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9日，麥克阿瑟批准頒布《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並通告在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戰後日本政府企圖獨自審判戰犯，以開脫侵略罪責的願望落空。

    審判日本戰犯的法律依據是1945年7月由中、美、英三國領袖聯合公告的《波茨坦宣言》：「我們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犯，包括虐待我們戰俘的人在內，將處以嚴厲之法律裁判。…」8月8日蘇聯加入該宣言；8月14日，日皇宣稱接受《波茨坦宣言》；次日，中美英蘇四國同意接受日本投降。同年12月26日，美英蘇三國外長發表《莫斯科會議公報》，授予遠東盟軍統帥審判日本戰犯的權力。

    「法庭」的庭長和首席檢察官均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指定，其他成員包括中美英蘇等11個同盟國的法官。《憲章》規定的「甲級犯罪行為」包括破壞和平、違反人道、違反戰爭法規的侵略等。美軍掌控的國際檢察處提出東條英機等28人為首批甲級戰犯被告，麥克阿瑟批准了這份沒有強制勞工與軍妓、沒有毒氣戰、沒有細菌戰、沒有活體解剖、沒有日皇裕仁等違反人道與和平的戰犯元凶的名單。

    由於罄竹難書的滔天犯行，加上採行英美法系的對質制和被告無罪的假設，控辯雙方就證據效力進行激烈對抗，僅審理那28人就花了「法庭」2年多的時間，開庭達818次。1948年11月4日開始，在4000多件法定證據的支持下，宣讀長達1200多頁的判決書，又花了8天。然而，那28人還不到原定甲級戰犯的一半。

    時東亞局勢丕變，中國的內戰態勢逆轉；美國在1947年中以後，已決定重建日本成為自己在遠東利益的基地。包括岸信介等40名甲級戰犯，被麥克阿瑟以「罪證不足」的理由全部釋放；而南京法庭宣判無罪釋放的岡村寧次，也在這種背景下乘坐美輪逃回日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則在沒有任何明文解散的情形下，無疾而終。

    美國壟斷戰後日本處置權的結果，被保留的天皇制與被包庇的大批戰犯，成為日本右翼勢力與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和復活來源。而作為「冷戰」產物，1951年9月8日的簽訂的《舊金山和約》與《美日安保條約》，炮製出「台灣地位未定」，是根本推翻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的精神，也是對《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的否定。

    正因為對反法西斯戰爭的自我否定，自己又曾是日本軍需物資的主要來源國，美國不把日本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發動的戰爭當作侵略戰爭，《判決書》中認定日本侵華罪行起自1928年皇姑屯事件的史實，當然也被忽視。連許多中國人自己都只說「八年抗戰」，還有人去馬關感謝日本侵華百年，更有「民選總統」自白釣島是日本的領土及讚許安倍晉三拜鬼…，則憑什麼叫日本人該坦誠面對歷史錯誤呢？

    1957年甲級戰犯岸信介甫出任日本首相，就強迫出版部門將「侵略中國」改為「進出大陸」；至今年初，其首相外孫安倍晉三的文部省又計畫改寫中學教科書指南，明文聲稱釣島和獨島為「日本固有領土」。岸信介在政壇搞日台關係議員懇談會和青嵐會等右翼組織，石原慎太郎就是他麾下幹將。為什麼戰敗的日本，還能在1960年以後將台灣納入其「周邊地區」？遂行其「國境之南」的殖民意志？為什麼前年以來日本的修憲、擴軍、奪島、翻案、拜鬼能在東亞生事？石原慎太郎有個答案：「日本自戰後以來，一直是美國的妾。」

    近日蓋洛普對65個國家的民調顯示，美國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這包括了美國傳統盟友和其國內民眾的看法。當年主審日本破壞和平罪的戰勝國，經過包庇、縱容、改造、結盟等手段，居然與日本沆瀣一氣，成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侵伊戰爭結束後，人們不會忘記，當年《憲章》認定的破壞和平罪、違反人道罪、侵略罪等「甲級犯罪行為」，全被美國在57年後重複實踐。只是，誰來審判這些新甲級戰犯呢？看在戰犯國日本的眼裡，會是如何的滋味呢？如何能叫他們捫心悔過呢？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台北，不也是美日同盟的妾嗎？除了外力，當然還有內因。1963年岸信介散播兩岸不同種族論，他說：「就歷史和種族而言，台灣和大陸均不同。…為什麼台灣人喜歡日本人，不像韓國人那樣反對日本？這是因為我們在台灣有較好的殖民政策的緣故。但我認為最基本的是台灣人的不同性格之故，他們易於被統治，因為他們沒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傳統。因此，他們比韓國人溫和。」是嗎？真如平松茂雄所謂「台灣是日本的生命線」嗎？戰前日本軍部就宣稱「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了；這會兒，又是發出戰爭訊號的歷史回聲？

    在新世紀初，台北政客表態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變裝的孫中山和日皇裕仁在北投公園握手言歡、藍綠政客為日皇慶生、「玉山兵推」台灣聯美日抗中、…。歷史的荒謬劇在島內唱了一齣又一齣，叫人終於明白：治台據台、漁權主權、八田與一、…等等爭論，一切也是妾身未明的後果吧？

    「東京大審」後60餘年來的歷史，證明國際上霸權利益與人間正義的難以並存，那場未竟的審判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然而，侵華120年後，日本政府的作為，只是強迫中國人在除惡務盡與不念舊惡之間，進行歷史思辨與戰略抉擇罷了。

                                                                              二○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註：本文曾刊於《兩岸犇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