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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台灣現代短篇小說精讀（下冊）》-1
2026/10/07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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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台灣現代短篇小說精讀（下冊）》-1
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如何測量靈魂的寬度？為什麼我如此熱中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始終無法擺脫這個習慣——隨時隨地想要「測量水溝的寬度」。
——黃凡，《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
書名：台灣現代短篇小說精讀（上下兩冊）
作者：蔡振念編著
出版社：五南圖書
出版日期：2003/6
本書透過精選文本的賞析及作家整體作品成就的評論，除可作為一般讀者欣賞小說作品輔助之外，更介紹了小說敘事學的各種理論及流派，對艱深的學院理論有廓清爬梳之功。評論部分則不斷以己見而徵引諸家不同看法，呈現後現代讀者接受閱讀的多元面向，另外，本書的作品評論引得則為讀者進一步研究的指迷。入選作家自張愛玲（一九二○～一九九五）到郝譽翔（一九六九～），若以出生年代計恰跨半個世紀，適足見證五十年來台灣小說風貌的一斑。
【Excerpt】
〈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 黃凡
[作者簡介]
黃凡，本名黃孝忠，台灣台北人，一九五〇年生。中原理工學院工業工程系畢業，曾任職貿易公司和食品工廠，一九七九年以〈賴索〉一文獲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後，即辭職專事寫作，一度任職聯合文學。黃凡崛起八十年代文壇，曾經四年內獲五項聯合報文學獎，出版小說集十餘種。九十年代又突然從文壇消失，成為虔誠的佛教徒。除〈賴索〉外，黃凡於一九八〇年又以〈歸鄉〉與〈雨夜〉獲兩大報文學獎，一九八一年以〈國際機場〉與〈零〉分獲聯合報短篇小說推薦獎及中篇小說獎，一九八四年以〈慈悲的滋味〉獲聯合報中篇小說獎。另〈賴索〉、〈人人需要秦德夫〉、〈大時代〉、〈范樞銘的正直〉、〈聰明人〉分別入選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年度小說選。黃凡著有長篇小說《天國之門》、《傷心城》、《反對者》、《解謎人》、《財閥》、《上帝的耳目》，中短篇小說集《零》、《慈悲的滋味》、《賴索》、《大時代》、《自由鬥士》、《上帝們》、《曼娜舞蹈教室》、《都市生活》、《你只能活兩次》、《冰淇淋》，其中《上帝的耳目》、《零》、《上帝們》為科幻小說。另有散文集《黃凡的頻道》、《黃凡專欄》、《我批判》、《東區連環泡》等。
[作品評介]
黃凡是個社會意識很強的作家，他面對八十年代台灣紛紜複雜的社會現象，企圖像獲諾貝爾獎的美國作家索爾．貝婁一樣「由紊亂和不和諧開始，經由一種想像的不可知過程而走向秩序。」事實上，他的作品也深受西方作家如索爾．貝婁的影響。黃凡高中起開始閱讀杜斯妥也斯基、羅曼羅蘭、海明威、沙林傑、史坦貝克、傑克．倫敦等人的作品，大學時代更深喜貝婁，其名作《何索》（Herzog）就讀了三遍，黃凡小說中飽受挫折、閉鎖孤立的知識分子和何索何其相似，他小說中時空跳躍、場景快速轉換、紊亂的情節線索多少也有貝婁小說的影子。
黃凡的小說題材，可大別為政治小說、都市小說和科幻小說三類。其政治小說批判現實政治的醜陋、政治人物及群眾的非理性，所針砭的是一般的政治現象，但對具體政治事件或黨派的褒貶是暖昧的，因此高天生稱之為「暧昧的戰鬥」，這是因為黃凡刻意要使文學和政治權勢區隔開來，他自覺作家應獨立於權力團體之外，超越政治和各種干擾，成為時代的良心。（見葉樺〈黃凡眼中的世界〉、《傷心城》附錄）在八十年代的小說家中，黃凡和張大春、朱天心一樣屬於懷疑論式的政治文學，對政治本身及相關價值體系提出他們心中深深的質疑，認為政治權力是人類腐化、墮落的根源。
黃凡的都市小說「對近年台灣都市文化脫軌般的超速發展，有極迅敏的反應」。（張誦聖
〈評黃凡《都市生活》〉）他的作品「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台灣都市社會的完整圖像……以巨視的眼光對當代都市生活作深中肯緊的反映。」（朱雙一《近二十年台灣文學流脈》，頁二三三），具體來說，他的都市小說包括了：一、對於都市整體風貌的反映，即描繪都市迴異於較單純的農業社會而成為容納、並列、摻雜各種不同成分空間的情景，黃凡小說每每節外生枝，夾雜情節外的内容，等於直接應合了都市的紛亂雜沓。二、對於都市社會結構特徵的揭示。都市是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關係互相糾繼、滲透的大系統，其中起關鍵作用的因素是經濟，而政治也舉足輕重。三、刻畫都市人的行為模式、思想、性格特徵。在黃凡筆下，求勝求強、勇於競爭是都市人的行為模式，而恃強凌弱、爾虞我詐則是資本主義下的生存法則。四、描繪都市人普遍的焦慮、孤寂、疏離、隔絕的精神狀態和人際關係。五、揭示台灣由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過渡的都市社會發展趨向，在後現代社會中，資訊普及使社會更趨多元無序，商業邏輯使文化也成了消費品。（朱雙一〈廣角鏡對準台灣都市叢林〉，《黃凡小說精選集》附錄）
另外，黃凡在小說藝術上也勇於實驗，其後現代主義和後設小說（metafiction，大陸譯為元小說）的色彩每為評者所津津樂道。所謂後設小說，其特色在：一、聲揚想像創造的能力，但是又不武斷地主張其權威，也不要讀者非相信不可。二、它顯示出小說家對語言、文學形式及對小說的書寫過程充分的自覺，使敘事的文體具有高度的自我反射性（self-reflexivity），藉由各種手法，探索虛構和真實的關係、語言文字的迷障、讀者和作者的角色、寫作的問題，也就是福波（Stanley Fopel）所說的「藉小說探究小說理論」，因為作者自覺地省思小說創作的總總，因之也被稱為「自覺小說」（self-conscious fiction），在實際的操作中，每從兩個（或以上）的層次來看待同一事件，因此作者、讀者與故事之間的對話可以交織成虛實互涉的錯綜網絡，故事中又有故事，文本沒有一定的具象空間，周旅於斷裂、拼湊、重整的遊戲。三、它質疑現實中人們薯以認識真相的經驗論（empiricism），強調現實真相是人們主觀詮釋的結果，與虛構無異。曰、它經常諧擬表面看起來平淡的文體，引起讀者的樂趣或警覺。後設小說理論的基礎源自尼采、愛因斯坦、海森堡；尼采認為任何事實的認定都已滲入主觀的認知或詮釋，愛氏的相對論說明真理並非絕對，海氏的「測不準原理」則告訴我們任何衡量的標竿都會干擾到被衡量的事物，用來描述現實的語言同時也扭曲了現實。（參見張惠娟〈台灣後設小說試論〉，蔡源煌〈後設小說的啟示〉）後設小說只是後現代主義落實在文學領域的結果之一，後現代主義是多面相的，它最先表現在建築、旁及藝術、文學、文化各個層面。在文學上，後現代主義是對寫實主義和現代主義追尋意義的質疑，寫實主義以再現（represent）現實為鵲的，但後現代主義認為所謂寫實，是藉文字的敘述功能來達成的，但文字是人為的符號，因此文學中的現實乃是人為的建構，是人透過記憶去選擇某些細節來表現的。在這過程中，人的記憶和知覺都是片面和局部的，這就使得現實更加不可靠，因此後現代小說中的人物其心理經常是破碎、紊亂的（如貝婁的何索），而情節亦無所謂統一的結構，往往訴諸拼貼（collage）、諧擬、戲仿（parody）、混雞（hybridization），達到質疑根本的、普遍的真理以及離心（或去中心）、多元的效果。在黃凡小說中，〈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及〈小說實驗〉可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在科幻小說上，黃凡也頗有成績，他的科幻小說每有反烏托邦的色彩和政治的諷喻，這一點和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赫黎的《美麗新世界》是一脈相承的。在《零》中，黃凡描寫一個世紀後的世界，在看似和諧的社會階層下，愛情是職業化的，多功能的冰冷機器取代了人類，在進化的藉口下是殘酷地淘汰弱者的陰謀。青年席德對社會產生懷疑進而反抗，最後卻發現一切都是早被計畫好了的，席德最後被汽化，他的反抗因此也反諷十足。黃凡提醒我們虛假的理想主義與宗教信仰對人類的禍害比我們認為的邪惡還要大，科學的進化反而可能將人帶上滅亡之路。小說中，「零」代表一個完全剔除舊時代包袱的全新大時代，但在那樣的社會中，人存在的價值不也趨於零嗎？因為在其中感情崩毀、機器取代了人類。零的計畫是使人類進化至真正高等生物層次，但這樣結果的前提竟是「每十年以減低十分之一的速率淘汰程度較低的人口」，只因這種人工作能力比不上機器。（頁一三五） 黃凡的科幻小說其實是對現代社會和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的諷喻。
……
中篇小說《慈悲的滋味》寫一幢公寓的房東老太太出於慈悲，立下遺嚼把全樓贈予十八位房客，故事以此為分界，在這之前，房客人人自尊自重，相敬如賓，此後卻貪婪地暗地較勁，企圖得到更多。書中的敘述者是個二十歲的大學生，在租住公寓期間，他一步一步陷入和另一中年房客的情慾徵逐中，直到老太太的死亡喚醒他的沈溺，經由房客的貪婪，他清楚地看見了人性，也了解慈悲的滋味原來是非甘而苦，小說因此帶有了救贖的色彩。在這本小說中，黃凡充分表現了他的人道精神，以悲憫的眼光去看待眾生的貪、瞋、痴。黃凡後來潛心佛學，其實有跡可循。
在短篇作品中，〈賴索〉刻畫了政治的無情與政治人物的善愛、沒有原則。賴索早年因加入韓志遠所主持的「台灣民主進步同盟」而下獄，韓卻和重要部屬遠走日本，三十年後，韓搖身變為愛國僑胞，重回祖國懷抱，出獄後備受折磨的賴索前去相認，韓卻裝做不認識，十足政客嘴臉。〈人人需要秦德夫〉塑造了一個貧苦出身終成市場經濟下的強人的現代企業家，秦德夫成功的秘訣在他充分發揮了現代人的動物性，為求成功不擇手段，侵略性十足，作為秦德夫的對照，何律師則是多愁善感，與人無爭，這種人在競爭的工商社會注定是失敗的，所以與之同居的麗梅終於離他而去，相對於秦德夫在太太之外另有情婦、毫宅，黃凡說明了在一個唯財富、成功是尚的社會中。貧窮、失敗即是罪惡，連基本人性的情愛都得不到。當秦德夫逝世，一位部長所說的：「人人需要秦德夫這樣的慈善家、實業家。」其實是反諷的，人人需要的是秦德夫的錢，而他的財富是不義與強取豪奪的結果。秦德夫的世界是個價值淪喪的世界。
同樣寫價值淪喪的還有〈大時代〉。〈大時代〉的主角希波受亡姊之友霍氏基金會副主席蔣穎超提拔，從大學助教轉到基金會任執行秘書。蔣後來因盜用基金下獄，他因而更得霍氏器重，但他真正的工作其實是「買畫，搞座談會，四處送支票，安排宴會菜單，開標緻車帶女人兜風」的無意義瑣事，而基金會也只是霍氏炫耀財富、爭取地位的一種手段而已。希波事實上是個不事生產的寄生蟲，霍氏象徵了財富帶來的權勢以及相伴而來的腐化。希波也認識到自己的處境，他對女友說：「我們都是在荒原中，不斷兜著圈子的可憐蟲。」真正的救贖，只有他和女友朱莉之間的愛，但他在和朱一夜繾綣之後，心靈竟是一種放逐的孤絕感，我們不禁要懷疑，在一個資本主義的大時代中，人類的救贖究竟在哪裡？
黃凡的後設小說〈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實踐了帕特莎（Patricia Waugh）虛構才是真實的理論。（《後說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頁一二〇）小說最後表明，「如何測量水溝」是虛假的，一切只是遊戲。謝明敏的水溝幫俯視水中的倒影，水面猶如鏡子，鏡像中的一切只是虛影，正如小說也並不反映人生。另外，黃凡也利用了括弧按語（parenthetical expression）「出沒在小說文本中的另一種聲音」，以摒斥和超越完整結構的傳統小說美學（施叔，〈反叛的受害者〉），小說中兩種聲音或敘述層次並置（juxtaposition），使小說成為巴赫金（Bakhtin）式的複調（heteroglossia, cacophony），枝節旁出，作者的聲音與敘述者的聲音互相爭勝，真實與虛構交錯紛陳，顛覆了書寫成規和主流霸權論述。文中自我意識的敘述者時時強調作品的不定原則（uncertainty principle）和未完成性，如「如果你在某一天的早報上讀到這篇文章，在文章還沒有結束之前，及時與我取得聯繫，你便有可能在我作品中直正插了一腳。」另外，敘述者也時時談論小說本身或小說中的人物，讀者也常被請入作品中，參與作品或者敘述者乾脆挑戰讀者的閱讀行為，給讀者閱讀上的建議。再者，閃前和閃回（fhashback）雖非後設小說特有，但高頻率（#requency）的閃回，卻使這篇小說時空跳躍、情節破碎，都顛覆了我們對一般小說的認知。
總而言之，黃凡的小說勇於實驗，富於創新，反映時代的氣息，但就小說藝術而言，也有若干環疵，譬如他的文字有時失之粗陋，形成閱讀上的障礙，也使文句密度不夠，影響了情節的張力。
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如何測量靈魂的寬度？為什麼我如此熱中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始終無法擺脫這個習慣——隨時隨地想要「測量水溝的寬度」。
——黃凡，《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
書名：台灣現代短篇小說精讀（上下兩冊）
作者：蔡振念編著
出版社：五南圖書
出版日期：2003/6
本書透過精選文本的賞析及作家整體作品成就的評論，除可作為一般讀者欣賞小說作品輔助之外，更介紹了小說敘事學的各種理論及流派，對艱深的學院理論有廓清爬梳之功。評論部分則不斷以己見而徵引諸家不同看法，呈現後現代讀者接受閱讀的多元面向，另外，本書的作品評論引得則為讀者進一步研究的指迷。入選作家自張愛玲（一九二○～一九九五）到郝譽翔（一九六九～），若以出生年代計恰跨半個世紀，適足見證五十年來台灣小說風貌的一斑。
【Excerpt】
〈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 黃凡
[作者簡介]
黃凡，本名黃孝忠，台灣台北人，一九五〇年生。中原理工學院工業工程系畢業，曾任職貿易公司和食品工廠，一九七九年以〈賴索〉一文獲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後，即辭職專事寫作，一度任職聯合文學。黃凡崛起八十年代文壇，曾經四年內獲五項聯合報文學獎，出版小說集十餘種。九十年代又突然從文壇消失，成為虔誠的佛教徒。除〈賴索〉外，黃凡於一九八〇年又以〈歸鄉〉與〈雨夜〉獲兩大報文學獎，一九八一年以〈國際機場〉與〈零〉分獲聯合報短篇小說推薦獎及中篇小說獎，一九八四年以〈慈悲的滋味〉獲聯合報中篇小說獎。另〈賴索〉、〈人人需要秦德夫〉、〈大時代〉、〈范樞銘的正直〉、〈聰明人〉分別入選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年度小說選。黃凡著有長篇小說《天國之門》、《傷心城》、《反對者》、《解謎人》、《財閥》、《上帝的耳目》，中短篇小說集《零》、《慈悲的滋味》、《賴索》、《大時代》、《自由鬥士》、《上帝們》、《曼娜舞蹈教室》、《都市生活》、《你只能活兩次》、《冰淇淋》，其中《上帝的耳目》、《零》、《上帝們》為科幻小說。另有散文集《黃凡的頻道》、《黃凡專欄》、《我批判》、《東區連環泡》等。
[作品評介]
黃凡是個社會意識很強的作家，他面對八十年代台灣紛紜複雜的社會現象，企圖像獲諾貝爾獎的美國作家索爾．貝婁一樣「由紊亂和不和諧開始，經由一種想像的不可知過程而走向秩序。」事實上，他的作品也深受西方作家如索爾．貝婁的影響。黃凡高中起開始閱讀杜斯妥也斯基、羅曼羅蘭、海明威、沙林傑、史坦貝克、傑克．倫敦等人的作品，大學時代更深喜貝婁，其名作《何索》（Herzog）就讀了三遍，黃凡小說中飽受挫折、閉鎖孤立的知識分子和何索何其相似，他小說中時空跳躍、場景快速轉換、紊亂的情節線索多少也有貝婁小說的影子。
黃凡的小說題材，可大別為政治小說、都市小說和科幻小說三類。其政治小說批判現實政治的醜陋、政治人物及群眾的非理性，所針砭的是一般的政治現象，但對具體政治事件或黨派的褒貶是暖昧的，因此高天生稱之為「暧昧的戰鬥」，這是因為黃凡刻意要使文學和政治權勢區隔開來，他自覺作家應獨立於權力團體之外，超越政治和各種干擾，成為時代的良心。（見葉樺〈黃凡眼中的世界〉、《傷心城》附錄）在八十年代的小說家中，黃凡和張大春、朱天心一樣屬於懷疑論式的政治文學，對政治本身及相關價值體系提出他們心中深深的質疑，認為政治權力是人類腐化、墮落的根源。
黃凡的都市小說「對近年台灣都市文化脫軌般的超速發展，有極迅敏的反應」。（張誦聖
〈評黃凡《都市生活》〉）他的作品「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台灣都市社會的完整圖像……以巨視的眼光對當代都市生活作深中肯緊的反映。」（朱雙一《近二十年台灣文學流脈》，頁二三三），具體來說，他的都市小說包括了：一、對於都市整體風貌的反映，即描繪都市迴異於較單純的農業社會而成為容納、並列、摻雜各種不同成分空間的情景，黃凡小說每每節外生枝，夾雜情節外的内容，等於直接應合了都市的紛亂雜沓。二、對於都市社會結構特徵的揭示。都市是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關係互相糾繼、滲透的大系統，其中起關鍵作用的因素是經濟，而政治也舉足輕重。三、刻畫都市人的行為模式、思想、性格特徵。在黃凡筆下，求勝求強、勇於競爭是都市人的行為模式，而恃強凌弱、爾虞我詐則是資本主義下的生存法則。四、描繪都市人普遍的焦慮、孤寂、疏離、隔絕的精神狀態和人際關係。五、揭示台灣由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過渡的都市社會發展趨向，在後現代社會中，資訊普及使社會更趨多元無序，商業邏輯使文化也成了消費品。（朱雙一〈廣角鏡對準台灣都市叢林〉，《黃凡小說精選集》附錄）
另外，黃凡在小說藝術上也勇於實驗，其後現代主義和後設小說（metafiction，大陸譯為元小說）的色彩每為評者所津津樂道。所謂後設小說，其特色在：一、聲揚想像創造的能力，但是又不武斷地主張其權威，也不要讀者非相信不可。二、它顯示出小說家對語言、文學形式及對小說的書寫過程充分的自覺，使敘事的文體具有高度的自我反射性（self-reflexivity），藉由各種手法，探索虛構和真實的關係、語言文字的迷障、讀者和作者的角色、寫作的問題，也就是福波（Stanley Fopel）所說的「藉小說探究小說理論」，因為作者自覺地省思小說創作的總總，因之也被稱為「自覺小說」（self-conscious fiction），在實際的操作中，每從兩個（或以上）的層次來看待同一事件，因此作者、讀者與故事之間的對話可以交織成虛實互涉的錯綜網絡，故事中又有故事，文本沒有一定的具象空間，周旅於斷裂、拼湊、重整的遊戲。三、它質疑現實中人們薯以認識真相的經驗論（empiricism），強調現實真相是人們主觀詮釋的結果，與虛構無異。曰、它經常諧擬表面看起來平淡的文體，引起讀者的樂趣或警覺。後設小說理論的基礎源自尼采、愛因斯坦、海森堡；尼采認為任何事實的認定都已滲入主觀的認知或詮釋，愛氏的相對論說明真理並非絕對，海氏的「測不準原理」則告訴我們任何衡量的標竿都會干擾到被衡量的事物，用來描述現實的語言同時也扭曲了現實。（參見張惠娟〈台灣後設小說試論〉，蔡源煌〈後設小說的啟示〉）後設小說只是後現代主義落實在文學領域的結果之一，後現代主義是多面相的，它最先表現在建築、旁及藝術、文學、文化各個層面。在文學上，後現代主義是對寫實主義和現代主義追尋意義的質疑，寫實主義以再現（represent）現實為鵲的，但後現代主義認為所謂寫實，是藉文字的敘述功能來達成的，但文字是人為的符號，因此文學中的現實乃是人為的建構，是人透過記憶去選擇某些細節來表現的。在這過程中，人的記憶和知覺都是片面和局部的，這就使得現實更加不可靠，因此後現代小說中的人物其心理經常是破碎、紊亂的（如貝婁的何索），而情節亦無所謂統一的結構，往往訴諸拼貼（collage）、諧擬、戲仿（parody）、混雞（hybridization），達到質疑根本的、普遍的真理以及離心（或去中心）、多元的效果。在黃凡小說中，〈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及〈小說實驗〉可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在科幻小說上，黃凡也頗有成績，他的科幻小說每有反烏托邦的色彩和政治的諷喻，這一點和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赫黎的《美麗新世界》是一脈相承的。在《零》中，黃凡描寫一個世紀後的世界，在看似和諧的社會階層下，愛情是職業化的，多功能的冰冷機器取代了人類，在進化的藉口下是殘酷地淘汰弱者的陰謀。青年席德對社會產生懷疑進而反抗，最後卻發現一切都是早被計畫好了的，席德最後被汽化，他的反抗因此也反諷十足。黃凡提醒我們虛假的理想主義與宗教信仰對人類的禍害比我們認為的邪惡還要大，科學的進化反而可能將人帶上滅亡之路。小說中，「零」代表一個完全剔除舊時代包袱的全新大時代，但在那樣的社會中，人存在的價值不也趨於零嗎？因為在其中感情崩毀、機器取代了人類。零的計畫是使人類進化至真正高等生物層次，但這樣結果的前提竟是「每十年以減低十分之一的速率淘汰程度較低的人口」，只因這種人工作能力比不上機器。（頁一三五） 黃凡的科幻小說其實是對現代社會和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的諷喻。
……
中篇小說《慈悲的滋味》寫一幢公寓的房東老太太出於慈悲，立下遺嚼把全樓贈予十八位房客，故事以此為分界，在這之前，房客人人自尊自重，相敬如賓，此後卻貪婪地暗地較勁，企圖得到更多。書中的敘述者是個二十歲的大學生，在租住公寓期間，他一步一步陷入和另一中年房客的情慾徵逐中，直到老太太的死亡喚醒他的沈溺，經由房客的貪婪，他清楚地看見了人性，也了解慈悲的滋味原來是非甘而苦，小說因此帶有了救贖的色彩。在這本小說中，黃凡充分表現了他的人道精神，以悲憫的眼光去看待眾生的貪、瞋、痴。黃凡後來潛心佛學，其實有跡可循。
在短篇作品中，〈賴索〉刻畫了政治的無情與政治人物的善愛、沒有原則。賴索早年因加入韓志遠所主持的「台灣民主進步同盟」而下獄，韓卻和重要部屬遠走日本，三十年後，韓搖身變為愛國僑胞，重回祖國懷抱，出獄後備受折磨的賴索前去相認，韓卻裝做不認識，十足政客嘴臉。〈人人需要秦德夫〉塑造了一個貧苦出身終成市場經濟下的強人的現代企業家，秦德夫成功的秘訣在他充分發揮了現代人的動物性，為求成功不擇手段，侵略性十足，作為秦德夫的對照，何律師則是多愁善感，與人無爭，這種人在競爭的工商社會注定是失敗的，所以與之同居的麗梅終於離他而去，相對於秦德夫在太太之外另有情婦、毫宅，黃凡說明了在一個唯財富、成功是尚的社會中。貧窮、失敗即是罪惡，連基本人性的情愛都得不到。當秦德夫逝世，一位部長所說的：「人人需要秦德夫這樣的慈善家、實業家。」其實是反諷的，人人需要的是秦德夫的錢，而他的財富是不義與強取豪奪的結果。秦德夫的世界是個價值淪喪的世界。
同樣寫價值淪喪的還有〈大時代〉。〈大時代〉的主角希波受亡姊之友霍氏基金會副主席蔣穎超提拔，從大學助教轉到基金會任執行秘書。蔣後來因盜用基金下獄，他因而更得霍氏器重，但他真正的工作其實是「買畫，搞座談會，四處送支票，安排宴會菜單，開標緻車帶女人兜風」的無意義瑣事，而基金會也只是霍氏炫耀財富、爭取地位的一種手段而已。希波事實上是個不事生產的寄生蟲，霍氏象徵了財富帶來的權勢以及相伴而來的腐化。希波也認識到自己的處境，他對女友說：「我們都是在荒原中，不斷兜著圈子的可憐蟲。」真正的救贖，只有他和女友朱莉之間的愛，但他在和朱一夜繾綣之後，心靈竟是一種放逐的孤絕感，我們不禁要懷疑，在一個資本主義的大時代中，人類的救贖究竟在哪裡？
黃凡的後設小說〈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實踐了帕特莎（Patricia Waugh）虛構才是真實的理論。（《後說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頁一二〇）小說最後表明，「如何測量水溝」是虛假的，一切只是遊戲。謝明敏的水溝幫俯視水中的倒影，水面猶如鏡子，鏡像中的一切只是虛影，正如小說也並不反映人生。另外，黃凡也利用了括弧按語（parenthetical expression）「出沒在小說文本中的另一種聲音」，以摒斥和超越完整結構的傳統小說美學（施叔，〈反叛的受害者〉），小說中兩種聲音或敘述層次並置（juxtaposition），使小說成為巴赫金（Bakhtin）式的複調（heteroglossia, cacophony），枝節旁出，作者的聲音與敘述者的聲音互相爭勝，真實與虛構交錯紛陳，顛覆了書寫成規和主流霸權論述。文中自我意識的敘述者時時強調作品的不定原則（uncertainty principle）和未完成性，如「如果你在某一天的早報上讀到這篇文章，在文章還沒有結束之前，及時與我取得聯繫，你便有可能在我作品中直正插了一腳。」另外，敘述者也時時談論小說本身或小說中的人物，讀者也常被請入作品中，參與作品或者敘述者乾脆挑戰讀者的閱讀行為，給讀者閱讀上的建議。再者，閃前和閃回（fhashback）雖非後設小說特有，但高頻率（#requency）的閃回，卻使這篇小說時空跳躍、情節破碎，都顛覆了我們對一般小說的認知。
總而言之，黃凡的小說勇於實驗，富於創新，反映時代的氣息，但就小說藝術而言，也有若干環疵，譬如他的文字有時失之粗陋，形成閱讀上的障礙，也使文句密度不夠，影響了情節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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