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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台灣現代短篇小說精讀（上冊）》-2
2026/10/06 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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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台灣現代短篇小說精讀（上冊）》-2
書名：台灣現代短篇小說精讀（上下兩冊）
作者：蔡振念編著
出版社：五南圖書
出版日期：2003/6
本書透過精選文本的賞析及作家整體作品成就的評論，除可作為一般讀者欣賞小說作品輔助之外，更介紹了小說敘事學的各種理論及流派，對艱深的學院理論有廓清爬梳之功。評論部分則不斷以己見而徵引諸家不同看法，呈現後現代讀者接受閱讀的多元面向，另外，本書的作品評論引得則為讀者進一步研究的指迷。入選作家自張愛玲（一九二○～一九九五）到郝譽翔（一九六九～），若以出生年代計恰跨半個世紀，適足見證五十年來台灣小說風貌的一斑。
【Excerpt】
〈命運的跡線〉/ 王文興
[作者簡介]
王文興，福建福州市人，一九三九年生。三歲時遷居廈門，抗戰勝利後舉家遷回福州，一九四六年來台。師大附中畢業後考入台大外文系，大三時，與外文系同學白先勇、陳若曦、劉紹銘、李歐梵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一九六一年大學畢業時曾在南方澳服役四個月，其後此地成為小說《背海的人》之背景。一九六三年赴美入愛荷華大學英文系創作班就讀，一九六五年獲藝術碩士學位，回國任教台大外文系，開設小課課程，提倡精讀。一九六九年與他教過的學生陳竺筠女士結婚，並赴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研究一年。一九七三年，費時七年之長篇小說《家愛》出版。一九七六年赴美佛羅里達大學等校研究一年。一九八一年，出版《背海的人》上冊，費時六年，一九九九年下冊出版，總計《背海的人》上下冊寫作時間長達十七年。除長篇小說外，王文興早期在《現代文學》發表之小說分別出版為《龍天樓》和《玩具手槍》，後合為《十五篇小說》。一九八八年，並出版了評論散文集《書和影》以及獨幕劇〈M 和 W〉（刊於三月號《聯合文學》）。
[作品評介]
王文興從高中開始閱讀英文小說，在文學創作上，是個全盤西化的人，深受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卡夫卡、海明威、喬哀思、莫泊桑、費茲傑羅、湯瑪斯．曼等人的影響，此外《背海的人》在構思過程中，尚有卡繆、康拉德、杜斯妥也夫斯基、索爾．貝婁等的影響。（見王宣一〈背海狂草〉）在《現代文學》雜誌小說選集《新刻的石像》序言中，王文興明白地表示向西方學習的心態，他說：「嚴格說來，中國至今還沒有幾個短篇小說算是真正的短篇小說。最主要原因在我們從不知精省為何物。短篇小說，無論如何，必須作到文字、人物、事態、結構、情節減至少而又少，只夠基本需要的地步。……今後我國的作家，如欲達到夠格的水準，惟有向西方學習：思想和技巧一律學習。」王文興自身學習精省的結果，就是寫出了大約只有三百字的〈最快樂的事〉。王文興文學上的西化不足為奇，因為他看的書幾乎全是西方小說，很少看中國書，他在台大曾開過《紅樓夢》的課，但全是因學生需要，並不是覺得《紅樓夢》文字好，《紅樓夢》對他的寫作也無影響。（見夏祖麗〈命運的跡線——王文興訪問記〉）他服膺的是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在接受單德興訪問時他自己也承認說：「就我創作的性質來看，可以歸到現代主義的範圍內。」他的短篇小說，也的確體現了現代主義的精神，寫出了現代人在絕望中的反抗，在無意義和荒謬存在中的掙扎，有些篇章寫純真少年懷著恐懼感受著成長的困擾和死亡的威脅，有些則描寫人性的無明與幽黯恐怖。對於王文興這種寫作傾向，一般評論是毀譽參半，呂正惠認為：「王文興的問題在於：他和他所屬的那個社會的徹底決裂……王文興所以和社會決裂……是從小所受的教育，逐渐把他培養成西式的知識分子。他那獨特的心智世界，和他周遭的社會現實，是無法調和的巨大矛盾，而這就是他和他的社會那種緊張對立的根本來源。……這就是王文興那一代西化的知識分子的悲劇。完全脫離台灣政治、社會現實……而只生活於他們自己的柏拉圖式的知識與理念世界之中。」（〈王文興的悲劇〉）古繼堂也說：「王文興雖然在文學理論與小說創作兩方面雙管齊下，但這種探索和實驗西方現代派小說的道路，是一條沒有民族基礎、缺乏生活實踐、構築在沙盤上的道路。」（《台灣小說發展史》，頁二三八）白少帆等則說：「應該指出，企圖借現代主義的一磚一瓦在沒有自己民族歷史根基的沙灘且建立起全新的文化大廈，絕對是不可能的空想。」（《現代台灣文學史》，頁四九五）對這些批評，王文興早有回應，他說：「如果有人說，中國在形式上嘗試現代主義的努力，是一種崇洋心理，我們是無法忍受的。中國人不許創造新形式嗎？……依照他們的看法，中國人不得寫心理的小說，不得寫象徵小說，不得寫幻想小說，不得嘗試超現實主義，不得接受存在主義思想。」（轉引高天生〈現代小說的歧途試論王文興的小說〉）張誦聖則認為王文興對小說形式的執著，表露了現代主義自福樓拜以降，「將文學視為純粹藝術，毫不妥協地與形式長期奮戰的一種專業藝術家精神。」王文興對西方傳統的文學成規精巧的運用，使他不能為多數中國人所組成的詮釋群體所接受，因為現代主義的文學符碼、美學意識，和中國固有的閱讀習慣是對立的。（〈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收入《文學場域的變遷》）
在小說語言上，王文興也是一個極端，尤其是長篇之作《家變》和《背海的人》，他自己說：「《十五篇》的時候，我還在尋找一種語言。這種尋找不只是我對當時個人語言的不滿，也代表我對所有中國白話文的不滿。我早就覺得白話文恐怕是中國文學的致命傷，白話文使得文字如此地散漫，如此的隨便，如此的不講究。在當時，我讀的西洋文學裡，在文體上，我特別崇拜兩個人，Hemingway 跟Joseph Conrad。因此，《十五篇》的時代，我就一直朝這個方向走，希望能夠突破我所不喜的，所看到的白話文語言。其結果，我就在裡頭找、嘗試，《十五篇》裡最實的寫實主義。」（〈王文興小說中的藝術和宗教追尋〉）在論及《背海的人》時，鄭恆雄也從小說語言著眼，認為「「王文興這本小說藉著句法、語氣及其他繁富的手法使中文的語音達到豐富多變的音樂性，甚至遠超過他的《家變》。這大概是二十世紀中國白話小說的創舉。有時為了捕捉語音的精確性，他勇於使用注音符號、英文字母及音標，甚至於同一詞在不同的段落中也可用不同文字代表。」他又說：「語言系統既然是任意決定的，所以是虛構的，王文興的《背海的人》是語言建立起來的一個世界觀，自然也是虛構的，作者的用意大概是藉著這個虛構的世界及人物來探討一些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命運、人與神佛、人與食色本性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然而虛構的系統並不意味沒有可能性，數學與物理學上某些虛構的觀念往往比紛紜的表象更能把握住恆久的原理。……王文興的《背海的人》令人難以卒讀，主要是因為他獨特的文體不是一般人所熟悉的。但是一個作家有權利及自由創造他認為合適的文體，只要他的文體能和內容融成一體。當然一個讀者也有權利拒絕他無法忍受的文體。所以在有創意的作者和讀者之間往往隔著一條鴻溝，無法溝通。」（〈文體語言的基礎〉）張漢良從個人私語與社會公語的不同來立論，認為王文興的個人私語違反了社會公語的常規，大異於所謂流暢文體，王勇於向讀者挑戰，不借偏離語言常規，不斷翻新創造語言。因此，他設定的讀者是一群美學愛好者，而非使用社會公器者。 （〈王文興《背海的人》的語言信仰〉）在論《家變》時，顏元叔也為王文興的語言策略辯護，他說：「大凡一般的作者或作家，他們的文字表達常是跟著約定俗成的表達方式，他們的文體儘量依照一般人熟稔的文體，寫得好的可稱「珠圓玉潤」。跟著傳統的文體與表達方式寫文章，總是缺乏獨創性。然而，多數的作者以及極大多數的讀者，便在傳統的文體與表達方式之中打滾，形成一個可以互相了解卻不能精確的世界……千古以來文學家就已指出（如霍雷斯）文字是有機體會變老襲舊而死去的。文字一則在時代中老去，一則在使用者的心裡老去，不能再激起讀者強烈生動的感受。所謂生動強烈的感受，就是說文字把對象活生生地捧出來了。這種感受叫臨即感（sense of immediacy），即是讀其文章，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其物。然而這種臨即感經常被傳統的表現方式的老厚牛皮所隔殺了；因此作家要創新，要創造新的表達方式，以重建語言與對象之間的直接關係，以增強文字對事物的臨即感.……我國一般人士習慣並喜愛傳統的表達方式，因此視「珠圓玉潤」為文章的最高德性……假如你是一位崇尚「珠圓玉潤」的人，你讀《家變》，你當然會冒火。不過，若是你看重臨即感，若是你認為語言與對象間應保持最直接的表徵，若是你求表現之真，而不是求文字之美，則你會看得起家變的文字，你會佩服王文興的苦心刻劃，你會驚訝於他的文字的真實感之強。」（〈苦讀細品談《家變》））
……
王文興是徹底的現代主義作家，他的作品一致表現人類存在的虛無與荒涼，命運的不可知，死亡的威脅與人性的幽暗。王文興「不斷碰觸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生命是否有所謂終極快樂、終極意義或終極價值可堪追尋？不論終極之意義繫之於命運、神、性愛、榮譽、道德、親情或未知世界。」（陳器文〈家變小識〉）
〈命運的跡線〉一篇寫一個小學生高小明身體孱弱，常常生病，但成績優異，個性倔強，但這樣一個意志固執、靈魂熾熱的人在命運之神面前卻屈服了。同學看過他手相後說他只能活三十歲，讓他精神頹喪。晚上，他以刀片劃破手掌企圖延長生命線，卻險些因割破血管而喪命。小說寫人面對命運的無奈，刻劃人對造化弄人的恐懼，也表現了王文興的宿命觀，誠如他曾說過的：「我在二十幾歲時，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懷著希臘人的宿命觀，都認為命運大得不得了，而且沒辦法了解，它想怎麼支配你下一步，怎麼支配，你不知道，你的意志等於不存在，一直這樣看法——覺得人實在非常渺小。」（〈王文興談王文興〉）
……
在評介王文興的小說之際，筆者多方徵引正反評論而少加自己意見，意在凸顯王文興小說的爭議性及其引發的問題。時至今日，王文興的《家變》被列為台灣文學經典之一（雖然所謂「經典三十」引來不少爭議），可見經過歷史的沈澱，某些爭議已逐漸煙消雲散，文學作品獨立的藝術生命受到了肯定，這是值得欣慰之事。至於讀者因期待視野（horizon）的不同而引起的接受問題，則一方面有待讀者提升自己的視野，另方面，自有文學以來，便有雅俗之分，文學作品亦如金字塔，通俗文學永遠是金字塔底層的多數，我們因之也無法要求某些作品的雅俗共賞，文學作品亦如這百花開放的世界，千嬌競艷，各人自取所好。文學愛好者本已是人口結構中的少數，高眉（high brows）作品的讀者，自是少數中的少數。王文興的孤獨，不也是很自然嗎？
書名：台灣現代短篇小說精讀（上下兩冊）
作者：蔡振念編著
出版社：五南圖書
出版日期：2003/6
本書透過精選文本的賞析及作家整體作品成就的評論，除可作為一般讀者欣賞小說作品輔助之外，更介紹了小說敘事學的各種理論及流派，對艱深的學院理論有廓清爬梳之功。評論部分則不斷以己見而徵引諸家不同看法，呈現後現代讀者接受閱讀的多元面向，另外，本書的作品評論引得則為讀者進一步研究的指迷。入選作家自張愛玲（一九二○～一九九五）到郝譽翔（一九六九～），若以出生年代計恰跨半個世紀，適足見證五十年來台灣小說風貌的一斑。
【Excerpt】
〈命運的跡線〉/ 王文興
[作者簡介]
王文興，福建福州市人，一九三九年生。三歲時遷居廈門，抗戰勝利後舉家遷回福州，一九四六年來台。師大附中畢業後考入台大外文系，大三時，與外文系同學白先勇、陳若曦、劉紹銘、李歐梵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一九六一年大學畢業時曾在南方澳服役四個月，其後此地成為小說《背海的人》之背景。一九六三年赴美入愛荷華大學英文系創作班就讀，一九六五年獲藝術碩士學位，回國任教台大外文系，開設小課課程，提倡精讀。一九六九年與他教過的學生陳竺筠女士結婚，並赴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研究一年。一九七三年，費時七年之長篇小說《家愛》出版。一九七六年赴美佛羅里達大學等校研究一年。一九八一年，出版《背海的人》上冊，費時六年，一九九九年下冊出版，總計《背海的人》上下冊寫作時間長達十七年。除長篇小說外，王文興早期在《現代文學》發表之小說分別出版為《龍天樓》和《玩具手槍》，後合為《十五篇小說》。一九八八年，並出版了評論散文集《書和影》以及獨幕劇〈M 和 W〉（刊於三月號《聯合文學》）。
[作品評介]
王文興從高中開始閱讀英文小說，在文學創作上，是個全盤西化的人，深受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卡夫卡、海明威、喬哀思、莫泊桑、費茲傑羅、湯瑪斯．曼等人的影響，此外《背海的人》在構思過程中，尚有卡繆、康拉德、杜斯妥也夫斯基、索爾．貝婁等的影響。（見王宣一〈背海狂草〉）在《現代文學》雜誌小說選集《新刻的石像》序言中，王文興明白地表示向西方學習的心態，他說：「嚴格說來，中國至今還沒有幾個短篇小說算是真正的短篇小說。最主要原因在我們從不知精省為何物。短篇小說，無論如何，必須作到文字、人物、事態、結構、情節減至少而又少，只夠基本需要的地步。……今後我國的作家，如欲達到夠格的水準，惟有向西方學習：思想和技巧一律學習。」王文興自身學習精省的結果，就是寫出了大約只有三百字的〈最快樂的事〉。王文興文學上的西化不足為奇，因為他看的書幾乎全是西方小說，很少看中國書，他在台大曾開過《紅樓夢》的課，但全是因學生需要，並不是覺得《紅樓夢》文字好，《紅樓夢》對他的寫作也無影響。（見夏祖麗〈命運的跡線——王文興訪問記〉）他服膺的是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在接受單德興訪問時他自己也承認說：「就我創作的性質來看，可以歸到現代主義的範圍內。」他的短篇小說，也的確體現了現代主義的精神，寫出了現代人在絕望中的反抗，在無意義和荒謬存在中的掙扎，有些篇章寫純真少年懷著恐懼感受著成長的困擾和死亡的威脅，有些則描寫人性的無明與幽黯恐怖。對於王文興這種寫作傾向，一般評論是毀譽參半，呂正惠認為：「王文興的問題在於：他和他所屬的那個社會的徹底決裂……王文興所以和社會決裂……是從小所受的教育，逐渐把他培養成西式的知識分子。他那獨特的心智世界，和他周遭的社會現實，是無法調和的巨大矛盾，而這就是他和他的社會那種緊張對立的根本來源。……這就是王文興那一代西化的知識分子的悲劇。完全脫離台灣政治、社會現實……而只生活於他們自己的柏拉圖式的知識與理念世界之中。」（〈王文興的悲劇〉）古繼堂也說：「王文興雖然在文學理論與小說創作兩方面雙管齊下，但這種探索和實驗西方現代派小說的道路，是一條沒有民族基礎、缺乏生活實踐、構築在沙盤上的道路。」（《台灣小說發展史》，頁二三八）白少帆等則說：「應該指出，企圖借現代主義的一磚一瓦在沒有自己民族歷史根基的沙灘且建立起全新的文化大廈，絕對是不可能的空想。」（《現代台灣文學史》，頁四九五）對這些批評，王文興早有回應，他說：「如果有人說，中國在形式上嘗試現代主義的努力，是一種崇洋心理，我們是無法忍受的。中國人不許創造新形式嗎？……依照他們的看法，中國人不得寫心理的小說，不得寫象徵小說，不得寫幻想小說，不得嘗試超現實主義，不得接受存在主義思想。」（轉引高天生〈現代小說的歧途試論王文興的小說〉）張誦聖則認為王文興對小說形式的執著，表露了現代主義自福樓拜以降，「將文學視為純粹藝術，毫不妥協地與形式長期奮戰的一種專業藝術家精神。」王文興對西方傳統的文學成規精巧的運用，使他不能為多數中國人所組成的詮釋群體所接受，因為現代主義的文學符碼、美學意識，和中國固有的閱讀習慣是對立的。（〈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收入《文學場域的變遷》）
在小說語言上，王文興也是一個極端，尤其是長篇之作《家變》和《背海的人》，他自己說：「《十五篇》的時候，我還在尋找一種語言。這種尋找不只是我對當時個人語言的不滿，也代表我對所有中國白話文的不滿。我早就覺得白話文恐怕是中國文學的致命傷，白話文使得文字如此地散漫，如此的隨便，如此的不講究。在當時，我讀的西洋文學裡，在文體上，我特別崇拜兩個人，Hemingway 跟Joseph Conrad。因此，《十五篇》的時代，我就一直朝這個方向走，希望能夠突破我所不喜的，所看到的白話文語言。其結果，我就在裡頭找、嘗試，《十五篇》裡最實的寫實主義。」（〈王文興小說中的藝術和宗教追尋〉）在論及《背海的人》時，鄭恆雄也從小說語言著眼，認為「「王文興這本小說藉著句法、語氣及其他繁富的手法使中文的語音達到豐富多變的音樂性，甚至遠超過他的《家變》。這大概是二十世紀中國白話小說的創舉。有時為了捕捉語音的精確性，他勇於使用注音符號、英文字母及音標，甚至於同一詞在不同的段落中也可用不同文字代表。」他又說：「語言系統既然是任意決定的，所以是虛構的，王文興的《背海的人》是語言建立起來的一個世界觀，自然也是虛構的，作者的用意大概是藉著這個虛構的世界及人物來探討一些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命運、人與神佛、人與食色本性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然而虛構的系統並不意味沒有可能性，數學與物理學上某些虛構的觀念往往比紛紜的表象更能把握住恆久的原理。……王文興的《背海的人》令人難以卒讀，主要是因為他獨特的文體不是一般人所熟悉的。但是一個作家有權利及自由創造他認為合適的文體，只要他的文體能和內容融成一體。當然一個讀者也有權利拒絕他無法忍受的文體。所以在有創意的作者和讀者之間往往隔著一條鴻溝，無法溝通。」（〈文體語言的基礎〉）張漢良從個人私語與社會公語的不同來立論，認為王文興的個人私語違反了社會公語的常規，大異於所謂流暢文體，王勇於向讀者挑戰，不借偏離語言常規，不斷翻新創造語言。因此，他設定的讀者是一群美學愛好者，而非使用社會公器者。 （〈王文興《背海的人》的語言信仰〉）在論《家變》時，顏元叔也為王文興的語言策略辯護，他說：「大凡一般的作者或作家，他們的文字表達常是跟著約定俗成的表達方式，他們的文體儘量依照一般人熟稔的文體，寫得好的可稱「珠圓玉潤」。跟著傳統的文體與表達方式寫文章，總是缺乏獨創性。然而，多數的作者以及極大多數的讀者，便在傳統的文體與表達方式之中打滾，形成一個可以互相了解卻不能精確的世界……千古以來文學家就已指出（如霍雷斯）文字是有機體會變老襲舊而死去的。文字一則在時代中老去，一則在使用者的心裡老去，不能再激起讀者強烈生動的感受。所謂生動強烈的感受，就是說文字把對象活生生地捧出來了。這種感受叫臨即感（sense of immediacy），即是讀其文章，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其物。然而這種臨即感經常被傳統的表現方式的老厚牛皮所隔殺了；因此作家要創新，要創造新的表達方式，以重建語言與對象之間的直接關係，以增強文字對事物的臨即感.……我國一般人士習慣並喜愛傳統的表達方式，因此視「珠圓玉潤」為文章的最高德性……假如你是一位崇尚「珠圓玉潤」的人，你讀《家變》，你當然會冒火。不過，若是你看重臨即感，若是你認為語言與對象間應保持最直接的表徵，若是你求表現之真，而不是求文字之美，則你會看得起家變的文字，你會佩服王文興的苦心刻劃，你會驚訝於他的文字的真實感之強。」（〈苦讀細品談《家變》））
……
王文興是徹底的現代主義作家，他的作品一致表現人類存在的虛無與荒涼，命運的不可知，死亡的威脅與人性的幽暗。王文興「不斷碰觸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生命是否有所謂終極快樂、終極意義或終極價值可堪追尋？不論終極之意義繫之於命運、神、性愛、榮譽、道德、親情或未知世界。」（陳器文〈家變小識〉）
〈命運的跡線〉一篇寫一個小學生高小明身體孱弱，常常生病，但成績優異，個性倔強，但這樣一個意志固執、靈魂熾熱的人在命運之神面前卻屈服了。同學看過他手相後說他只能活三十歲，讓他精神頹喪。晚上，他以刀片劃破手掌企圖延長生命線，卻險些因割破血管而喪命。小說寫人面對命運的無奈，刻劃人對造化弄人的恐懼，也表現了王文興的宿命觀，誠如他曾說過的：「我在二十幾歲時，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懷著希臘人的宿命觀，都認為命運大得不得了，而且沒辦法了解，它想怎麼支配你下一步，怎麼支配，你不知道，你的意志等於不存在，一直這樣看法——覺得人實在非常渺小。」（〈王文興談王文興〉）
……
在評介王文興的小說之際，筆者多方徵引正反評論而少加自己意見，意在凸顯王文興小說的爭議性及其引發的問題。時至今日，王文興的《家變》被列為台灣文學經典之一（雖然所謂「經典三十」引來不少爭議），可見經過歷史的沈澱，某些爭議已逐漸煙消雲散，文學作品獨立的藝術生命受到了肯定，這是值得欣慰之事。至於讀者因期待視野（horizon）的不同而引起的接受問題，則一方面有待讀者提升自己的視野，另方面，自有文學以來，便有雅俗之分，文學作品亦如金字塔，通俗文學永遠是金字塔底層的多數，我們因之也無法要求某些作品的雅俗共賞，文學作品亦如這百花開放的世界，千嬌競艷，各人自取所好。文學愛好者本已是人口結構中的少數，高眉（high brows）作品的讀者，自是少數中的少數。王文興的孤獨，不也是很自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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