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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停跡坪：16處國定古蹟的文學跨界書寫》
2026/01/07 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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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停跡坪：16處國定古蹟的文學跨界書寫》
書名：停跡坪：16處國定古蹟的文學跨界書寫
作者：李秉樺, 邱常婷, 徐禎苓, 張郅忻, 陳育萱, 陳顥仁, 奧崴尼．卡勒盛, 楊富閔, 葉淳之, 廖振富, 蕭詒徽, 謝鑫佑
出版社：文訊雜誌社
出版日期：2025/09
內容簡介
《停跡坪：16處國定古蹟的文學跨界書寫》，邀請作家以紀實報導、散文、小說等不同敘事手法，揉合古蹟的時代背景、人文故事、建築特色、在地影響等進行創作。每一座古蹟都保存了時間，讓讀它的人，可以透過不同線索去理解。12位作家針對16處國定古蹟的創作，以文學的切角，與歷史、建築對話，是一種打開古蹟的方式，同時也暗示了，還有千千百百種不同觀看的方式，邀請大家走進古蹟。
【Excerpt】
〈一個時間的地點：博物館的文學斷片〉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楊富閔
這座公園擁有許多名字：它曾叫臺北公園，有人叫它臺北新公園、新公園、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或者以上重新排列組合，最長可以魔術一般變出臺北二二八和平紀念新公園。名字吞吐著名字。要被每一個人牢牢記住。
出入公園的方式有許多種，這裡的出入口特多。雖是一座公園，感覺他的空間时間無盡延伸，而且開放。公園歷史悠久，符號性格相當強烈，擁有許多「此曾在」的故事——可以從建物、古物、牌樓、涼亭、碑文……開始說起。這裡如同一座記憶的集合場，而時間的針腳踢著正步，正在答數。
經過這座公園，想起宇文所安的著作《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宇文所安對文學作為一種「連續性」的思考作出反省，指出不完整、破碎的斷片，更能指引你超越時間與空間的藩籬，而溢出線性思考的邏輯。宇文所安認為：「在我們與過去相逢時，通常有某些斷片存在於其間，他們是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媒介，是布滿裂痕的透鏡，既揭示所要觀察的東西，也掩蓋他們。這些斷片以多種形式出現：片斷的文章，零星的記憶，某些殘存於世的人工製品的碎片。既然在我們與過去之間總有斷片存在，思考一下它屬於哪一類的範疇，以及它怎樣發揮作用，是值得的。」
我的手邊就有一本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創刊的雑誌《臺旅月刊》，它的刊宗旨之一：「將臺省史地人文作詳盡的介紹，同時對於生產建設作有系統的報導；俾利遊客，而促進旅行事業的開展。」用現在的話來說，這是一本旅遊指南。創刊號的前幾頁，即有多幅精彩的照片，標題正以「臺北攬勝」為名，並且羅列了介壽堂、博物館、臺北橋、植物園、孔子廟、草山、仙公廟、碧潭等地。這些景點的排序，彰顯了一九四九年，編者引導讀者去想像臺北的一種視角，至今不少地方仍是熱門的打卡熱點。
《臺旅月刊》對「博物館」的介紹是這樣的：「博物館——位於新公園內，希臘式二層樓大廈，宏莊可觀，內容陳列品達一萬三千四百餘件；每天免費開放，是一個大眾文化的殿堂。」老雜誌是個斷片。雜誌內的老照片是斷片。老照片內的博物館也是一個斷片。這些刺點一般的存在，提供了我們在三十一世紀的今天，找到一種從「文學」進入這座公園的路徑，同時看到了不同角度之下的博物館。
於是從《臺旅月刊》出發，我們步行來到一九四九年的博物館。一九四九年來臺的王鼎鈞，初始即在公園內的廣播電臺工作。作為臺灣重要的散文大家，在臺期間致力於語文教育的推介。王鼎鈞晚年推出的自傳《文學江湖》，曾經勾勒出一幅較少為人觸及的「廣播文學」的圖像。他指出廣播稿的撰寫，與口語文學的生成有密切關係，而聲音與日常的交織，對於就在公園一隅的建物內工作的王鼎鈞，他的感觸是比别人還要深刻的：「中廣公司節目部設在新公園的一角，隔著公園和省立博物館相望，博物館後面新公園裡有一個方形花架，花架下有一座『宮燈式』的建築物，底座很高頂端像博士帽，下面用木材雕成窗櫺，窗櫺裡面裝著播音喇叭，地下有電線和節目部發音室連接，坐在下面可以聽到廣播節目。」這一段描寫，可以讀到文學、歴史，也可以讀到公園的截圖，而這樣無意觸及的博物館的描述，從周圍的日常出發，並以聲音作為線索，我們彷彿真的看到宮燈造型的放送頭周圍，坐滿了人，一個個都豎起了耳朵。
「夜晚無事，我常坐花架下的長椅上聽自己寫的講話節目，琢磨語文方面應該改進的地方。夏天總是滿座，他們大概都是家中没有收音機的人吧……我觀察他們的舉動，尋找文稿的得失，終於發現『趣味』重要，如果有人聽到一半，起身離去，多半因為語言無味。有一次，一位老者拄著拐杖，經過花架底下，喇叭正在播送我寫的節目，他恰巧聽見一句有趣的話，居然站在那裡聽完下面『無趣』的部分。……我也從文稿變成聲音之後，尋找聽眾的好惡，發現稿本潛在的、隱藏的、習焉不察的瑕疵。」
文化重建的工程始於語言的重建，一九四六年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之後，戰後的臺灣即進入一股國語熱的學習潮之中。而國語的推行與文藝政策、語文教育，乃至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不可分割，王鼎鈞就站在文學史的現場。而那樣一座發出聲音的放送頭，至今還佇立在新公園內，可以想像當年多少新聞、音樂、政令、故事，從此流瀉而出；而又有多少人曾經或坐或站，守著一座像是宮燈的音箱，屏氣凝神，等待即將發生的事。不知其中是否就有一個兩個是在博物館工作的人員呢？而博物館的方向，還可以聽到音箱放出的聲音嗎？
這是一個「表演」的「現場」了。那樣一個聲音的斷片，瀰漫開來，引領我們回到五〇年代的新公園，而聲音作為一個斷片，劈出了一個新時空，公園内的人事物，全都立體了起來。所以我們依序看到了放送頭，看到博物館，也看到行色匆匆的過客。而當時與王鼎鈞一同出現在公園内，還有誰呢？是否也有同樣四九年來臺，戮力於現代詩寫作，才華洋溢的詩人楊喚？
那時楊喚是一名大兵文人，特別是在兒童文學領域的開拓具有貢獻，〈夏夜〉、〈水果們的晚會〉至今還是課本的經典。〈我是忙碌的〉、〈美麗島〉、〈二十四歲〉更是令人難忘。而除了詩歌的撰寫，後人整理而出的楊喚書信，我們讀到以白鬱為筆名的他，隨著軍旅來到寶島的思考。這些信件無比貴重，它象徵著在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年代，一名青年大兵的內心寫照。其中一九五二年的一封，信未特別附上——「在臺北公園寫」。收信對象是他的好友歸人。楊喚的生活圈也在這一帶吧？楊喚信中提及，工作日漸繁重起來了，身兼數職的他，一串鑰匙握在手上，他體會到了這是一種權柄的象徵，但又令人感到迷茫。信的開頭，楊喚寫到他正坐在公園花架下一張廢棄的鐵凳，那日正午出了太陽：「這有如夏日的春之南國，這南國之春裡的公園，我的少年的心有一股難解的輕愁，一如那寂寞無語的老榕樹。有蝴蝶飛舞花圃，有雀鳥細語於修長的檳榔樹，我對著滿園草色青青，憂鬱地凝視著博物館那希臘式建築的圓形的拱柱。」
詩心與童心兼具的楊喚，書信文字卻隱隱藏了一股憂鬱。而他也以白鬱自況。我們彷佛看見他就坐在可以看到博物館的一張鐵凳，正午的公園，不知道王鼎鈞是否認識楊喚，眼前這一位鬱鬱寡歡的文藝青年，其實是個詩人；而楊喚視線所及的博物館拱柱，當時的館內，又正在推出怎樣的展覽呢？騰雲號火車頭已經在了吧！
王鼎鈞與楊喚的文字作為一種斷片，我們如同點開了一個超連結，回到了五〇年代的新公園，那時博物館在，博物館内的珍藏標本也在，這些描述都像是一則街頭速寫，或者一個限時動態，對於博物館的描述只是片斷，卻因片斷而附著於一個整體。那樣一個斷片構築的世界，處處皆是時間的摺痕，「所謂斷而成片者，就是指失去了延續性。」正是取消了延續性的關懷，我們才能真正穿越在這座布滿歷史教材的公園，將古與今匯聚於眼前的一刻。
而《臺旅月刊》引領我們看到公園的「一刻」。看到到訪這一座博物館的人，來來去去的身影，他們出於旅行、工作、觀光、環島、教學等理由，留下了腳印。實則新公園、博物館，乃至附近的總督府、中山堂，早早就在文人雅士的筆下登場，而成為一種敘事欲望的投射對象，一種虛實交錯的文學地景。
一九四〇年代，臺灣本島最為出色的作家之一張文環，他在《臺灣新民報》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山茶花》。張文環是典型的鄉土小說能手，他的筆力穩健，故事厚實，最常出現的人物是孩童與女性。《山茶花》一開始即寫到主角「賢」要從嘉義山村的公學校出發，前往北部完成一趟「修業旅行」。那樣一趟旅行，有人可以去，有人不能去，而「賢」是受寵的獨生子。回看這趟行旅，彷若一群鄉村孩童要進城，諸多傳統與現代的交鋒，歷歷在目，可我覺得故事最動人的仍是筆下的童心。張文環通過「賢」的眼睛，沿途發現了：「鐵道有紅綠信號燈，令人覺得是去都市的關卡旗子。」、「每個車站都有盆栽剪成獅子或龜的形態，孩子們看得津津有味。」
當這一群從嘉義來的小朋友，到了臺北，會發生什麽事呢？第一晚他們住在本島人經營的日進旅館，張文環寫得生動：「第一晚，孩子們都没有出去，大街上有載貨的馬車正在卸貨，孩子們好奇地圍看著。看過畫上的馬，真馬還是頭一次。馬的臉真長啊，怎麼沒有角？」張文環將這一大段修業旅行的故事，取名為「開眼」。他筆下的小朋友，彷佛都有一雙靈氣逼人的大眼：「臺北不如圖畫明信片所看的那麼漂亮，但是莊嚴的總督府令人驚嘆……小孩問賢說，在博物館參觀的沒有辦法記下來，考試會不會出現這些問題？」原來這些去過的地方，回到嘉義之後是要交功課的。這趟旅行真不容易。而博物館要看的東西這麼多，眼花撩亂。一時之間，大家不知所措。這群小朋友的博物館「到此一遊」，應該也是走過日治時期的阿公阿嬤的回憶。很高興它被張文環的小說寫下來了。
同樣在日治時期就已嶄露頭角的文學家黃得時，戰後任教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具創作與研究身分的他，出版於一九六七年的《臺灣遊記》，是黃得時較少受人留意的一部兒童文學作品。一様是孩童的出遊見學，小説通過父親带著就初一的女兒與就識小五的兒子，三人進行一趙環島之旅。這趟旅行的背景，誠如小說寫著：「光雄！你說得一點也不錯。在臺灣，好風景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尤其是這幾年來，因為觀光事業的發展，各地方都爭著建設『風景區』，吸引遊覽的客人。」
觀光事業正在起步，故事的時間已是六〇年代尾聲的臺北。故事中的父親是一名中學教師，負責教授史地，能在旅途之中扮演知識傅遞的角色。環島書寫是臺灣文學的特產之一，沿途擇選的景點，可以看見作者的審美原則；也會看見基礎建設的更新，而呈現出不一樣的臺灣風貌。換言之，一趟環島旅行的完成，有其終始，差異即在這趟旅行去了哪裡？
黃得時的《臺灣遊記》就從臺北出發，也結束在臺北。他們一家三口搭乘火車來到臺北，第一站拜訪的即是博物館。他們來到博物館的那一天，正巧館内正在進行世界兒童美術展覽會，小男生光雄惦記著這一件事，還誓言將來也要來此展覽他的畫作。他們依序參觀了各種動植物標本的陳列室，也去了人類學室，父親如同導覽員一般，適時補充說明，最後三人更在博物館門口合照留影。隨即又順道去參觀了騰雲號的火車頭。那天，他們中午留在公園内吃便當，我猜不管走到哪裡，都可以看到博物館吧！
而我初次踏進博物館是在二〇一三年《臺灣風土》四大冊的新書發表會。這一套書的前身，是來自《公論報》「臺灣風土」專欄的文章結集。「臺灣風土」專欄内容，涉及人類、民俗、考古等不同知識，它在戦後至一九五〇年初的幾年之間。可以説是對於「臺灣」這門知識最為貴重的一次盤整。而「臺灣風土」專欄的主編陳奇祿先生，便曾任職於「臺灣省博物館」。
於是，從《臺旅月刊》的一張寫真出發，經由王鼎鈞、楊喚、張文環、黃得時的描述作為時間的斷片。我們不免好奇，從戰前到戰後，還有多少文人的筆下著墨過了這一座公園，連到觸碰到了這一座博物館？白先勇的《孽子》將博物館的迴廊作為人生搬演的舞臺，是我們比較熟悉的一部。一定還有其他的故事，有待我們加以挖掘。宇文所安便認為：「我們可以說，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一個搭配齊全的整體，它自身就是一個統一體；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又可以說，任何文學作品自身並不是真正完整的，它更多地根植在超出作品之外的生活中和繼承得來的世界裡。」過去與未來，匯流來到你的眼前。這些匆匆的一瞥、歷史的一刻，不可思議，最後帶領我們遇到了文學。
其實王鼎鈞念念不忘的播音臺還在。地圖上它叫做「臺灣廣播電臺放送亭」。明天，不妨豎起耳朵去聽，聽聽看，有沒有聽到小朋友到此一遊，嬉鬧歡笑的聲音？而公園四周，綠樹濃蔭下，是否就坐著正在靜靜「寫生」的學生。我猜今天作畫的主題，想必就是博物館吧！
書名：停跡坪：16處國定古蹟的文學跨界書寫
作者：李秉樺, 邱常婷, 徐禎苓, 張郅忻, 陳育萱, 陳顥仁, 奧崴尼．卡勒盛, 楊富閔, 葉淳之, 廖振富, 蕭詒徽, 謝鑫佑
出版社：文訊雜誌社
出版日期：2025/09
內容簡介
《停跡坪：16處國定古蹟的文學跨界書寫》，邀請作家以紀實報導、散文、小說等不同敘事手法，揉合古蹟的時代背景、人文故事、建築特色、在地影響等進行創作。每一座古蹟都保存了時間，讓讀它的人，可以透過不同線索去理解。12位作家針對16處國定古蹟的創作，以文學的切角，與歷史、建築對話，是一種打開古蹟的方式，同時也暗示了，還有千千百百種不同觀看的方式，邀請大家走進古蹟。
【Excerpt】
〈一個時間的地點：博物館的文學斷片〉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楊富閔
這座公園擁有許多名字：它曾叫臺北公園，有人叫它臺北新公園、新公園、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或者以上重新排列組合，最長可以魔術一般變出臺北二二八和平紀念新公園。名字吞吐著名字。要被每一個人牢牢記住。
出入公園的方式有許多種，這裡的出入口特多。雖是一座公園，感覺他的空間时間無盡延伸，而且開放。公園歷史悠久，符號性格相當強烈，擁有許多「此曾在」的故事——可以從建物、古物、牌樓、涼亭、碑文……開始說起。這裡如同一座記憶的集合場，而時間的針腳踢著正步，正在答數。
經過這座公園，想起宇文所安的著作《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宇文所安對文學作為一種「連續性」的思考作出反省，指出不完整、破碎的斷片，更能指引你超越時間與空間的藩籬，而溢出線性思考的邏輯。宇文所安認為：「在我們與過去相逢時，通常有某些斷片存在於其間，他們是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媒介，是布滿裂痕的透鏡，既揭示所要觀察的東西，也掩蓋他們。這些斷片以多種形式出現：片斷的文章，零星的記憶，某些殘存於世的人工製品的碎片。既然在我們與過去之間總有斷片存在，思考一下它屬於哪一類的範疇，以及它怎樣發揮作用，是值得的。」
我的手邊就有一本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創刊的雑誌《臺旅月刊》，它的刊宗旨之一：「將臺省史地人文作詳盡的介紹，同時對於生產建設作有系統的報導；俾利遊客，而促進旅行事業的開展。」用現在的話來說，這是一本旅遊指南。創刊號的前幾頁，即有多幅精彩的照片，標題正以「臺北攬勝」為名，並且羅列了介壽堂、博物館、臺北橋、植物園、孔子廟、草山、仙公廟、碧潭等地。這些景點的排序，彰顯了一九四九年，編者引導讀者去想像臺北的一種視角，至今不少地方仍是熱門的打卡熱點。
《臺旅月刊》對「博物館」的介紹是這樣的：「博物館——位於新公園內，希臘式二層樓大廈，宏莊可觀，內容陳列品達一萬三千四百餘件；每天免費開放，是一個大眾文化的殿堂。」老雜誌是個斷片。雜誌內的老照片是斷片。老照片內的博物館也是一個斷片。這些刺點一般的存在，提供了我們在三十一世紀的今天，找到一種從「文學」進入這座公園的路徑，同時看到了不同角度之下的博物館。
於是從《臺旅月刊》出發，我們步行來到一九四九年的博物館。一九四九年來臺的王鼎鈞，初始即在公園內的廣播電臺工作。作為臺灣重要的散文大家，在臺期間致力於語文教育的推介。王鼎鈞晚年推出的自傳《文學江湖》，曾經勾勒出一幅較少為人觸及的「廣播文學」的圖像。他指出廣播稿的撰寫，與口語文學的生成有密切關係，而聲音與日常的交織，對於就在公園一隅的建物內工作的王鼎鈞，他的感觸是比别人還要深刻的：「中廣公司節目部設在新公園的一角，隔著公園和省立博物館相望，博物館後面新公園裡有一個方形花架，花架下有一座『宮燈式』的建築物，底座很高頂端像博士帽，下面用木材雕成窗櫺，窗櫺裡面裝著播音喇叭，地下有電線和節目部發音室連接，坐在下面可以聽到廣播節目。」這一段描寫，可以讀到文學、歴史，也可以讀到公園的截圖，而這樣無意觸及的博物館的描述，從周圍的日常出發，並以聲音作為線索，我們彷彿真的看到宮燈造型的放送頭周圍，坐滿了人，一個個都豎起了耳朵。
「夜晚無事，我常坐花架下的長椅上聽自己寫的講話節目，琢磨語文方面應該改進的地方。夏天總是滿座，他們大概都是家中没有收音機的人吧……我觀察他們的舉動，尋找文稿的得失，終於發現『趣味』重要，如果有人聽到一半，起身離去，多半因為語言無味。有一次，一位老者拄著拐杖，經過花架底下，喇叭正在播送我寫的節目，他恰巧聽見一句有趣的話，居然站在那裡聽完下面『無趣』的部分。……我也從文稿變成聲音之後，尋找聽眾的好惡，發現稿本潛在的、隱藏的、習焉不察的瑕疵。」
文化重建的工程始於語言的重建，一九四六年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之後，戰後的臺灣即進入一股國語熱的學習潮之中。而國語的推行與文藝政策、語文教育，乃至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不可分割，王鼎鈞就站在文學史的現場。而那樣一座發出聲音的放送頭，至今還佇立在新公園內，可以想像當年多少新聞、音樂、政令、故事，從此流瀉而出；而又有多少人曾經或坐或站，守著一座像是宮燈的音箱，屏氣凝神，等待即將發生的事。不知其中是否就有一個兩個是在博物館工作的人員呢？而博物館的方向，還可以聽到音箱放出的聲音嗎？
這是一個「表演」的「現場」了。那樣一個聲音的斷片，瀰漫開來，引領我們回到五〇年代的新公園，而聲音作為一個斷片，劈出了一個新時空，公園内的人事物，全都立體了起來。所以我們依序看到了放送頭，看到博物館，也看到行色匆匆的過客。而當時與王鼎鈞一同出現在公園内，還有誰呢？是否也有同樣四九年來臺，戮力於現代詩寫作，才華洋溢的詩人楊喚？
那時楊喚是一名大兵文人，特別是在兒童文學領域的開拓具有貢獻，〈夏夜〉、〈水果們的晚會〉至今還是課本的經典。〈我是忙碌的〉、〈美麗島〉、〈二十四歲〉更是令人難忘。而除了詩歌的撰寫，後人整理而出的楊喚書信，我們讀到以白鬱為筆名的他，隨著軍旅來到寶島的思考。這些信件無比貴重，它象徵著在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年代，一名青年大兵的內心寫照。其中一九五二年的一封，信未特別附上——「在臺北公園寫」。收信對象是他的好友歸人。楊喚的生活圈也在這一帶吧？楊喚信中提及，工作日漸繁重起來了，身兼數職的他，一串鑰匙握在手上，他體會到了這是一種權柄的象徵，但又令人感到迷茫。信的開頭，楊喚寫到他正坐在公園花架下一張廢棄的鐵凳，那日正午出了太陽：「這有如夏日的春之南國，這南國之春裡的公園，我的少年的心有一股難解的輕愁，一如那寂寞無語的老榕樹。有蝴蝶飛舞花圃，有雀鳥細語於修長的檳榔樹，我對著滿園草色青青，憂鬱地凝視著博物館那希臘式建築的圓形的拱柱。」
詩心與童心兼具的楊喚，書信文字卻隱隱藏了一股憂鬱。而他也以白鬱自況。我們彷佛看見他就坐在可以看到博物館的一張鐵凳，正午的公園，不知道王鼎鈞是否認識楊喚，眼前這一位鬱鬱寡歡的文藝青年，其實是個詩人；而楊喚視線所及的博物館拱柱，當時的館內，又正在推出怎樣的展覽呢？騰雲號火車頭已經在了吧！
王鼎鈞與楊喚的文字作為一種斷片，我們如同點開了一個超連結，回到了五〇年代的新公園，那時博物館在，博物館内的珍藏標本也在，這些描述都像是一則街頭速寫，或者一個限時動態，對於博物館的描述只是片斷，卻因片斷而附著於一個整體。那樣一個斷片構築的世界，處處皆是時間的摺痕，「所謂斷而成片者，就是指失去了延續性。」正是取消了延續性的關懷，我們才能真正穿越在這座布滿歷史教材的公園，將古與今匯聚於眼前的一刻。
而《臺旅月刊》引領我們看到公園的「一刻」。看到到訪這一座博物館的人，來來去去的身影，他們出於旅行、工作、觀光、環島、教學等理由，留下了腳印。實則新公園、博物館，乃至附近的總督府、中山堂，早早就在文人雅士的筆下登場，而成為一種敘事欲望的投射對象，一種虛實交錯的文學地景。
一九四〇年代，臺灣本島最為出色的作家之一張文環，他在《臺灣新民報》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山茶花》。張文環是典型的鄉土小說能手，他的筆力穩健，故事厚實，最常出現的人物是孩童與女性。《山茶花》一開始即寫到主角「賢」要從嘉義山村的公學校出發，前往北部完成一趟「修業旅行」。那樣一趟旅行，有人可以去，有人不能去，而「賢」是受寵的獨生子。回看這趟行旅，彷若一群鄉村孩童要進城，諸多傳統與現代的交鋒，歷歷在目，可我覺得故事最動人的仍是筆下的童心。張文環通過「賢」的眼睛，沿途發現了：「鐵道有紅綠信號燈，令人覺得是去都市的關卡旗子。」、「每個車站都有盆栽剪成獅子或龜的形態，孩子們看得津津有味。」
當這一群從嘉義來的小朋友，到了臺北，會發生什麽事呢？第一晚他們住在本島人經營的日進旅館，張文環寫得生動：「第一晚，孩子們都没有出去，大街上有載貨的馬車正在卸貨，孩子們好奇地圍看著。看過畫上的馬，真馬還是頭一次。馬的臉真長啊，怎麼沒有角？」張文環將這一大段修業旅行的故事，取名為「開眼」。他筆下的小朋友，彷佛都有一雙靈氣逼人的大眼：「臺北不如圖畫明信片所看的那麼漂亮，但是莊嚴的總督府令人驚嘆……小孩問賢說，在博物館參觀的沒有辦法記下來，考試會不會出現這些問題？」原來這些去過的地方，回到嘉義之後是要交功課的。這趟旅行真不容易。而博物館要看的東西這麼多，眼花撩亂。一時之間，大家不知所措。這群小朋友的博物館「到此一遊」，應該也是走過日治時期的阿公阿嬤的回憶。很高興它被張文環的小說寫下來了。
同樣在日治時期就已嶄露頭角的文學家黃得時，戰後任教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具創作與研究身分的他，出版於一九六七年的《臺灣遊記》，是黃得時較少受人留意的一部兒童文學作品。一様是孩童的出遊見學，小説通過父親带著就初一的女兒與就識小五的兒子，三人進行一趙環島之旅。這趟旅行的背景，誠如小說寫著：「光雄！你說得一點也不錯。在臺灣，好風景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尤其是這幾年來，因為觀光事業的發展，各地方都爭著建設『風景區』，吸引遊覽的客人。」
觀光事業正在起步，故事的時間已是六〇年代尾聲的臺北。故事中的父親是一名中學教師，負責教授史地，能在旅途之中扮演知識傅遞的角色。環島書寫是臺灣文學的特產之一，沿途擇選的景點，可以看見作者的審美原則；也會看見基礎建設的更新，而呈現出不一樣的臺灣風貌。換言之，一趟環島旅行的完成，有其終始，差異即在這趟旅行去了哪裡？
黃得時的《臺灣遊記》就從臺北出發，也結束在臺北。他們一家三口搭乘火車來到臺北，第一站拜訪的即是博物館。他們來到博物館的那一天，正巧館内正在進行世界兒童美術展覽會，小男生光雄惦記著這一件事，還誓言將來也要來此展覽他的畫作。他們依序參觀了各種動植物標本的陳列室，也去了人類學室，父親如同導覽員一般，適時補充說明，最後三人更在博物館門口合照留影。隨即又順道去參觀了騰雲號的火車頭。那天，他們中午留在公園内吃便當，我猜不管走到哪裡，都可以看到博物館吧！
而我初次踏進博物館是在二〇一三年《臺灣風土》四大冊的新書發表會。這一套書的前身，是來自《公論報》「臺灣風土」專欄的文章結集。「臺灣風土」專欄内容，涉及人類、民俗、考古等不同知識，它在戦後至一九五〇年初的幾年之間。可以説是對於「臺灣」這門知識最為貴重的一次盤整。而「臺灣風土」專欄的主編陳奇祿先生，便曾任職於「臺灣省博物館」。
於是，從《臺旅月刊》的一張寫真出發，經由王鼎鈞、楊喚、張文環、黃得時的描述作為時間的斷片。我們不免好奇，從戰前到戰後，還有多少文人的筆下著墨過了這一座公園，連到觸碰到了這一座博物館？白先勇的《孽子》將博物館的迴廊作為人生搬演的舞臺，是我們比較熟悉的一部。一定還有其他的故事，有待我們加以挖掘。宇文所安便認為：「我們可以說，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一個搭配齊全的整體，它自身就是一個統一體；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又可以說，任何文學作品自身並不是真正完整的，它更多地根植在超出作品之外的生活中和繼承得來的世界裡。」過去與未來，匯流來到你的眼前。這些匆匆的一瞥、歷史的一刻，不可思議，最後帶領我們遇到了文學。
其實王鼎鈞念念不忘的播音臺還在。地圖上它叫做「臺灣廣播電臺放送亭」。明天，不妨豎起耳朵去聽，聽聽看，有沒有聽到小朋友到此一遊，嬉鬧歡笑的聲音？而公園四周，綠樹濃蔭下，是否就坐著正在靜靜「寫生」的學生。我猜今天作畫的主題，想必就是博物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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