人員權利保障水平提升，這並非是對女囚的“特殊優待”,而只是根據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點，給予女囚本該享有的人道主義對待。

保障女囚的家庭聯絡權對女囚及其子女都至關重要

另壹個需要重視的方面是女囚的家庭聯絡權。

雖然女性在押人員的數量在增加，但由於其絕對數量還是少數，而為她們興建專門的女子監獄花費不菲，加之監獄系統經費緊張，導致我國的女子監獄數量非常少，據《中國女犯矯正制度研究》（2012年版）壹書介紹，我國共有36家女子監獄，除了雲南有3所，江蘇、四川、河南、貴州、內蒙古各有2所女子監獄外，其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平均只有1家女子監獄。壹省只有壹所女子監獄，結果往往是女性在押人員被關押的地點遠離她們的孩子、家人和朋友，女囚和家庭的聯絡權得不到保障。

而現實是，很多女囚都是母親，通常她們和子女的關系更為密切，也是孩子最主要的照顧者，長期分離會給母子雙方帶來嚴重的心理創傷，不與父母分離的權利對幼童更為重要，這也是不少國家允許兒童尤其是嬰兒，可以在監獄和母親壹起生活到壹定年齡的原因。

目前，在中國尚沒有壹個法定專門機構對父母雙方服刑或壹方服刑、另壹方有實際困難無法照顧孩子的服刑人員子女進行主動接管，全權負責。在這種情況下，母親對子女的作用就更為重要，因為常和子女見面不僅能緩解母親的孤獨感和心理壓力，更有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

但與國外較為寬松的親友會面條件相比，我國女性在押人員與家人會面嚴重不足。如程雷對其所選取的兩所監獄的實地調研發現，女性在押人員服刑期間每月有會見家人的機會，每次時長二十分鐘，會見過程中，雙方之間有玻璃隔板隔離，通過會見室設置的電話互相溝通。這樣的會見，女囚與子女之間沒有身體接觸、近距離的溝通，又怎麽能撫慰女囚和子女的相思之苦呢？

越來越多的女性走上犯罪道路，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想辦法讓她們的子女不受影響，則是社會的責任，人們務必對此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