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一提到現代社會，則當中端倪紛紜，可以發生無限的爭執，
我個人也花了近十年的時間，也根據著居留在英國、日本、美國和旅行
其他各地的經驗，則發現先進國家完成現代化之程式，
當中無不有一個從以農業作基礎的管制方式進而採取以商業為主體的管制方式。
其先決條件，對外能自主，對內剷除社會上各種障礙，
使全部經濟因素概能公平自由的交換，然後這個國家，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在數目字上管理亦即全民概歸金融及財政操縱，
政府在編制預算，管理貨幣，釐定稅則，頒發津貼，
保障私人財產權利時即已普遍的執行其任務，而用不著張三挨打，李四坐牢，
用「清官萬能」的原則，零星雜碎地去權衡各人道德，
再釐定其與社會「風化」之影響。只是農業社會裡，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
商業社會裡，人與人之關係為多元。

這體制上之改變，絕非輕而易舉，通常有類於脫胎換骨。
大凡近世紀各國的革命和獨立運動，流血不止，通常與這種改變有關。
一待某一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到底使用何種數字，尚可以隨時商酌，
大體上以技術上的要求作主，不必籠統的以意識形態為依歸了。

……我曾在《萬曆十五年》再版（一九八六）之跋，
稱為「我的大歷史觀」一文中寫出：
國民黨專政期間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
共產黨則因借著土地改革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
現今領導人集團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與低層機構之間敷設法制性之聯繫。
這樣的程式，也和所有產業革命先進的國家之所經歷符合。
其最後的目的則使整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中國能做到這地步，中國歷史即已與西洋文化確切的結合。

大凡管制人類群眾的方法，基本上只有三個：一是精神上的激勸，
由神父牧師及政治指導員主持之。二是武力強之就範，受軍隊巡警法庭的操縱。
三是策動各個人之私利觀（我們也可以強調其為
開明之私利觀〔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於是各個人赴利避害之間，
即已間接的趨向於集體的目標。以上也帶相對性格。
迄今也沒有一個國家，只採用一種方法，即能將其他兩種方法完全擯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