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蓋在西漢文景帝時，佛法早已盛行於印度西北。
其教繼向中亞傳播，自意中事。
約在文帝時，月氏族為匈奴所迫，自中國之西北，向西遷徙。
至武帝時已臣服大夏。

大夏君主，原亦屬希臘遺民。
其與弘法之彌藺王，政法民情本極密切。
大夏在吐火羅地，與彌蘭轄境相接，佛化在漢初當已流行。
及大月氏佔領此土後，並取高附地，滅濮達罽賓，侵入印度，建立貴霜王朝。
而其王迦膩色迦，後世睾子推為護法名王之一。

漢通天竺，以其地為樞紐，
佛法之傳布於西域，東及支那，月氏領地實至重要也。
迦膩免迦之祖父為丘就卻。其貨幣上嘗刻佛像。又曾刻文曰「正法之保護者」。
丘就卻之信釋教，實無可疑，此王在位，要在西漢之末，或東漢之初。
印度佛教歷史傳記，可信者少。但阿育王弘法見於石刻，彌蘭信佛，刻為泉幣，
皆據最可信之材料。月氏國王之奉法，據上所言，則至遲亦在丘就卻時。
而此民族之始被化，必更在此前或即西漢中葉。永平求法傳說，
謂在大月氏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可知大月氏固東漢時所認為佛教之重鎮也。


劉大杰〈魏晉學術思想界的新傾向〉：

佛教傳入中國，前史多記載始自東漢明帝。
但細細推察，佛教傳入的時代，應該還要早一點。
明帝永平八年，答楚王英的詔中說：「楚王英尚黃老之微言，
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
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後漢書本傳）

由楚王英的祀浮屠與明帝詔中所引用的佛語看來，那麼佛教的傳入中國，
必在明帝以前，否則不能這麼快地就能得到王公貴族的信仰，教典中的術語，
也不能很快地引用到政府的文書內去。因為這一點，
我們覺得西漢哀帝時代大月氏使臣伊存授浮圖經的事，是較為可靠的。

……佛法初來中國，多係口傳，國人尚難解其真義。
於是與當日流行的道教，彼此混雜，互相推演。
當時信教者與傳教者，都未能將佛道二教分辨清楚，多視為出自一門。

楚王英漢桓帝的並祀佛老，襄楷的兼讀佛道家書，
都可看出佛教傳入中國的初期，與道教結合，幾乎成為一體，
因為當日那些託名黃老的方術道士，
除講服食導養丹鼎符籙之術以外，也講鬼神報應祠祀之方。
而佛徒最重要的信條為神靈不滅輪迴報應之說，又奉行齋戒祭祀。
故雙方容易調和結合，而成為一種佛道不分的綜合形式。

湯用彤〈綜論魏晉佛法興盛之原因〉：

漢末世亂，以至五胡之禍，民生凋敝，
驗休咎報應，求福田饒益，當更為平民之風尚。
後趙時安定人侯子光，……自稱神佛太子，從大秦國來，
當王小秦國，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稱大黃帝。
……可見西晉佛教，在民間煽惑力已甚強。

……笠佛圖澄者，道安之師也。
其行化時，五胡之亂最烈，石勒殘暴，實為流寇。
澄憫念蒼生，以方術欣動二石，以報應之說戒其兇殺。
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晉胡，略皆奉佛。

……自漢以來，佛教之大事，
一為禪法，安世高譯之最多。道安注釋之甚勤。
一為般若，支讖笠叔蘭譯大小品，安公研講之最久。
一為笠法護之譯大眾經，道安為之表張備至。
而在兩晉之際，安公實為佛教中心。
初則北方有佛圖澄，道安從之受業。南如支道林，皆宗其理。
後則北方鳩摩羅什，遙欽風德。南方慧遠，實為其弟子。

蓋安法師於傳教譯經，於發明教理，於釐定佛規，
於保存經典，均有甚大之功績。而其譯經之規模，
及人材之培養，為後來羅什作預備，則事尤重要。
是則晉時佛教之興盛，奠定基礎，實由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