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朱元璋于一三八六年創建明朝，他的種種措施在中國近代史上講實為不利。
他看到宋朝以經濟最前進的部門（如紡織業、冶金、鑄幣、水運等）
為主體造成行政之張本，結果節節失敗，
卻沒有看透其原因乃是帶服務性質的事業（民法、商法、保險業及銀行等）
沒有展開，私人財產權缺乏固定性，無從在數目字上管理。

他只憑己見認為凡是提倡擴大經濟範圍的說法即是「與民爭利」和「聚斂」，
亦為道德敗壞之徵象。明實錄的《太祖實錄》裡
有這樣的一段：「上曰：『……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
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進競，
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次無敢以財利言者。」

朱元璋也曾斥漢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楊炎「得財有限，傷民無窮」，
而自謂「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
他用這種思想作出發點，又將撙節的宗旨一再宣揚，
各地區的賦稅數即立碑刊刻於戶部。茲後數百年正是西歐各國飛黃騰達的時候，
中國的第三帝國即因其所賦有的永久性格，長期蟄伏著不圖長進，
我們也可視之為宋朝企圖全面突破而失敗之後的一種反動。

……什麼是洪武型的財政？簡言之為缺乏眼光，無想像力，一味節省，
以農村經濟為始終，憑零星雜碎之收入拼湊而成，當中因素都容易脫落。
並且只注重原始型的生產，忽視供應行銷間可能的技術上之增進。

可是說到這裡，我們也要附帶申明：這種觀點只因我們在六百年後體驗到，
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國家不能適應於外界新潮流之創痛，才能產生。
在十四世紀明太祖朱元璋決策時，一般人士未嘗不以之為得計。
一個大陸性格的國家動員時注重數量而不注重品質，
企圖長期保持各地區間之平衡，不計較對外折衝時一時一地的禍福得失，
都有它特殊之邏輯。所以用最低度的因素為全國的標準，並不完全是缺乏頭腦，
明朝即為中國惟一之朝代其用兵由南至北而統一全國，
而且因為其資源零星擱置，各地的總督巡撫無從跋扈割據而尾大不掉。

有明一代除了有幾位王室人物和農民造反外，
並無文武官員擁兵自重背叛朝廷的情事，
像嘉靖朝的張經和崇禎朝的熊廷弼都可以由皇帝一紙文書的逮捕，
隨意處決，為以前所未有。而承著明朝的二百七十六年之外，
清朝又繼續如此的紀錄達二百六十七年。除了所謂「後三藩」，
系明降將曾舉兵反之外再無一個重臣背叛朝廷，這樣的紀錄為西方之所無，
在中國也僅有。因為其整個社會重文輕武，國家不待軍事力量而依然存在，
於是更提倡社會價值（social value），所產生的社會秩序，
以「尊卑，男女，長幼」作綱領，有替代法律之功效。

雖說今日我們已不能欣賞此作風，也知道其標榜不盡符合事實，
卻無法否定其為地緣政治下之產物。
本書已一再提及中國反映著亞洲大陸的特殊需要，
政治初期早熟，以熟讀詩書之士人統治大量農民，無法應付變數（variables），
所以才強調均一雷同（homogeneity and uniformity）。
這些特點都因明清帝國而發展到盡端，
直到鴉片戰爭才徹底暴露這樣的體制不能在現代社會裡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