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勝〈徘徊於素書樓門牆之外〉：

其實我打擾錢先生的次數並不多，記憶最深的有兩次。
一在初見後不久，我向他報告讀《荀子》的心得，那時已快開學，
即將進入研二，該思考畢業論文的題目了。
當時文學院有些研究所的指導教授往往會給研究生出題目，
這風氣在自然科學與生命科學直到今日還是天經地義的。

我不能免俗，也請錢先生給我一個題目，
但他劈頭一句話就說：「題目要自己找，我給你題目，你就被我限制住了。」
於是他發揮一番，這令我對他增加一層認識。
一般總把「錢穆」跟「保守」畫上等號，保守於是落伍，甚至反動，
但他這樣的教育態度和教學方法，要學生尋找自我，無疑是最先進的。
後來我的畢業論文是〈城邦國家時代的社會基礎〉，就是自己摸索的一條路，
成為我的古代史學的一個重要部分，後來印成《周代城邦》發行。

第二次在民國六十三年秋天，我即將赴英留學，前去素書樓辭行。
以我短短數年的史學研究，從思想史轉入社會史，
可以說是跟錢先生走不同的路；他卻作了一個預言，或者是一種期待吧？
他勉勵我在社會史的基礎上進入文化的層次。
我到英國上經濟史系，整天讀的不是物價工資，就是莊園田制，
或是司法案例，根本無暇思考什麼「文化」或「文化史」。
回國後教會之餘續有論述，也都集中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和國家，
錢先生的期待仍然沒有進入我的意識中。

不過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我自覺以前的研究頗有不足，
於是思考新史學的方向，在一九九○年也陸續有一些著作，
可不可以算作「文化」或「文化史」，符不符合錢先生的「文化」，皆不可知；
但對我而言，顯然是一種不小的轉變。我常想，不論治學、教授或論人，
緊要在於層次，赴英送別的一席話即是層次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