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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余杰的《活著就要RUN：潤者無疆，一部流亡的文化史》（上冊）-2
2025/08/28 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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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余杰的《活著就要RUN：潤者無疆，一部流亡的文化史》（上冊）-2
書名：活著就要RUN：潤者無疆，一部流亡的文化史（上下冊不分售）
作者：余杰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24/05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88753
內容簡介
上部講述華語文化圈的流亡故事。作者首先錨定四個關鍵年份：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一九八九、二○一二。指出這是現代中國的四大流亡潮；從中串捻起張愛玲、余英時、齊邦媛、張大千、臺靜農、殷海光、王鼎鈞、梁羽生、倪匡、蘇曉康、高行健……等文化人，他們的流亡並非挫敗，更在離散的道路上開創出更壯闊的風景。
下部則講述全球範圍內的流亡故事。跨越蘇俄、納粹德國及東德、「血色大地」中東歐、拉丁美洲等，極權暴政肆虐、流亡者前赴後繼的地方加以書寫。爬梳人類歷史中暴力與流亡的辯證關係──暴政所在之處即為異鄉；而清醒的自由人唯有身在他方，才能對原屬的土地、族群和文化，做出最徹底的反省與批判。
【Excerpt】
〈王鼎鈞：鄉愁遲早退出生活，進入蒼茫的歷史興亡〉
我們振翅時，空中多少羅網；我們奔馳時，路標上多少錯字；我們睡眠時，棉絮裡多少蒺藜；我們受表揚時，玫瑰裡多少假花。
——王鼎鈞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末日」前兩天，在國軍軍械庫當差的二十四歲的王鼎鈞，得到一位長官和長輩的照顧，夜間擠上一條船，甲板上坐滿軍人，誰也不知道船開到哪裡去。天空雲層很厚，不見日月星辰。
日日夜夜，好不容易看見右方有水氣飽滿的綠色山丘，前面有顏色單調的陳舊倉庫，船停在水中等待進港，有人搖著舢板來賣大多數人都沒見過的水果，說他們不懂的話，使用他們沒見過的錢。
這是臺灣！這是基隆！當時多少人想方設法都來不了的地方，王鼎鈞竟無意中得之，似幻似真，如同夢境。他回望大海，上海到基隆的路程四百一十九海里，臺灣海峽的寬度一百三十公里，幸虧世上還有臺灣！
臺灣海峽隔開了生與死。數十年之後，當記者問王鼎鈞內戰之後如果留在大陸會是怎樣的結局時，他說：「這是我們一再作過的推演。我出身地主家庭，父親是知識分子，母親信教，叔父是黃埔軍官，我自己當過憲兵。我具備這樣五個條件，一顆子彈足以致命，我連中五槍……我是極容易知足、極容易感恩的人，一瓢水可以換我一生的眼淚。」
一上岸，辦理入境登記，王鼎鈞拿到一張退役證明。允許帶走兩套舊軍服，發給老臺幣五百六十元（彼時炒米粉一客臺幣七百元）。士兵隨身攜帶席子，那一張席子讓王鼎鈞心酸，「異鄉人倒斃路旁，好心人收屍，就是用一張草席把屍體裹起來」。
逃到臺灣第一天，坐在水泥地上寫稿子
如何在陌生的孤島上生存下來？王鼎鈞坐在水泥地上寫稿子，希望在茫茫虛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線。他寫完之後，找了家郵局郵寄去《中央日報》。過了幾天，這篇文章登出來了。「我看見那片鉛字，這才覺得自己確實由海裡爬到岸上。好了，臺灣『四季如春』，凍不死人，我能『煮字療飢』，餓不死人，苟全性命，與人無爭，氣不死人。」覓得一線生機，他鬆了一口氣。
大時代背景下，雖還年輕，卻已歷盡滄桑，王鼎鈞說自己是一個無恆常的人，常見異思遷，是這種性格造成漂流的人生，還是漂流的人生造成這種性格，他自己也說不清。「一生漂泊無定規，十四歲時候開始半流亡，離開家，但沒離開鄉。十七歲正式流亡，離開鄉，沒離開國，後來也離開了。幾十年間，作家離家越來越遠。」少年時代，王鼎鈞是流亡學生，在大半個中國顛沛流離數千里，後來為了生存又從軍，在軍中當文書。到臺灣之後，他並非國民黨權貴集團成員，只能自求多福，相信天道酬勤。賣文為生、草間求活，也是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他沒有背景、沒有學歷，全靠一支勤奮的筆頭，進了作為黨國喉舌之一的中國廣播公司當編輯。
那是一個新聞界和文化界趨之若驚的位置，王鼎鈞卻如履薄冰。文化圈並非美不勝收的百草園，而是另一個處處充滿陷阱的江湖。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號稱「恐怖十年」，蔣政權驚魂未定，檢肅匪諜辣手無情，大案一個連一個公布，士農工商黨政軍都有人涉及，罪案的發展和罪行的認定往往出人意料。十年間以文化人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個，總計處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牽連被捕受審打入「列管名冊」者不知多少人。在「敏感媒體」工作的王鼎鈞，每當看見文化界人士被捕，判刑，甚至處死，即便與之無關，難免感到忐忑難安，擔心無辜被牽涉其中：「我在中廣那六年，感覺臺灣如同一望無邊的荊棘叢，我置身其中，姿勢必須固定，如果隨便舉手投足，就可能受到傷害」。
很多臺灣人覺得外省人是特權階級，王鼎鈞卻說，比起臺灣人來，他的「怕」是加倍的。多年以後，他在美國對一位臺灣本土派官員說：
當年你們只作一種噩夢，你們只怕蔣介石，不怕毛澤東，你們不知道毛澤束更可怕，你們的恐怖縮了水，你們比我們幸福。你們的問題比較簡單，也許認為只要推翻蔣介石就可以了。我們不行，我們作兩種噩夢，我們有人怕蔣，有人恨蔣，卻還得保著蔣，兩害取其輕，靠他抵抗共產黨。
在次壞與更壞之間勉強選擇次壞，是王鼎鈞那一代逃亡到臺灣的外省人不得已的選擇。一重噩夢套著另一重噩夢，一個獨裁者身後還有另一個更大的獨裁者，如同俄羅斯套娃，不知盡頭在哪裡，這才是最悲慘的人生。
赤腳行走在荊棘叢中，如何避免受傷？
王鼎鈞不是國民黨的批評者，只求在保有人格尊嚴的前提下有一碗飯吃：「臺灣的戒嚴時期，我的問題簡單，江湖賣藝，混口飯吃，這一行也自有其生存之道……流浪漢當然受偵防猜忌，也還不至於去之而後快。一他不願捨生取義、飛蛾撲火，也不願曲學阿世、諂媚當道，但真有一條安全的中間道路嗎？
即便你不反對，特務也要說你反對。臺灣很貧窮，蔣介石號召「克難運動」──所謂「克難」，若用中共的話說就是「艱苦奮鬥」。針對「克難運動」中官員的知行脫節，王鼎釣寫了一篇〈故事新編〉，寫孔子提倡「克難」，大家都粗茶淡飯，弟子顔回照做，結果營養不良，生病死了；孔子卻沒有「克難」，肉不正還不食，結果長壽。這篇文章立即惹禍：這不是諷刺蔣總統嗎？
保安司令部（警備總部之前身）來了兩個年輕人，用吉普車將王鼎鈞載到一處樓房，讓他站在大辦公室一角等候審訊。他站著等了一個小時，忽有一彪形大漢指著牆壁大喝一聲「轉過臉去」，從背後猛地一推，他的鼻梁撞上牆壁，眼冒金星，魂飛魄散。這是下馬威之一種，其他人更慘：案情重大的嫌疑犯首先要挨一頓毒打，脫光衣服打，打得滿地翻滾，就知道在外面那一點資歷聲望、靠山背景，完全成泥化灰。你已不再是原來那個人，「入此門者一無所有」。
王鼎鈞僥倖脫身，卻留下案底。從此，他處在特務無孔不入的監控之下。一位特務說，「你有幾根骨頭我們都數過好幾遍了！」他辦公桌抽屉上的鎖被人撬掉，他不聲張，也不修理，假裝若無其事。幾天後，事務組派工匠來換鎖，換的新鎖的鑰匙，特務當然有一把。員工信件由專人統收分發，他的信總是比別人晚一兩天，封口的漿糊永遠是濕的。
王鼎鈞發現，身邊陸續出現表達關心、時常請他吃飯的朋友。有單位同事，也有聲稱欣賞他文章的讀者。酒過三巡，這些人往往會有意無意談起政治時事，先抛出對時政的種種不滿，等他接話。一旦他對政府表示不滿，立即就成為呈堂證供。他只能兵來將擋，滴水不漏。多年後，他回憶那個特務比朋友還多的時代，仍未對人性喪失信心：「我是赤着腳走路的那種人，路上沒有紅毯，只有荊棘。中年以後整理自己的生活經驗，發生了一個疑問，當年走在路上，前面明明有荊棘，為什麼走在前面的人不告訴我呢？前面有陷阱，為什麼沒有人作個標記呢？前面有甘泉，為什麼去喝水的人不邀我同行呢？經過一番研究，我知道一般人在這方面是很吝嗇的。於是我又衍生出一個想法：我一邊赤腳行走，一邊把什麼地方有荊棘、什麼地方有甘泉寫下來，放在路旁讓後面走過來的人拾去看看。」
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人人都是憂鬱症患者
史學大師陳寅恪說過，最是文人不自由；對於王鼎鈞來說，白色恐怖之下，「免於恐懼的自由」可望而不可求。
王鼎鈞逐漸養成一些生活習慣：極力避免寫信，也不和別人一同照相，偶然收到照片必偷偷剪成碎屑丟進公廁的馬桶。他不保存來信，把信件放在水桶裡泡爛搗成紙漿，再藉傾盆大雨沖走。特務抓人，順藤摸瓜，照片信件都是「藤」。為了自我保護，只能「毀屍滅跡」。在高壓下，人們做夢的自由都沒有。……
……
長期在壓抑的環境下生活，不可能不患病，精神上的問題很快表現在身體上。「恐懼暗中沉澱，累積，腐蝕心靈，結成病灶。那年代，我的「安全」和「志趣」不能兩全，許多人跟我一樣。恐懼像活火山，常受外面的因素誘發。」王鼎鈞很容易感冒，天天帶病上班，夏天穿冬天的衣服。左胸時常疼痛，多次向胸腔專科名醫星兆鐸求診，醫生說：「你的情形我瞭解。」不肯進一步檢查。後來他才知道全是壓力造成，是憂鬱症的症候。
……
王鼎釣用一個更可怕的比喻形容當時的生活境況：臺灣夏天雷雨多，常常電死在田裡工作的農人。科學家研究發現，農夫戴的斗笠由邊緣向中心編成，最後用一根鐵絲鎖住尖頂，外表看不出來，電流一旦找到它，「爆炸」就發生了。讀書人的命運比農夫還卑賤，農夫可摘下斗笠，或去除斗笠上的鐵絲，讀書人頭上的緊箍咒卻取不下來：
那年代，我們這些由中國大陸奔向臺灣的人，「斗笠」裡都有一根鐵絲，雷電在我們頭頂上反覆搜索。我也戴著斗笠下田，笠頂也藏著鋼絲。
全島上下談虎色變的調查局長沈子岳請王鼎鈞吃飯，邀請他擔任調查局文宣顧問，他知道到了二次流亡的時刻——否則，他就會像齊瓦哥醫生，心臓破碎，在街頭倒下。他在臺灣生活了三十年，一生中最寶貴的時光留在白色恐怖的臺灣，「臺灣是傷心地」。
要離開亦非易事。王鼎鈞被迫與五個「特務朋友」一起吃飯、談心以及「交心」，每一月或兩個月一次。終有一天，他領到出境證。當他在出入境管理處拿到那張紙時，「又是喜悅，又是心酸，好像很充實，又像很空虛，臺灣混了三十年，患得患失為了這張紙，也太沒出息了」。一九七九年九月，起飛那天清早，定期聚餐的五個朋友中的一位請他吃早點，舉起茶杯說：「我代表本單位給你送行，你可以出國。」他又如五雷轟頂。直到飛機起飛，看見隱隱山峰水氣淋漓，猶如米芾的畫。他突然覺得肚臍好痛，像是拉斷臍帶，然後就是雲天萬里。
二次流亡：中國是初戀，美國是婚姻
此後，王鼎鈞在自由的美國，暢所欲言、「我筆寫我心」。「紐約是世界上最容易生活的地方，只需要學會點漢堡和坐地鐵就可以自有您一片天地」，這句話是老華僑給新華僑打氣的，他深以為然。他拿到綠卡二十多年才入美國籍，本不想入籍，後來發現既然要死在這個地方，走不了，不入籍有許多不方便。他放棄了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入了美國籍就叫『苦海有邊，回頭無岸』，回哪裡啊？很多人說：我是中國人哪！我說：誰承認你是中國人？」他將中國比喻為戀愛，將美國比喻為婚姻：「前者驚心動魄，後者靜水流深，前者甜蜜與痛苦交織，後者更趨日常的回望。」
……
有人說海外華文文學是邊緣文學，王鼎鈞不同意以政治上的「正朔」來判斷文學的價值。他認為，文學自有主流，「不因堯存，不為桀亡」。《詩經》之後的主流是楚辭，而楚既非地域的中央，也非政治的正朔，只因為有一個流亡大作家屈原，這種新的體裁就成了主流。李後主是亡國之君，也是某種程度的流亡者，他卻是詞的主流。
到美國之後，王鼎鈞再也沒有回臺灣，也沒有回山東。「疏離失根的感覺已非一日，那是我今生感情的一部分。」他拒絕「少小離家老大回」，「我不能回去看長城」。他說：「家鄉的人很勢利，先打聽這個人在外面發財了沒有，做官了沒有，沒有，他們就沒有興趣。尤其是山東老家，既沒有老屋老墳，也沒有老親老友。」清貧的書生，不歸比歸更好。對於鄉愁，他的理解是：「鄉愁是我們成長的年輪，陷入層層包裹。鄉愁是我們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鄉愁無可驕傲，也絕非恥辱。鄉愁是珍貴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捨，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鄉愁遲早退出生活，進入蒼茫的歷史興亡。」他用文字彌合流亡的傷痕，他用文字重現紙上的故鄉：
覺得這些田地這些土壤都很親切可愛，會想那些不知何時何人種下的樹，不知何時何故挖出來的溝，那高起來的丘陵，窪下去的溪流……我想念那些泥土，記得在電影《亂世佳人》裡面，一切隨風而去，女主角費雯麗彎腰從地上抓起一把土，她高高舉起那把土，大聲宣告「只要有土！只要還有土！」聲音很響亮。
是的，流亡者的聲音也很響亮，流亡者無愧天地。
書名：活著就要RUN：潤者無疆，一部流亡的文化史（上下冊不分售）
作者：余杰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24/05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88753
內容簡介
上部講述華語文化圈的流亡故事。作者首先錨定四個關鍵年份：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一九八九、二○一二。指出這是現代中國的四大流亡潮；從中串捻起張愛玲、余英時、齊邦媛、張大千、臺靜農、殷海光、王鼎鈞、梁羽生、倪匡、蘇曉康、高行健……等文化人，他們的流亡並非挫敗，更在離散的道路上開創出更壯闊的風景。
下部則講述全球範圍內的流亡故事。跨越蘇俄、納粹德國及東德、「血色大地」中東歐、拉丁美洲等，極權暴政肆虐、流亡者前赴後繼的地方加以書寫。爬梳人類歷史中暴力與流亡的辯證關係──暴政所在之處即為異鄉；而清醒的自由人唯有身在他方，才能對原屬的土地、族群和文化，做出最徹底的反省與批判。
【Excerpt】
〈王鼎鈞：鄉愁遲早退出生活，進入蒼茫的歷史興亡〉
我們振翅時，空中多少羅網；我們奔馳時，路標上多少錯字；我們睡眠時，棉絮裡多少蒺藜；我們受表揚時，玫瑰裡多少假花。
——王鼎鈞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末日」前兩天，在國軍軍械庫當差的二十四歲的王鼎鈞，得到一位長官和長輩的照顧，夜間擠上一條船，甲板上坐滿軍人，誰也不知道船開到哪裡去。天空雲層很厚，不見日月星辰。
日日夜夜，好不容易看見右方有水氣飽滿的綠色山丘，前面有顏色單調的陳舊倉庫，船停在水中等待進港，有人搖著舢板來賣大多數人都沒見過的水果，說他們不懂的話，使用他們沒見過的錢。
這是臺灣！這是基隆！當時多少人想方設法都來不了的地方，王鼎鈞竟無意中得之，似幻似真，如同夢境。他回望大海，上海到基隆的路程四百一十九海里，臺灣海峽的寬度一百三十公里，幸虧世上還有臺灣！
臺灣海峽隔開了生與死。數十年之後，當記者問王鼎鈞內戰之後如果留在大陸會是怎樣的結局時，他說：「這是我們一再作過的推演。我出身地主家庭，父親是知識分子，母親信教，叔父是黃埔軍官，我自己當過憲兵。我具備這樣五個條件，一顆子彈足以致命，我連中五槍……我是極容易知足、極容易感恩的人，一瓢水可以換我一生的眼淚。」
一上岸，辦理入境登記，王鼎鈞拿到一張退役證明。允許帶走兩套舊軍服，發給老臺幣五百六十元（彼時炒米粉一客臺幣七百元）。士兵隨身攜帶席子，那一張席子讓王鼎鈞心酸，「異鄉人倒斃路旁，好心人收屍，就是用一張草席把屍體裹起來」。
逃到臺灣第一天，坐在水泥地上寫稿子
如何在陌生的孤島上生存下來？王鼎鈞坐在水泥地上寫稿子，希望在茫茫虛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線。他寫完之後，找了家郵局郵寄去《中央日報》。過了幾天，這篇文章登出來了。「我看見那片鉛字，這才覺得自己確實由海裡爬到岸上。好了，臺灣『四季如春』，凍不死人，我能『煮字療飢』，餓不死人，苟全性命，與人無爭，氣不死人。」覓得一線生機，他鬆了一口氣。
大時代背景下，雖還年輕，卻已歷盡滄桑，王鼎鈞說自己是一個無恆常的人，常見異思遷，是這種性格造成漂流的人生，還是漂流的人生造成這種性格，他自己也說不清。「一生漂泊無定規，十四歲時候開始半流亡，離開家，但沒離開鄉。十七歲正式流亡，離開鄉，沒離開國，後來也離開了。幾十年間，作家離家越來越遠。」少年時代，王鼎鈞是流亡學生，在大半個中國顛沛流離數千里，後來為了生存又從軍，在軍中當文書。到臺灣之後，他並非國民黨權貴集團成員，只能自求多福，相信天道酬勤。賣文為生、草間求活，也是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他沒有背景、沒有學歷，全靠一支勤奮的筆頭，進了作為黨國喉舌之一的中國廣播公司當編輯。
那是一個新聞界和文化界趨之若驚的位置，王鼎鈞卻如履薄冰。文化圈並非美不勝收的百草園，而是另一個處處充滿陷阱的江湖。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號稱「恐怖十年」，蔣政權驚魂未定，檢肅匪諜辣手無情，大案一個連一個公布，士農工商黨政軍都有人涉及，罪案的發展和罪行的認定往往出人意料。十年間以文化人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個，總計處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牽連被捕受審打入「列管名冊」者不知多少人。在「敏感媒體」工作的王鼎鈞，每當看見文化界人士被捕，判刑，甚至處死，即便與之無關，難免感到忐忑難安，擔心無辜被牽涉其中：「我在中廣那六年，感覺臺灣如同一望無邊的荊棘叢，我置身其中，姿勢必須固定，如果隨便舉手投足，就可能受到傷害」。
很多臺灣人覺得外省人是特權階級，王鼎鈞卻說，比起臺灣人來，他的「怕」是加倍的。多年以後，他在美國對一位臺灣本土派官員說：
當年你們只作一種噩夢，你們只怕蔣介石，不怕毛澤東，你們不知道毛澤束更可怕，你們的恐怖縮了水，你們比我們幸福。你們的問題比較簡單，也許認為只要推翻蔣介石就可以了。我們不行，我們作兩種噩夢，我們有人怕蔣，有人恨蔣，卻還得保著蔣，兩害取其輕，靠他抵抗共產黨。
在次壞與更壞之間勉強選擇次壞，是王鼎鈞那一代逃亡到臺灣的外省人不得已的選擇。一重噩夢套著另一重噩夢，一個獨裁者身後還有另一個更大的獨裁者，如同俄羅斯套娃，不知盡頭在哪裡，這才是最悲慘的人生。
赤腳行走在荊棘叢中，如何避免受傷？
王鼎鈞不是國民黨的批評者，只求在保有人格尊嚴的前提下有一碗飯吃：「臺灣的戒嚴時期，我的問題簡單，江湖賣藝，混口飯吃，這一行也自有其生存之道……流浪漢當然受偵防猜忌，也還不至於去之而後快。一他不願捨生取義、飛蛾撲火，也不願曲學阿世、諂媚當道，但真有一條安全的中間道路嗎？
即便你不反對，特務也要說你反對。臺灣很貧窮，蔣介石號召「克難運動」──所謂「克難」，若用中共的話說就是「艱苦奮鬥」。針對「克難運動」中官員的知行脫節，王鼎釣寫了一篇〈故事新編〉，寫孔子提倡「克難」，大家都粗茶淡飯，弟子顔回照做，結果營養不良，生病死了；孔子卻沒有「克難」，肉不正還不食，結果長壽。這篇文章立即惹禍：這不是諷刺蔣總統嗎？
保安司令部（警備總部之前身）來了兩個年輕人，用吉普車將王鼎鈞載到一處樓房，讓他站在大辦公室一角等候審訊。他站著等了一個小時，忽有一彪形大漢指著牆壁大喝一聲「轉過臉去」，從背後猛地一推，他的鼻梁撞上牆壁，眼冒金星，魂飛魄散。這是下馬威之一種，其他人更慘：案情重大的嫌疑犯首先要挨一頓毒打，脫光衣服打，打得滿地翻滾，就知道在外面那一點資歷聲望、靠山背景，完全成泥化灰。你已不再是原來那個人，「入此門者一無所有」。
王鼎鈞僥倖脫身，卻留下案底。從此，他處在特務無孔不入的監控之下。一位特務說，「你有幾根骨頭我們都數過好幾遍了！」他辦公桌抽屉上的鎖被人撬掉，他不聲張，也不修理，假裝若無其事。幾天後，事務組派工匠來換鎖，換的新鎖的鑰匙，特務當然有一把。員工信件由專人統收分發，他的信總是比別人晚一兩天，封口的漿糊永遠是濕的。
王鼎鈞發現，身邊陸續出現表達關心、時常請他吃飯的朋友。有單位同事，也有聲稱欣賞他文章的讀者。酒過三巡，這些人往往會有意無意談起政治時事，先抛出對時政的種種不滿，等他接話。一旦他對政府表示不滿，立即就成為呈堂證供。他只能兵來將擋，滴水不漏。多年後，他回憶那個特務比朋友還多的時代，仍未對人性喪失信心：「我是赤着腳走路的那種人，路上沒有紅毯，只有荊棘。中年以後整理自己的生活經驗，發生了一個疑問，當年走在路上，前面明明有荊棘，為什麼走在前面的人不告訴我呢？前面有陷阱，為什麼沒有人作個標記呢？前面有甘泉，為什麼去喝水的人不邀我同行呢？經過一番研究，我知道一般人在這方面是很吝嗇的。於是我又衍生出一個想法：我一邊赤腳行走，一邊把什麼地方有荊棘、什麼地方有甘泉寫下來，放在路旁讓後面走過來的人拾去看看。」
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人人都是憂鬱症患者
史學大師陳寅恪說過，最是文人不自由；對於王鼎鈞來說，白色恐怖之下，「免於恐懼的自由」可望而不可求。
王鼎鈞逐漸養成一些生活習慣：極力避免寫信，也不和別人一同照相，偶然收到照片必偷偷剪成碎屑丟進公廁的馬桶。他不保存來信，把信件放在水桶裡泡爛搗成紙漿，再藉傾盆大雨沖走。特務抓人，順藤摸瓜，照片信件都是「藤」。為了自我保護，只能「毀屍滅跡」。在高壓下，人們做夢的自由都沒有。……
……
長期在壓抑的環境下生活，不可能不患病，精神上的問題很快表現在身體上。「恐懼暗中沉澱，累積，腐蝕心靈，結成病灶。那年代，我的「安全」和「志趣」不能兩全，許多人跟我一樣。恐懼像活火山，常受外面的因素誘發。」王鼎鈞很容易感冒，天天帶病上班，夏天穿冬天的衣服。左胸時常疼痛，多次向胸腔專科名醫星兆鐸求診，醫生說：「你的情形我瞭解。」不肯進一步檢查。後來他才知道全是壓力造成，是憂鬱症的症候。
……
王鼎釣用一個更可怕的比喻形容當時的生活境況：臺灣夏天雷雨多，常常電死在田裡工作的農人。科學家研究發現，農夫戴的斗笠由邊緣向中心編成，最後用一根鐵絲鎖住尖頂，外表看不出來，電流一旦找到它，「爆炸」就發生了。讀書人的命運比農夫還卑賤，農夫可摘下斗笠，或去除斗笠上的鐵絲，讀書人頭上的緊箍咒卻取不下來：
那年代，我們這些由中國大陸奔向臺灣的人，「斗笠」裡都有一根鐵絲，雷電在我們頭頂上反覆搜索。我也戴著斗笠下田，笠頂也藏著鋼絲。
全島上下談虎色變的調查局長沈子岳請王鼎鈞吃飯，邀請他擔任調查局文宣顧問，他知道到了二次流亡的時刻——否則，他就會像齊瓦哥醫生，心臓破碎，在街頭倒下。他在臺灣生活了三十年，一生中最寶貴的時光留在白色恐怖的臺灣，「臺灣是傷心地」。
要離開亦非易事。王鼎鈞被迫與五個「特務朋友」一起吃飯、談心以及「交心」，每一月或兩個月一次。終有一天，他領到出境證。當他在出入境管理處拿到那張紙時，「又是喜悅，又是心酸，好像很充實，又像很空虛，臺灣混了三十年，患得患失為了這張紙，也太沒出息了」。一九七九年九月，起飛那天清早，定期聚餐的五個朋友中的一位請他吃早點，舉起茶杯說：「我代表本單位給你送行，你可以出國。」他又如五雷轟頂。直到飛機起飛，看見隱隱山峰水氣淋漓，猶如米芾的畫。他突然覺得肚臍好痛，像是拉斷臍帶，然後就是雲天萬里。
二次流亡：中國是初戀，美國是婚姻
此後，王鼎鈞在自由的美國，暢所欲言、「我筆寫我心」。「紐約是世界上最容易生活的地方，只需要學會點漢堡和坐地鐵就可以自有您一片天地」，這句話是老華僑給新華僑打氣的，他深以為然。他拿到綠卡二十多年才入美國籍，本不想入籍，後來發現既然要死在這個地方，走不了，不入籍有許多不方便。他放棄了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入了美國籍就叫『苦海有邊，回頭無岸』，回哪裡啊？很多人說：我是中國人哪！我說：誰承認你是中國人？」他將中國比喻為戀愛，將美國比喻為婚姻：「前者驚心動魄，後者靜水流深，前者甜蜜與痛苦交織，後者更趨日常的回望。」
……
有人說海外華文文學是邊緣文學，王鼎鈞不同意以政治上的「正朔」來判斷文學的價值。他認為，文學自有主流，「不因堯存，不為桀亡」。《詩經》之後的主流是楚辭，而楚既非地域的中央，也非政治的正朔，只因為有一個流亡大作家屈原，這種新的體裁就成了主流。李後主是亡國之君，也是某種程度的流亡者，他卻是詞的主流。
到美國之後，王鼎鈞再也沒有回臺灣，也沒有回山東。「疏離失根的感覺已非一日，那是我今生感情的一部分。」他拒絕「少小離家老大回」，「我不能回去看長城」。他說：「家鄉的人很勢利，先打聽這個人在外面發財了沒有，做官了沒有，沒有，他們就沒有興趣。尤其是山東老家，既沒有老屋老墳，也沒有老親老友。」清貧的書生，不歸比歸更好。對於鄉愁，他的理解是：「鄉愁是我們成長的年輪，陷入層層包裹。鄉愁是我們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鄉愁無可驕傲，也絕非恥辱。鄉愁是珍貴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捨，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鄉愁遲早退出生活，進入蒼茫的歷史興亡。」他用文字彌合流亡的傷痕，他用文字重現紙上的故鄉：
覺得這些田地這些土壤都很親切可愛，會想那些不知何時何人種下的樹，不知何時何故挖出來的溝，那高起來的丘陵，窪下去的溪流……我想念那些泥土，記得在電影《亂世佳人》裡面，一切隨風而去，女主角費雯麗彎腰從地上抓起一把土，她高高舉起那把土，大聲宣告「只要有土！只要還有土！」聲音很響亮。
是的，流亡者的聲音也很響亮，流亡者無愧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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