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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余杰的《活著就要RUN：潤者無疆，一部流亡的文化史》（上冊）-1
2025/08/28 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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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余杰的《活著就要RUN：潤者無疆，一部流亡的文化史》（上冊）-1
書名：活著就要RUN：潤者無疆，一部流亡的文化史（上下冊不分售）
作者：余杰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24/05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88753
內容簡介
上部講述華語文化圈的流亡故事。作者首先錨定四個關鍵年份：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一九八九、二○一二。指出這是現代中國的四大流亡潮；從中串捻起張愛玲、余英時、齊邦媛、張大千、臺靜農、殷海光、王鼎鈞、梁羽生、倪匡、蘇曉康、高行健……等文化人，他們的流亡並非挫敗，更在離散的道路上開創出更壯闊的風景。
下部則講述全球範圍內的流亡故事。跨越蘇俄、納粹德國及東德、「血色大地」中東歐、拉丁美洲等，極權暴政肆虐、流亡者前赴後繼的地方加以書寫。爬梳人類歷史中暴力與流亡的辯證關係──暴政所在之處即為異鄉；而清醒的自由人唯有身在他方，才能對原屬的土地、族群和文化，做出最徹底的反省與批判。
【Excerpt】
〈香港記著曾上最後一課〉
自你遠去不再回頭／青山綠水不再依舊／再沒有早起身的理由／再沒可安睡的枕頭／這世界只有一種鄉愁／就是沒有你的時候／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頭／就當我在外地旅遊
——My Little Airport 《美麗新香港》
在告別香港那一日，末代港督彭定康用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一首詩勉勵香港人：「寧化飛灰，不作浮塵。／寧投熊熊烈火，光盡而滅；／不伴寂寂朽木，默然同腐。／寧為耀目流星，迸發萬丈光芒；／不羨永恆星體，悠悠沉睡終古。」
二十多年後，香港的自由和榮景，如落花流水春去也，逐漸枯萎與凋零，由當年接納無數難民的域外樂土變成盛產難民的鬼域。反送中運動失敗、《香港國安法》實施，香港的自由與法治蕩然無存，公民社會土崩瓦解，文化界面臨嚴厲的政治審查，圖書館下架大量「敏感」書籍，一把雨傘、一張漫畫、一首歌曲、一點噓聲，都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短短幾年間，香港文化界半壁江山已轉移到香港之外，相當一部分轉移到臺灣。
二〇二一年度，香港共有兩萬五千名中小學生退學，與父母離開香港。平均每所學校有三十二名學生退學、七名教師離職，移民教師人數上升七倍之多。以往一個教席空缺有數百封求職信的現象已一去不返，更多時候是教席缺乏合適的申請者問津。
為什麼會出現此種情形？自《香港國安法》生效，學界舉報成風。截至二〇二一年十二月，教育局表示共接獲兩百六十九宗教師「專業失德」投訴，超過六成「篤灰」（告密）經調查後成立，當事人受懲罰。林鄭月娥下臺時候談及不容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呼籲家長、校長、老師，甚至牧者小心觀察身邊青年人的舉止，並舉報「違法」行為。舉報的風險，也在學生之間——此前數十年發生在中國（文革中骨肉相殘）和臺灣（白色恐怖時代「小心匪諜」）的情境，正在香港上演，正如香港導演許鞍華在紀錄片《詩》中所引猶太詩人策蘭的詩句：「這算是什麼時代，當一次談話幾乎就是犯罪。」無數有常識的學生家長，不願等待課室裝閉路攝影機、不願讓孩子學會舉報他人，就舉家移民，實踐「孟母三遷」的古訓。
香港會死去嗎？或者變成另一個散發著腐屍味道的北京或上海？聽一聽陳滅作詞、黃衍仁演唱的那首〈香港沉浮〉吧——「風吹香港／燈號明滅／煙塵不散……書頁翻動／掀起黑板寫字的聲音／香港記著曾上最後一課……香港奮進／香港多情／香港嗨我要珍重，」那麼多人的翅膀被折斷，那麼多人身陷囚牢，但還是有人相信——「在路上有一暗淡的出口／每一小步仍在努力尋求／不需要配給的自由／小伙子，勇敢地成就。」
[香港與臺灣，流轉的「雙城記」]
……
一九五五年，年輕的哲學家勞思光從臺灣來到香港，因為香港有比解嚴前的臺灣更多的自由。一九四九年，二十二歲的勞思光尚未完成北大哲學系的學業，在戰火中隨父母移居臺灣，又入讀臺灣大學哲學系。白色恐怖年代，他因發表反對國民黨獨裁、主張民主自由的言論，引起調查局與警備總部注意，被迫離開臺灣，先後任教於香港珠海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完成《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中國文化要義》及《新編中國哲學史》等著作。一九七〇年代，勞思光發表長文〈一九九七問題與香港前途〉，當時中英尚未就九七問題正式表示過意向，他就在文章中論及，香港人對九七問題沒有決定權，卻最受影響，因此應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他期望香港居民不要冷漠，應該面對問題，形成一個代表香港人意願的共同主張。可惜當時大部分香港人並未重視這一先知式的洞見，由此埋下日後香港沉淪之伏筆。
當初離開臺灣前，勞思光發誓，除非臺灣解嚴，否則不回去。很長一段時間，他的著作都被臺灣列為禁書，父母過世也無法返臺奔喪。他也發誓，除非共產黨下臺，否則不回中國，所以下半生從未踏足中國。他還說，香港若淪入共黨手中，他也不會留在香港。
臺灣解嚴後，勞思光應邀回臺講學和任教，這一時期，仍不改關心時事，與民進黨接觸，建議不能只以反對國民黨而自足，應對兩岸問題及臺灣前景提出正面方案。
當年勞思光的「中國—臺灣—香港—臺灣」的人生四部曲，今天的廖偉棠卻是「中國」香港」真灣」的人生三部曲，中國已然暗無天日，香港和臺灣的自由卻已易位。一九七五年生於廣東的廖偉棠，於一九九七年移居香港——那一年，香港已走上下坡路，他來得不是時候。在他成為香港人的二十一年間，親眼目睹香港自由價值的分崩離析，也曾用詩歌與散文來力挽狂瀾。
二〇一八年，廖偉棠舉家搬到臺灣，因為慕名林口的霧，就在此定居下來。一年後，香港開始「反送中」遊行，那時他剛取得臺灣身分證，在異鄉客多的林口已像個在地人，但他的心，仍始終掛記著家鄉。他在散文〈謝謝你，林口的雨和霧〉中寫道：
這次遷居，在空間上是一個移民一般的大變動，在另一種意義上，卻是時間上的返鄉之舉。
……世有離亂，方有詩人。我們生逢小小的亂世，遷徙也一波一波地進入我們的生命，把我們帶到一個個似新乍舊的夢裡面去。古人說「安土重遷」，「安土」固然是儒家價值，到杜甫，我們才漸渐明白「重遷」的另一重意義，那就是遷移也是很重要的，客心也是很敏感的。
……人是客人，園卻永遠是故園。
廖偉棠將臺灣作為託孤之地，「一個地方最大的寬容是它讓孤介畸零者也有寄託之所」。這座在世界政治版圖上顯得孤獨的島嶼，卻也是孤獨者託付自己的孤獨的、或者被孤立者尋找寄託的地方；又可以理解為把孤雛扶持、托舉出去的地方；當然也是傷痕累累的流亡者託付自己的後代與未來的地方，所以是「共命之島」。他以五十首組詩〈托孤之地〉作為給臺灣的獻禮，其中寫到各式各樣漂泊來臺的人，如黃榮燦、柏楊、管管、雷震、阮囊、香港「手足」……這座並不完美的島嶼，也許是最稱職的「托孤」之地。
愛好民主自由、勇敢無畏的作詞人林夕，謹守創作者的本分跟良心，沒有為了市場而抹紅。他曾公開支持雨傘革命，和臺灣滅火器樂團合作〈雙城記〉一曲，護臺撐港，雖因此被中國封殺，他寫的歌詞的作者一欄在中國變成「佚名」，他卻不以為意，反而選擇以臺灣為家。林夕表示，香港、臺灣都是他的家，如果要形容他對香港和臺灣的感情，他在香港土生土長，香港對他一概承擔，如同結髮妻子；而臺灣是愛情，是他的自由選擇，就像情投意合的情人。「二〇一五年當我在臺灣有了落腳的地方，就有雙城記的感覺，當我踏入臺灣家門，整個人鬆了一口氣，離開又很捨不得，如果住的心安的地方就是我家的話，那臺灣就是我的家。」
香港攝影師謝至德從事新聞及報導攝影二十餘年，長期記錄香港城市變遷和香港故事，曾獲頒多項攝影獎，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曾授予他一九九四年「全年最佳攝影記者」。二〇一九年，已屆知天命之年的謝至德，毅然放下過去幾十年在香港紀實攝影與藝術策展領域所累積的輝煌資歷，選擇在臺灣開啟「滾動人生」的大冒險。……
……
二〇二二年初，香港作家謝傲霜透過專業移民途徑來臺居住。她在香港曾出版過十多本文學及文化評論著作，所撰寫的《中英街一號》電影劇本曾獲大阪亞洲電影節獎項，文化事業正值收成期，但她毅然帶著年幼兒子踏上移民之路。……
……
曾任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的陳智德，以教香港文學為志業和使命。當這項看似無害的工作在香港本土無法繼續時，他從香港遷居臺灣，一百多箱書隨之渡海。政局轉彎的時刻，他是作家、詩人、學者，也是這世代的南來文人。他在臺灣師大全球華文寫作中心開設「香港文學名著導讀」課程，講到劉以鬯《酒徒》中「潮濕的記憶」，是詩化的語言，潮濕來自於淚。一九五〇年代從中國遷徒到香港的「南來文人」，學歷不被承認，許多人轉做體力活維生，更多人時刻承受著來自「香港人」的歧視，一輩子。《酒徒》主角老劉唯有在烈酒穿喉之後，才能藉酒意點評當代中外文學作家作品，清醒時則寫武俠、黃色小說賺房租和酒資。這亂世，只能醉著過。陳智德在課堂上滔滔不絕，亦宛如一名流亡的酒徒，汗水與淚水已分不清了。
二〇二一年四月，曾任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司儀多年、並創辦劇團「六四舞臺」（在《香港國安法》的壓力之下已於二〇二一年解散）的文藝工作者列明慧移居海外。……
……
二〇一九年移居臺灣並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任客座副教授的香港作家陳慧，四年後以新作《弟弟》榮獲臺灣文學獎金典獎。這是臺灣文學界對她的「在地化」的認可，而這部作品卻又是寫香港的故事——這種奇特的張力，既顯示了陳慧已經融入臺灣，又彰顯出臺灣偉大的包容度。陳慧在獲獎感言中，談及《弟弟》的創作緣起：雨傘運動。她指《弟弟》來自一段不尋常的經歷，「來自我的家鄉香港」，當天她看見很多人出於對香港的熱愛走上街頭，其中有很多年輕人，她會稱呼這些人做「細佬」（即弟弟），「這些弟弟們，有些不再回來，他們被關在高牆之內，或孤身走遠方」，即使僥倖可以回家的亦在無力感中迷失，她對這些弟弟的想念促使她在臺灣完成《弟弟》這部作品，「我只是一個說故事的人，《弟弟》的獎譽，屬於弟弟們。」陳慧說，她寫《弟弟》正是她移居臺灣的時候，這部作品似乎成為她和香港的連結，「我前行並且清楚知道我沒有離開過，是以無怨無悔。文學是藥，可以療傷」。
移居臺灣的香港文化界人士的名單很長很長，還在不斷增長中：演員黃秋生和杜汶澤、作詞人潘源良、漫畫家柳廣成、政治學者及「占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評論人桑普、歷史學者徐承恩、專欄作家游清源、電臺主持人曾志豪……或許，你會在臺灣的街頭里巷與他們偶遇，而他們既已失去過自由，對捍衛臺灣的自由甚至比很多土生土長的臺灣人還要敏感和堅韌。
[我就要啟程，辭別吧，命運之星]
香港才子陶傑移居英國，繼續寫作、畫畫及做自媒體。他在臉書上寫道：
寓居今日的倫敦，心憶昨天的香港。筆掠雲山，墨連煙水，百年俯仰，浮生若夢，其中有許多我們記得的人……在這個海港，千窗萬戶，多少歡欣和血淚，曾經散聚於此，如今都不在了——「在我的世界裡，你依舊純潔，髒了的只是這個世界。」
……
香港資深政論家李怡在其絕筆《失敗者回憶錄》中回顧香港的美好時代，像說過「中國要現代化，必須做三百年殖民地」的劉曉波那樣真誠地感謝殖民主義：「我必須坦誠地說，當我們看到殖民主義告別離去的場面，我也含著淚光。如果沒有殖民主義，我們何嘗可以享有自由、法治、人權？
香港何來優秀的文官制度？何來沒有受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左右的務實管理？倘若香港早就回歸中國，我們怎能避過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等等災難？香港人怎能夠在法律保障下發揮個人所長？」很少有人敢說出這種「政治不正確」的真話。過去，香港人在清教秩序（英美秩序）下生活了若干年，自由似乎是白白得來的，未能深入研究每天都在呼吸的觀念秩序，對大憲章和蘇格蘭盟約、對普通法和陪審團、對洛克和伯克的思想淵源往往不求甚解，這是香港的反抗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數十萬香港人移居清教秩序之下的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他們來清教秩序的母體，終於可以酣暢淋漓地汲取充沛而強勁的精神資源，未來再將其帶回香港。所以，離開並非認輸和放棄，更不是對戰友的背叛。離散的香港人，或休養生息，或臥薪嘗膽，或皓首窮經，或守護火種，仍然在學習、抗爭、奮鬥和創造。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
「孤家盡毀千年史，最可憐一片江山」，二〇二二年十月五日，李怡在臺北去世。一九四八年，李怡從中國逃難到香港。他從小接受中文學校的左派文化教育熏陶，中學畢業後在左派機構任職，後創辦立場親共的《七〇年代》雜誌。直至一九八一年，他才南柯夢醒，脫離左派，轉向自由民主價值，並在一九八四年將雜誌更名為《九○年代》。他的一生與書籍和文字分不開，除主編雜誌外，也曾參與創辦及經營一度是香港最大的出版社的天地圖書公司。那時，他編輯的雜誌、出版的書籍，大部分讀者來自相對封閉的中國和臺灣，反而香港讀者較少，「大部分香港市民覺得一切都是無償地得來，反而不會珍惜那種閱讀自由」。
……
李怡生命中最後的一年多，在臺北撰寫《失敗者回憶錄》，縷述其立場轉變，他對香港前途的看法也因近年的社會運動而徹底改變。他直指包括自己在內的「愛國民主派的錯念」對香港的沉淪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幾乎是唯一一位深切懺悔，在觀念更新上走得最遠、跟年輕一代本土派和獨派實現「無縫接軌」的老一輩民主派人士。
在一時一地，筆打不過槍，詩戰勝不了坦克。李怡承認：「在事實敵不過謊言、真理敵不過強權的世界，在權錢色騎劫所有價值體系的世界，作為一個忠於自己的寫作人，很難避免不停地產生挫敗感。」但他引用邱吉爾名句「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來自我勉勵。
陶傑評論說：「其時代之雲天壯潤，人事之湖海險奇，足以為香港史不為人所知的珍鑑。他自慨『失敗』，自憐於一個枉費心力的華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一生，但他的一生並不失敗，失敗的只是魯迅論定的中國人，以及其土壤的文化中國……『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他見證了香港的興衰，而且秉持良心和原則，以一生心力，盡了一個讀書人應予的義務。香港這個一度的國際經貿大都會，獨欠他一具銅像。」
……
[今天的敦克爾克撤退，是為明天的諾曼第登陸作準備]
逆權運動失敗後，很多參與者入獄（被捕者超過萬人），更多人流亡——尤其是年輕一代，他們對自由的喪失更加感，對他們來說，一個被強盜占據的家園不再是家園。他們多半獨身一人，沒有家庭牽累，亦不用處理財產，流亡是一個更容易下的決定。而且，比起年長一代來，他們擁有更強的語言能力和適應新環境的能力。
……
世上已無香港，作為逃城的香港已被攻破，香港被利維坦一般的中國緊緊握在手中，留下來的人如同身處大監獄，時刻謹言慎行。但世上還有香港人，只要熱愛自由的香港人還在，只要流亡港人像普羅米修斯一樣盜來民主自由之火種，就必能迎來榮光重歸香港那一天。
香港人不必對流亡心存愧疚，暫且逃離中共的納粹式滅絕至少是一種「不壞」的選擇，接受世界各國抛出的不同的救生艇，來一場敦克爾克大行動，重整實力後，未來才可能有一場光復香港的諾曼第登陸：
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
同行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
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
我願榮光歸香港
書名：活著就要RUN：潤者無疆，一部流亡的文化史（上下冊不分售）
作者：余杰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24/05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88753
內容簡介
上部講述華語文化圈的流亡故事。作者首先錨定四個關鍵年份：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一九八九、二○一二。指出這是現代中國的四大流亡潮；從中串捻起張愛玲、余英時、齊邦媛、張大千、臺靜農、殷海光、王鼎鈞、梁羽生、倪匡、蘇曉康、高行健……等文化人，他們的流亡並非挫敗，更在離散的道路上開創出更壯闊的風景。
下部則講述全球範圍內的流亡故事。跨越蘇俄、納粹德國及東德、「血色大地」中東歐、拉丁美洲等，極權暴政肆虐、流亡者前赴後繼的地方加以書寫。爬梳人類歷史中暴力與流亡的辯證關係──暴政所在之處即為異鄉；而清醒的自由人唯有身在他方，才能對原屬的土地、族群和文化，做出最徹底的反省與批判。
【Excerpt】
〈香港記著曾上最後一課〉
自你遠去不再回頭／青山綠水不再依舊／再沒有早起身的理由／再沒可安睡的枕頭／這世界只有一種鄉愁／就是沒有你的時候／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頭／就當我在外地旅遊
——My Little Airport 《美麗新香港》
在告別香港那一日，末代港督彭定康用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一首詩勉勵香港人：「寧化飛灰，不作浮塵。／寧投熊熊烈火，光盡而滅；／不伴寂寂朽木，默然同腐。／寧為耀目流星，迸發萬丈光芒；／不羨永恆星體，悠悠沉睡終古。」
二十多年後，香港的自由和榮景，如落花流水春去也，逐漸枯萎與凋零，由當年接納無數難民的域外樂土變成盛產難民的鬼域。反送中運動失敗、《香港國安法》實施，香港的自由與法治蕩然無存，公民社會土崩瓦解，文化界面臨嚴厲的政治審查，圖書館下架大量「敏感」書籍，一把雨傘、一張漫畫、一首歌曲、一點噓聲，都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短短幾年間，香港文化界半壁江山已轉移到香港之外，相當一部分轉移到臺灣。
二〇二一年度，香港共有兩萬五千名中小學生退學，與父母離開香港。平均每所學校有三十二名學生退學、七名教師離職，移民教師人數上升七倍之多。以往一個教席空缺有數百封求職信的現象已一去不返，更多時候是教席缺乏合適的申請者問津。
為什麼會出現此種情形？自《香港國安法》生效，學界舉報成風。截至二〇二一年十二月，教育局表示共接獲兩百六十九宗教師「專業失德」投訴，超過六成「篤灰」（告密）經調查後成立，當事人受懲罰。林鄭月娥下臺時候談及不容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呼籲家長、校長、老師，甚至牧者小心觀察身邊青年人的舉止，並舉報「違法」行為。舉報的風險，也在學生之間——此前數十年發生在中國（文革中骨肉相殘）和臺灣（白色恐怖時代「小心匪諜」）的情境，正在香港上演，正如香港導演許鞍華在紀錄片《詩》中所引猶太詩人策蘭的詩句：「這算是什麼時代，當一次談話幾乎就是犯罪。」無數有常識的學生家長，不願等待課室裝閉路攝影機、不願讓孩子學會舉報他人，就舉家移民，實踐「孟母三遷」的古訓。
香港會死去嗎？或者變成另一個散發著腐屍味道的北京或上海？聽一聽陳滅作詞、黃衍仁演唱的那首〈香港沉浮〉吧——「風吹香港／燈號明滅／煙塵不散……書頁翻動／掀起黑板寫字的聲音／香港記著曾上最後一課……香港奮進／香港多情／香港嗨我要珍重，」那麼多人的翅膀被折斷，那麼多人身陷囚牢，但還是有人相信——「在路上有一暗淡的出口／每一小步仍在努力尋求／不需要配給的自由／小伙子，勇敢地成就。」
[香港與臺灣，流轉的「雙城記」]
……
一九五五年，年輕的哲學家勞思光從臺灣來到香港，因為香港有比解嚴前的臺灣更多的自由。一九四九年，二十二歲的勞思光尚未完成北大哲學系的學業，在戰火中隨父母移居臺灣，又入讀臺灣大學哲學系。白色恐怖年代，他因發表反對國民黨獨裁、主張民主自由的言論，引起調查局與警備總部注意，被迫離開臺灣，先後任教於香港珠海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完成《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中國文化要義》及《新編中國哲學史》等著作。一九七〇年代，勞思光發表長文〈一九九七問題與香港前途〉，當時中英尚未就九七問題正式表示過意向，他就在文章中論及，香港人對九七問題沒有決定權，卻最受影響，因此應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他期望香港居民不要冷漠，應該面對問題，形成一個代表香港人意願的共同主張。可惜當時大部分香港人並未重視這一先知式的洞見，由此埋下日後香港沉淪之伏筆。
當初離開臺灣前，勞思光發誓，除非臺灣解嚴，否則不回去。很長一段時間，他的著作都被臺灣列為禁書，父母過世也無法返臺奔喪。他也發誓，除非共產黨下臺，否則不回中國，所以下半生從未踏足中國。他還說，香港若淪入共黨手中，他也不會留在香港。
臺灣解嚴後，勞思光應邀回臺講學和任教，這一時期，仍不改關心時事，與民進黨接觸，建議不能只以反對國民黨而自足，應對兩岸問題及臺灣前景提出正面方案。
當年勞思光的「中國—臺灣—香港—臺灣」的人生四部曲，今天的廖偉棠卻是「中國」香港」真灣」的人生三部曲，中國已然暗無天日，香港和臺灣的自由卻已易位。一九七五年生於廣東的廖偉棠，於一九九七年移居香港——那一年，香港已走上下坡路，他來得不是時候。在他成為香港人的二十一年間，親眼目睹香港自由價值的分崩離析，也曾用詩歌與散文來力挽狂瀾。
二〇一八年，廖偉棠舉家搬到臺灣，因為慕名林口的霧，就在此定居下來。一年後，香港開始「反送中」遊行，那時他剛取得臺灣身分證，在異鄉客多的林口已像個在地人，但他的心，仍始終掛記著家鄉。他在散文〈謝謝你，林口的雨和霧〉中寫道：
這次遷居，在空間上是一個移民一般的大變動，在另一種意義上，卻是時間上的返鄉之舉。
……世有離亂，方有詩人。我們生逢小小的亂世，遷徙也一波一波地進入我們的生命，把我們帶到一個個似新乍舊的夢裡面去。古人說「安土重遷」，「安土」固然是儒家價值，到杜甫，我們才漸渐明白「重遷」的另一重意義，那就是遷移也是很重要的，客心也是很敏感的。
……人是客人，園卻永遠是故園。
廖偉棠將臺灣作為託孤之地，「一個地方最大的寬容是它讓孤介畸零者也有寄託之所」。這座在世界政治版圖上顯得孤獨的島嶼，卻也是孤獨者託付自己的孤獨的、或者被孤立者尋找寄託的地方；又可以理解為把孤雛扶持、托舉出去的地方；當然也是傷痕累累的流亡者託付自己的後代與未來的地方，所以是「共命之島」。他以五十首組詩〈托孤之地〉作為給臺灣的獻禮，其中寫到各式各樣漂泊來臺的人，如黃榮燦、柏楊、管管、雷震、阮囊、香港「手足」……這座並不完美的島嶼，也許是最稱職的「托孤」之地。
愛好民主自由、勇敢無畏的作詞人林夕，謹守創作者的本分跟良心，沒有為了市場而抹紅。他曾公開支持雨傘革命，和臺灣滅火器樂團合作〈雙城記〉一曲，護臺撐港，雖因此被中國封殺，他寫的歌詞的作者一欄在中國變成「佚名」，他卻不以為意，反而選擇以臺灣為家。林夕表示，香港、臺灣都是他的家，如果要形容他對香港和臺灣的感情，他在香港土生土長，香港對他一概承擔，如同結髮妻子；而臺灣是愛情，是他的自由選擇，就像情投意合的情人。「二〇一五年當我在臺灣有了落腳的地方，就有雙城記的感覺，當我踏入臺灣家門，整個人鬆了一口氣，離開又很捨不得，如果住的心安的地方就是我家的話，那臺灣就是我的家。」
香港攝影師謝至德從事新聞及報導攝影二十餘年，長期記錄香港城市變遷和香港故事，曾獲頒多項攝影獎，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曾授予他一九九四年「全年最佳攝影記者」。二〇一九年，已屆知天命之年的謝至德，毅然放下過去幾十年在香港紀實攝影與藝術策展領域所累積的輝煌資歷，選擇在臺灣開啟「滾動人生」的大冒險。……
……
二〇二二年初，香港作家謝傲霜透過專業移民途徑來臺居住。她在香港曾出版過十多本文學及文化評論著作，所撰寫的《中英街一號》電影劇本曾獲大阪亞洲電影節獎項，文化事業正值收成期，但她毅然帶著年幼兒子踏上移民之路。……
……
曾任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的陳智德，以教香港文學為志業和使命。當這項看似無害的工作在香港本土無法繼續時，他從香港遷居臺灣，一百多箱書隨之渡海。政局轉彎的時刻，他是作家、詩人、學者，也是這世代的南來文人。他在臺灣師大全球華文寫作中心開設「香港文學名著導讀」課程，講到劉以鬯《酒徒》中「潮濕的記憶」，是詩化的語言，潮濕來自於淚。一九五〇年代從中國遷徒到香港的「南來文人」，學歷不被承認，許多人轉做體力活維生，更多人時刻承受著來自「香港人」的歧視，一輩子。《酒徒》主角老劉唯有在烈酒穿喉之後，才能藉酒意點評當代中外文學作家作品，清醒時則寫武俠、黃色小說賺房租和酒資。這亂世，只能醉著過。陳智德在課堂上滔滔不絕，亦宛如一名流亡的酒徒，汗水與淚水已分不清了。
二〇二一年四月，曾任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司儀多年、並創辦劇團「六四舞臺」（在《香港國安法》的壓力之下已於二〇二一年解散）的文藝工作者列明慧移居海外。……
……
二〇一九年移居臺灣並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任客座副教授的香港作家陳慧，四年後以新作《弟弟》榮獲臺灣文學獎金典獎。這是臺灣文學界對她的「在地化」的認可，而這部作品卻又是寫香港的故事——這種奇特的張力，既顯示了陳慧已經融入臺灣，又彰顯出臺灣偉大的包容度。陳慧在獲獎感言中，談及《弟弟》的創作緣起：雨傘運動。她指《弟弟》來自一段不尋常的經歷，「來自我的家鄉香港」，當天她看見很多人出於對香港的熱愛走上街頭，其中有很多年輕人，她會稱呼這些人做「細佬」（即弟弟），「這些弟弟們，有些不再回來，他們被關在高牆之內，或孤身走遠方」，即使僥倖可以回家的亦在無力感中迷失，她對這些弟弟的想念促使她在臺灣完成《弟弟》這部作品，「我只是一個說故事的人，《弟弟》的獎譽，屬於弟弟們。」陳慧說，她寫《弟弟》正是她移居臺灣的時候，這部作品似乎成為她和香港的連結，「我前行並且清楚知道我沒有離開過，是以無怨無悔。文學是藥，可以療傷」。
移居臺灣的香港文化界人士的名單很長很長，還在不斷增長中：演員黃秋生和杜汶澤、作詞人潘源良、漫畫家柳廣成、政治學者及「占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評論人桑普、歷史學者徐承恩、專欄作家游清源、電臺主持人曾志豪……或許，你會在臺灣的街頭里巷與他們偶遇，而他們既已失去過自由，對捍衛臺灣的自由甚至比很多土生土長的臺灣人還要敏感和堅韌。
[我就要啟程，辭別吧，命運之星]
香港才子陶傑移居英國，繼續寫作、畫畫及做自媒體。他在臉書上寫道：
寓居今日的倫敦，心憶昨天的香港。筆掠雲山，墨連煙水，百年俯仰，浮生若夢，其中有許多我們記得的人……在這個海港，千窗萬戶，多少歡欣和血淚，曾經散聚於此，如今都不在了——「在我的世界裡，你依舊純潔，髒了的只是這個世界。」
……
香港資深政論家李怡在其絕筆《失敗者回憶錄》中回顧香港的美好時代，像說過「中國要現代化，必須做三百年殖民地」的劉曉波那樣真誠地感謝殖民主義：「我必須坦誠地說，當我們看到殖民主義告別離去的場面，我也含著淚光。如果沒有殖民主義，我們何嘗可以享有自由、法治、人權？
香港何來優秀的文官制度？何來沒有受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左右的務實管理？倘若香港早就回歸中國，我們怎能避過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等等災難？香港人怎能夠在法律保障下發揮個人所長？」很少有人敢說出這種「政治不正確」的真話。過去，香港人在清教秩序（英美秩序）下生活了若干年，自由似乎是白白得來的，未能深入研究每天都在呼吸的觀念秩序，對大憲章和蘇格蘭盟約、對普通法和陪審團、對洛克和伯克的思想淵源往往不求甚解，這是香港的反抗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數十萬香港人移居清教秩序之下的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他們來清教秩序的母體，終於可以酣暢淋漓地汲取充沛而強勁的精神資源，未來再將其帶回香港。所以，離開並非認輸和放棄，更不是對戰友的背叛。離散的香港人，或休養生息，或臥薪嘗膽，或皓首窮經，或守護火種，仍然在學習、抗爭、奮鬥和創造。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
「孤家盡毀千年史，最可憐一片江山」，二〇二二年十月五日，李怡在臺北去世。一九四八年，李怡從中國逃難到香港。他從小接受中文學校的左派文化教育熏陶，中學畢業後在左派機構任職，後創辦立場親共的《七〇年代》雜誌。直至一九八一年，他才南柯夢醒，脫離左派，轉向自由民主價值，並在一九八四年將雜誌更名為《九○年代》。他的一生與書籍和文字分不開，除主編雜誌外，也曾參與創辦及經營一度是香港最大的出版社的天地圖書公司。那時，他編輯的雜誌、出版的書籍，大部分讀者來自相對封閉的中國和臺灣，反而香港讀者較少，「大部分香港市民覺得一切都是無償地得來，反而不會珍惜那種閱讀自由」。
……
李怡生命中最後的一年多，在臺北撰寫《失敗者回憶錄》，縷述其立場轉變，他對香港前途的看法也因近年的社會運動而徹底改變。他直指包括自己在內的「愛國民主派的錯念」對香港的沉淪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幾乎是唯一一位深切懺悔，在觀念更新上走得最遠、跟年輕一代本土派和獨派實現「無縫接軌」的老一輩民主派人士。
在一時一地，筆打不過槍，詩戰勝不了坦克。李怡承認：「在事實敵不過謊言、真理敵不過強權的世界，在權錢色騎劫所有價值體系的世界，作為一個忠於自己的寫作人，很難避免不停地產生挫敗感。」但他引用邱吉爾名句「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來自我勉勵。
陶傑評論說：「其時代之雲天壯潤，人事之湖海險奇，足以為香港史不為人所知的珍鑑。他自慨『失敗』，自憐於一個枉費心力的華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一生，但他的一生並不失敗，失敗的只是魯迅論定的中國人，以及其土壤的文化中國……『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他見證了香港的興衰，而且秉持良心和原則，以一生心力，盡了一個讀書人應予的義務。香港這個一度的國際經貿大都會，獨欠他一具銅像。」
……
[今天的敦克爾克撤退，是為明天的諾曼第登陸作準備]
逆權運動失敗後，很多參與者入獄（被捕者超過萬人），更多人流亡——尤其是年輕一代，他們對自由的喪失更加感，對他們來說，一個被強盜占據的家園不再是家園。他們多半獨身一人，沒有家庭牽累，亦不用處理財產，流亡是一個更容易下的決定。而且，比起年長一代來，他們擁有更強的語言能力和適應新環境的能力。
……
世上已無香港，作為逃城的香港已被攻破，香港被利維坦一般的中國緊緊握在手中，留下來的人如同身處大監獄，時刻謹言慎行。但世上還有香港人，只要熱愛自由的香港人還在，只要流亡港人像普羅米修斯一樣盜來民主自由之火種，就必能迎來榮光重歸香港那一天。
香港人不必對流亡心存愧疚，暫且逃離中共的納粹式滅絕至少是一種「不壞」的選擇，接受世界各國抛出的不同的救生艇，來一場敦克爾克大行動，重整實力後，未來才可能有一場光復香港的諾曼第登陸：
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
同行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
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
我願榮光歸香港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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