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漸長大以後，我才明白，為什麼村裡人總叫我「北仔子」。

 

原來，我並不是這片宗族聚落裡土生土長的金門人。父親來自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徐蚌會戰後，他隨軍撤退金門，又成為古寧頭戰役中的一員。後來被編入「軍官戰鬥團」——那是一個以官為兵、權宜整編的單位，收容無職軍官，也把一些人派往最前線。

 

戰火稍歇，命運似乎曾替父親開過一道門。

 

因為讀過私塾，寫得一手好字，他被甄選到縣府任職。若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一家人的日子或許會是另一番模樣。

 

偏偏父親生性耿直，不善逢迎。

 

不久，他便被調往鄉村擔任指導員。從后浦、古寧頭、湖尾、溪邊、后沙、官澳，一路到山后，派令一張接著一張，像一陣風，把一家人從這個村落吹到另一個村落。

 

最後，一紙命令，要他調往烈嶼。

 

那時，我和弟弟尚在襁褓，母親肚子裡又懷著妹妹。往來烈嶼只能搭舢舨，海上風浪難測，炮火的陰影也未曾真正遠去。父親想到幾個年幼的孩子，終究沒有赴任。

 

一九五七年，他憤而辭去公職。

 

這一辭，也把一家人的命運，帶往另一條路。

 

多年以後，我自己也進入公門，擔任民政課長。有一天與單位裡一位江姓管理員閒談，無意間提起父親，才驚訝地發現，他竟曾與父親共事。

 

那時，父親已經過世五年。

 

江先生只說了一句：

 

「你父親就是太老實了。」

 

我的眼眶一下子熱了。

 

原來父親離開後，江先生接下他的職位，一做十年，安安穩穩。他談起當年的往事：漁民出海要經過他們核准，回航之後，總有人挑幾尾大黃魚來；魚可以曬成魚乾，螃蟹可以醃起來，逢年過節再往城裡送。

 

母親後來聽我說起，嘆了一聲：

 

「那人可滑頭了，魚乾多到還拿去賣錢。」

 

她又想起父親剛到溪邊時，也有人提魚上門，父親卻把人攆了出去。

 

母親勸他：「你不吃，別人也要吃，何不拿去送做人情？」

 

父親眼睛一瞪：

 

「誰要吃這些臭東西！」

 

多少年後再想起這句話，我已不知道該笑，還是該嘆息。

 

水至清則無魚。

 

父親一輩子不懂得轉彎。那份近乎固執的自持，守住了他自己，卻也讓一家人跟著走了一段更辛苦的路。

 

辭職以後，他在山外大街租了一間店面，開始賣油條、包子。

 

可是，一個握過筆、扛過槍的人，要重新學會和一團麵粉相處，談何容易。

 

發麵是一門學問。最初炸出來的油條硬得像鼓棒，整批賣不出去，只好拿去餵豬。父親一次次揉麵、醒麵、下鍋，才漸漸摸出了門道。

 

只是日子才稍稍安頓，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戰又來了。

 

炮火把金門打得滿目瘡痍。政府安排部分民眾疏散赴臺，發給救濟金並輔導就業。母親像忽然看見一道出口，一再催父親帶著一家人遷臺。

 

父親卻斷然拒絕：

 

「去幹啥？那邊是人吃人的地方，我在上海見識過了。」

 

他曾在淞滬會戰中負傷，腿上至今留著一道疤。也許在父親心裡，那些戰亂歲月從來沒有真正走遠。海的那一邊，對母親而言是希望；對父親而言，卻可能仍覆著昔日逃難與戰火的陰影。

 

多年以後，母親還是念念不忘：

 

「如果那時候去了，領一萬二千元救濟金，再加上我們的一點積蓄，在桃園買間小店，你們也不用吃那麼多苦。」

 

當時公職人員一個月薪水不過數十元，一萬二千元確實不是小數目。

 

人生最令人惆悵的，也許就是那個「如果」。

 

如果當年渡過了海，如果在桃園買下一間小鋪，如果父親稍微懂得人情世故，如果他不是那麼執拗……

 

可是，人生沒有如果。

 

父親後來雖也曾寫信向一位國大代表求援，想再尋一條出路，終究時過境遷，沒有下文。

 

而我有記憶以來，父親早已不是照片裡那個斯文的年輕人。

 

小時候，我們偶爾會翻出箱底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父親梳著西裝頭，穿中山裝，胸前別著徽章，口袋插著鋼筆，眉目俊秀，神情端正。

 

我總會盯著照片看很久。

 

那真的是父親嗎？

 

眼前的他，沉默寡言，不修邊幅，每天守著麵團、油鍋和蒸籠。油煙一日一日燻著他的臉，歲月也一層一層覆上去。

 

照片裡那個意氣尚存的青年，不知從哪一天開始，慢慢退進了黑白的光影裡。

 

而我們，也就在油條與包子的香氣中長大。

 

小學三年級時，我開始幫家裡賣油條。

 

冬天的清晨，天還沒有亮，母親便把我從被窩裡喚醒。我揉著眼睛，套上厚衣，提起竹籃。籃底墊著麵粉袋，一根根油條整齊排好，上面再覆一塊布。

 

然後出門。

 

那時的金門，村路沒有路燈。

 

晨星稀稀落落掛在天邊，風從田野吹過來，刮得臉頰發疼。我提著竹籃，沿著村莊一路走，有時還得趕到軍營。

 

寂靜的清晨，只有一個孩子的聲音，在巷弄間一遍遍響著：

 

「賣油條唷——」

 

「賣油條唷——」

 

一聲出去，風把它帶得很遠。

 

賣完了，我再提著空籃跑回家，放下籃子，背起書包，匆匆趕往學校。

 

那時候，我並不懂什麼叫命運，也不知道父親曾經走過徐蚌、古寧頭，曾經穿著中山裝坐在公署裡寫字，更不知道母親心裡一直藏著一個沒有成行的臺灣夢。

 

我只知道，天還沒有亮，我得把這籃油條賣完。

 

很多年過去了。

 

父親走了，母親也老了，那些炮火、舢舨、軍營與清晨的村路，都已退進歲月深處。如今再回頭，我也漸漸懂得：父親未必做對了每一個選擇，只是那一代人，從戰火裡一路走來，身上背著太多我們後來才看得懂的東西。

 

他的老實讓我們吃過苦，他的執拗也讓母親抱憾多年。

 

可是，我再也無法只用「對」與「錯」，去衡量他的一生。

 

有時候，我仍會想起那張黑白照片。

 

照片裡的父親，胸前別著徽章，口袋插著鋼筆；照片外的父親，站在灶前，把一根根麵條拉長，放進滾燙的油鍋。

 

而照片外更遠的地方，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孩子，正提著竹籃走進尚未天明的村路。

 

晨星還亮著。

 

寒風從遠處吹來。

 

彷彿隔著半個多世紀，我又聽見那個孩子清脆而悠長的聲音——

 

「賣油條唷——」

 

那一聲，穿過清晨，也穿過了我們一家人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