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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劉錚的《西書東藏：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1
2025/12/07 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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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劉錚的《西書東藏：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1
總是會不經意地想起這一句拉丁文諺語「Habent sua fata libelli」（書自有其命運），當這些書在藏書家之間輾轉收藏，免於天災人禍且安然度過百年，真值得慶幸。
以下摘要分享本書其中的一篇〈徐志摩〉，略談他喜歡的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
書名：西書東藏：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
作者：劉錚
出版社：上海文藝
出版日期：2024/08
《西書東藏：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記述中國現代37位著名學者、作家、文化人曾經讀過、收藏過的西文書，這些書後來都成為作者的收藏。在中國，對古籍的研究、書寫自來多矣，而對近代以來境內流傳的外文書的研究專著，這是第一部。作者選取的人物均是在1912年至1949年這一時段中有過重要經歷的知識分子。打撈、整理一個人散佚久矣的藏書，等於揭開了籠罩其精神世界的幕布的一角。再循著藏書線索一步步稽考追索，鉤沈佚文，得窺其心曲。在炮火戰亂、貲財俗務、愛恨嗔痴之外，尚有一小片安靜，可在書裡覓得。翻開書頁，讀書人將為前輩學者治學之精勤所打動、所感染，亦當因此而有異代相知之感。
【Excerpt】
〈徐志摩〉
近二三十年，詩人徐志摩舊藏的外文書偶爾會在舊書店出現。有讀者買到，也有人寫文章提及。詩人西川就曾在散文《與書籍有關》中寫到，他在北京的舊書店買到的書裡面“有打著‘志摩遺書’藍色橢圓形印戳的《牛津版十九世紀英語文論選》，徐志摩的圈圈點點躍然紙上”（《深淺：西川詩文錄》第166-167頁）。我還見過一種徐志摩舊藏，上面有何兆武先生的簽名，應該是後來入過何先生的手。目前流散在外的徐志摩藏英法文書，可以查考到書名的，約有十來種。它們無一例外，均鈐“志摩遺書”之印；從內容上看，都是品位不俗的文學著作，包括薩克雷、羅斯金等的作品，符合徐志摩的閱讀趣味。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罹難殞逝。其身後藏書，多歸松坡圖書館——生前，徐志摩曾於松坡圖書館任職數年，主持購藏工作。彭福英女士在《國家圖書館所藏松坡圖書館外國圖書管窺》一文中介紹：“松坡圖書館成立後，徐志摩捐贈了不少書籍，如1923年捐贈英文書157冊，書上鈐‘徐志摩捐贈，印章；也有鈐‘志摩遺書’印章的，為徐志摩去世後捐贈。筆者參與提善所見的徐志摩贈書160種，以英文文獻居多，其次為法文文獻，但數量不大，只有10種。”（《文津學志》第十六輯，第225頁）
2013年10月我得到一冊英文“志摩遺書”，有松坡圖書館編號8336，是“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所出青少年讀物《古希臘故事集》（Tales of Ancient Greece），由喬治·W. 考克斯（George W. Cox）撰述。
直到近年，我們才有機會知道，那些鈐著“志摩遺書”印的外文書，徐志摩生前可能並沒有打算捐給松坡圖書館。1930年10月21日，徐志摩致信丁文江，稱：
昨聞振飛說松館（引者按：指松坡圖書館）今由大哥主持，這是好極了的。我有一點瑣事要奉煩，前天松館來信說，虎館址（引者按：指西單石虎衚衕的松坡圖書館）即將移讓，我寄存在那裡的書櫥十二架及衣箱雜件，得想法挪，但一時我在南中，又無妥便可以代勞，聞石虎七號今由王摶沙先生承租，可否請大哥向與商量，暫時仍容封寄，年前我當設法來運或另移他處。王利民兄不知仍在館服務否？如在，擬請其代為照料，俾弗散失。
（《徐志摩全集》第七卷，商務印書館2019年9月版，第3頁）
同年11月8日，顯然是在收到丁文江的復信後，徐志摩又去信，表示：
書生可憐，書外更無所有，捐助之意恕不能
納，必須遷移時，只有暫行寄存史家衚衕五十四號甲金岳霖處。已告知東蓀及利民兄，希為招呼，俾弗散失，則感激如何可言！（同上）
從書信內容可揣知，丁文江勸徐志摩將寄存在石虎衚衕的書直接捐給松坡圖書館，徐志摩明確拒絕了。可惜世事難料，一年後，徐志摩即身故，他的書到底留在了松坡圖書館。而他當年心心念念，希望有人照料“俾弗散失”的藏書，有一部分幸運地歸入國家圖書館，還有一部分，終究散失了。
2020年，我在網上買到一部精裝英文舊書，是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隨筆集《人生與文學散論》（Notes on Life and Letters, 1921）。該書書名頁正中空白處，鈐一方朱文篆印“志摩所作”。我推測，此書為徐志摩舊藏。它不屬於松坡、“志摩遺書”序列，沒蓋圖書館的收藏章。
按說，“志摩所作”這種印文，鈐在作品手稿上才合適，鈐在外文藏書上未免彆扭。我想，理由或許是徐志摩匆忙之際未加細審。就在1930年10月21日寫給丁文江的那封信裡，徐志摩曾寫道：
早該拜謝你慨贈的名著，我先前在巴黎在北京都買過一冊，不用說都教朋友給拖跑。這是第三冊到我手，我已題上字蓋上章，決不再讓它跑的了。
可見，徐志摩平時並不常在外文藏書上題字蓋章；也許偶爾鈐印，以示珍重，也免得給朋友“拖跑”。由於我購買時，商家並未以名人藏書為招徠，而是當一本普通的英文舊書賣的，因此似無作偽之動機。若欲作偽，仿刻一枚外間習見的“志摩”印，不是比別出心裁刻一方其實並不很切合情境的“志摩所作”更合理嗎？此書末頁又有中國書店舊書定價章，可知在國內流傳頗久了。從紙背觀察“志摩所作”印油的滲入深度，可判斷此印非近年新鈐者。綜合上述特徵，我認為，此書為徐志摩舊藏，殆無疑義。
既然這是約瑟夫·康拉德的著作，那麼徐志摩平日是否讀過康拉德的書呢？我遍檢《徐志摩全集》，在他的文章、書札中共找到七篇涉及康拉德者，茲按時間先後為序簡述如下。
1922年，徐志摩在《雨後虹》一文中提到：“我又想起康賴特的《大風》，人與自然原質的決鬥。”這裡談及的是康拉德的小說《颱風》。
1922年，徐志摩撰寫《丹農雪烏》，介紹意大利小說家鄧南遮，稱：“他的筆力有道斯妥奄夫斯基的深物與悍健，有弗洛貝的嚴密與精審，有康賴特（Joseph Conrad）禽捉文字的本能……”
1923年，徐志摩在有名的散文《曼殊斐兒》中提及：“她問我最喜歡讀那幾家小說，我說哈代，康拉德……”
1923年夏，徐志摩在南開大學暑期學校舉辦系列講座《近代英文文學》（趙景深整理），他在講座中稱許“康拉特下筆凝練，愈看愈深”，指出“他善於描寫海洋生活”，並列舉了康拉德的三部代表作：《颱風》《大海如鏡》《在陸海之間》。在後面談到作家威爾斯時，徐志摩又說：“威爾斯和康拉得也不同。康拉得是以人為本位，而他是以社會為本位的。”
1927年，徐志摩參與翻譯小說《瑪麗瑪麗》，他在譯序中稱：“在我翻譯往往是一種不期然的興致……我想翻柏拉圖，想翻舊約，想翻哈代，康賴特的小說，想翻裴德的散文，想翻魯意思的哥德評傳，想翻的還多著哪……”
1929年7月21日，徐志摩在復女詩人李祁的信中稱：＂Lagoon我所最喜，譯文盼立即寄我，短文一並寄來。Youth何不一試？再加一篇，即可成一Conrad短篇集，有暇盼即著手如何？”徐志摩“最喜”的康拉德短篇小說即《礁湖》，後面建議李祁試譯的則是康拉德短篇小說《青春》。
1930年，徐志摩在小說集《輪盤》自序中表示，“恐怕我一輩子也寫不成一篇如願的小說”，之後列舉他歆慕的小說名家福樓拜、康拉德、契訶夫、曼殊斐兒、伍爾夫夫人等，稱“我念過康賴特，我覺得興奮”。
由上可見，徐志摩對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非常熟悉、非常喜愛、非常佩服，不但敦促別人加以譯介，甚至自己也曾動過翻譯的念頭。這樣一來，他會購讀康拉德的隨筆集，也就順理成章了。
英國文人、著名的中國詩歌翻譯者阿瑟·魏禮（Arthur Waley），與留英時期的徐志摩過從甚密，他晚年撰寫了一篇關於徐志摩的短文《欠中國的一筆債》。魏禮提及徐志摩在英國時與大作家的交往：“他的頂禮心情和朝聖腳蹤，愈來愈指向文學的領域。他訪康拉德（Conrad）、威爾斯（Wells）、哈代（Hardy）、畢列茨（Bridges）；在這一連串的謁見中，他創造出一種中國前所未有的新文體，就是‘訪問記’。這種文字激情四溢，是因發現新事物而沸騰的一種內心興奮，與普通新聞式的報道迥然不同。”（梁錫華譯，《徐志摩評說八十年》，第93頁）鑒於魏禮所述為“孤證”，我們一時還無法確定徐志摩是否真的拜訪過康拉德，不過從情理上講，喜讀康拉德作品的徐志摩有參拜這位文壇耆宿的願望，是再正常不過了。
《人生與文學散論》並非稀見之書，但有徐志摩鈴印的這一冊，乃1921年的初版本，並不多見。1921年，對徐志摩來說，是個重要的年份：正是在這一年，他經狄更生推薦，以特別生的資格入讀劍橋大學皇家學院。興許，人在劍橋的徐志摩，是在《人生與文學散論》剛剛出版時就買來讀了；興許，讀這部書，也是謁見他仰慕的大作家康拉德的一種準備呢。
總是會不經意地想起這一句拉丁文諺語「Habent sua fata libelli」（書自有其命運），當這些書在藏書家之間輾轉收藏，免於天災人禍且安然度過百年，真值得慶幸。
以下摘要分享本書其中的一篇〈徐志摩〉，略談他喜歡的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
書名：西書東藏：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
作者：劉錚
出版社：上海文藝
出版日期：2024/08
《西書東藏：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記述中國現代37位著名學者、作家、文化人曾經讀過、收藏過的西文書，這些書後來都成為作者的收藏。在中國，對古籍的研究、書寫自來多矣，而對近代以來境內流傳的外文書的研究專著，這是第一部。作者選取的人物均是在1912年至1949年這一時段中有過重要經歷的知識分子。打撈、整理一個人散佚久矣的藏書，等於揭開了籠罩其精神世界的幕布的一角。再循著藏書線索一步步稽考追索，鉤沈佚文，得窺其心曲。在炮火戰亂、貲財俗務、愛恨嗔痴之外，尚有一小片安靜，可在書裡覓得。翻開書頁，讀書人將為前輩學者治學之精勤所打動、所感染，亦當因此而有異代相知之感。
【Excerpt】
〈徐志摩〉
近二三十年，詩人徐志摩舊藏的外文書偶爾會在舊書店出現。有讀者買到，也有人寫文章提及。詩人西川就曾在散文《與書籍有關》中寫到，他在北京的舊書店買到的書裡面“有打著‘志摩遺書’藍色橢圓形印戳的《牛津版十九世紀英語文論選》，徐志摩的圈圈點點躍然紙上”（《深淺：西川詩文錄》第166-167頁）。我還見過一種徐志摩舊藏，上面有何兆武先生的簽名，應該是後來入過何先生的手。目前流散在外的徐志摩藏英法文書，可以查考到書名的，約有十來種。它們無一例外，均鈐“志摩遺書”之印；從內容上看，都是品位不俗的文學著作，包括薩克雷、羅斯金等的作品，符合徐志摩的閱讀趣味。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罹難殞逝。其身後藏書，多歸松坡圖書館——生前，徐志摩曾於松坡圖書館任職數年，主持購藏工作。彭福英女士在《國家圖書館所藏松坡圖書館外國圖書管窺》一文中介紹：“松坡圖書館成立後，徐志摩捐贈了不少書籍，如1923年捐贈英文書157冊，書上鈐‘徐志摩捐贈，印章；也有鈐‘志摩遺書’印章的，為徐志摩去世後捐贈。筆者參與提善所見的徐志摩贈書160種，以英文文獻居多，其次為法文文獻，但數量不大，只有10種。”（《文津學志》第十六輯，第225頁）
2013年10月我得到一冊英文“志摩遺書”，有松坡圖書館編號8336，是“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所出青少年讀物《古希臘故事集》（Tales of Ancient Greece），由喬治·W. 考克斯（George W. Cox）撰述。
直到近年，我們才有機會知道，那些鈐著“志摩遺書”印的外文書，徐志摩生前可能並沒有打算捐給松坡圖書館。1930年10月21日，徐志摩致信丁文江，稱：
昨聞振飛說松館（引者按：指松坡圖書館）今由大哥主持，這是好極了的。我有一點瑣事要奉煩，前天松館來信說，虎館址（引者按：指西單石虎衚衕的松坡圖書館）即將移讓，我寄存在那裡的書櫥十二架及衣箱雜件，得想法挪，但一時我在南中，又無妥便可以代勞，聞石虎七號今由王摶沙先生承租，可否請大哥向與商量，暫時仍容封寄，年前我當設法來運或另移他處。王利民兄不知仍在館服務否？如在，擬請其代為照料，俾弗散失。
（《徐志摩全集》第七卷，商務印書館2019年9月版，第3頁）
同年11月8日，顯然是在收到丁文江的復信後，徐志摩又去信，表示：
書生可憐，書外更無所有，捐助之意恕不能
納，必須遷移時，只有暫行寄存史家衚衕五十四號甲金岳霖處。已告知東蓀及利民兄，希為招呼，俾弗散失，則感激如何可言！（同上）
從書信內容可揣知，丁文江勸徐志摩將寄存在石虎衚衕的書直接捐給松坡圖書館，徐志摩明確拒絕了。可惜世事難料，一年後，徐志摩即身故，他的書到底留在了松坡圖書館。而他當年心心念念，希望有人照料“俾弗散失”的藏書，有一部分幸運地歸入國家圖書館，還有一部分，終究散失了。
2020年，我在網上買到一部精裝英文舊書，是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隨筆集《人生與文學散論》（Notes on Life and Letters, 1921）。該書書名頁正中空白處，鈐一方朱文篆印“志摩所作”。我推測，此書為徐志摩舊藏。它不屬於松坡、“志摩遺書”序列，沒蓋圖書館的收藏章。
按說，“志摩所作”這種印文，鈐在作品手稿上才合適，鈐在外文藏書上未免彆扭。我想，理由或許是徐志摩匆忙之際未加細審。就在1930年10月21日寫給丁文江的那封信裡，徐志摩曾寫道：
早該拜謝你慨贈的名著，我先前在巴黎在北京都買過一冊，不用說都教朋友給拖跑。這是第三冊到我手，我已題上字蓋上章，決不再讓它跑的了。
可見，徐志摩平時並不常在外文藏書上題字蓋章；也許偶爾鈐印，以示珍重，也免得給朋友“拖跑”。由於我購買時，商家並未以名人藏書為招徠，而是當一本普通的英文舊書賣的，因此似無作偽之動機。若欲作偽，仿刻一枚外間習見的“志摩”印，不是比別出心裁刻一方其實並不很切合情境的“志摩所作”更合理嗎？此書末頁又有中國書店舊書定價章，可知在國內流傳頗久了。從紙背觀察“志摩所作”印油的滲入深度，可判斷此印非近年新鈐者。綜合上述特徵，我認為，此書為徐志摩舊藏，殆無疑義。
既然這是約瑟夫·康拉德的著作，那麼徐志摩平日是否讀過康拉德的書呢？我遍檢《徐志摩全集》，在他的文章、書札中共找到七篇涉及康拉德者，茲按時間先後為序簡述如下。
1922年，徐志摩在《雨後虹》一文中提到：“我又想起康賴特的《大風》，人與自然原質的決鬥。”這裡談及的是康拉德的小說《颱風》。
1922年，徐志摩撰寫《丹農雪烏》，介紹意大利小說家鄧南遮，稱：“他的筆力有道斯妥奄夫斯基的深物與悍健，有弗洛貝的嚴密與精審，有康賴特（Joseph Conrad）禽捉文字的本能……”
1923年，徐志摩在有名的散文《曼殊斐兒》中提及：“她問我最喜歡讀那幾家小說，我說哈代，康拉德……”
1923年夏，徐志摩在南開大學暑期學校舉辦系列講座《近代英文文學》（趙景深整理），他在講座中稱許“康拉特下筆凝練，愈看愈深”，指出“他善於描寫海洋生活”，並列舉了康拉德的三部代表作：《颱風》《大海如鏡》《在陸海之間》。在後面談到作家威爾斯時，徐志摩又說：“威爾斯和康拉得也不同。康拉得是以人為本位，而他是以社會為本位的。”
1927年，徐志摩參與翻譯小說《瑪麗瑪麗》，他在譯序中稱：“在我翻譯往往是一種不期然的興致……我想翻柏拉圖，想翻舊約，想翻哈代，康賴特的小說，想翻裴德的散文，想翻魯意思的哥德評傳，想翻的還多著哪……”
1929年7月21日，徐志摩在復女詩人李祁的信中稱：＂Lagoon我所最喜，譯文盼立即寄我，短文一並寄來。Youth何不一試？再加一篇，即可成一Conrad短篇集，有暇盼即著手如何？”徐志摩“最喜”的康拉德短篇小說即《礁湖》，後面建議李祁試譯的則是康拉德短篇小說《青春》。
1930年，徐志摩在小說集《輪盤》自序中表示，“恐怕我一輩子也寫不成一篇如願的小說”，之後列舉他歆慕的小說名家福樓拜、康拉德、契訶夫、曼殊斐兒、伍爾夫夫人等，稱“我念過康賴特，我覺得興奮”。
由上可見，徐志摩對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非常熟悉、非常喜愛、非常佩服，不但敦促別人加以譯介，甚至自己也曾動過翻譯的念頭。這樣一來，他會購讀康拉德的隨筆集，也就順理成章了。
英國文人、著名的中國詩歌翻譯者阿瑟·魏禮（Arthur Waley），與留英時期的徐志摩過從甚密，他晚年撰寫了一篇關於徐志摩的短文《欠中國的一筆債》。魏禮提及徐志摩在英國時與大作家的交往：“他的頂禮心情和朝聖腳蹤，愈來愈指向文學的領域。他訪康拉德（Conrad）、威爾斯（Wells）、哈代（Hardy）、畢列茨（Bridges）；在這一連串的謁見中，他創造出一種中國前所未有的新文體，就是‘訪問記’。這種文字激情四溢，是因發現新事物而沸騰的一種內心興奮，與普通新聞式的報道迥然不同。”（梁錫華譯，《徐志摩評說八十年》，第93頁）鑒於魏禮所述為“孤證”，我們一時還無法確定徐志摩是否真的拜訪過康拉德，不過從情理上講，喜讀康拉德作品的徐志摩有參拜這位文壇耆宿的願望，是再正常不過了。
《人生與文學散論》並非稀見之書，但有徐志摩鈴印的這一冊，乃1921年的初版本，並不多見。1921年，對徐志摩來說，是個重要的年份：正是在這一年，他經狄更生推薦，以特別生的資格入讀劍橋大學皇家學院。興許，人在劍橋的徐志摩，是在《人生與文學散論》剛剛出版時就買來讀了；興許，讀這部書，也是謁見他仰慕的大作家康拉德的一種準備呢。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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