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規模而言，或許3萬人遠不及25萬人，但民國83年4月10日的那場遊行，無疑是台灣公民運動的重要里程碑，其影響力仍延燒至今日，在「增設高中大學」、「小班小校」、「教育現代化」、「教育基本法」的口號吶喊聲中，揭開台灣教改20年的序幕。

教改與洪仲丘案，表面上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則二者有許多相似之處。首先，二者皆是公民自主推動去做一件「對」的事；其次，政府部門對此二件事皆在短期內做出正面積極的回應，因洪仲丘案火速完成軍事審判相關修法工作；至於教改，除於當年成立「行政院教改諮議委員會」外，而現今幾乎100%的大學錄取率，可說是當年「增設高中大學」口號下的「豐碩果實」。

還有一個重要的相似點值得觀察：由於教改及洪仲丘案都是在做一件「對」的事，那麼「教育界」、「軍方」這些被改革的對象，無疑就站在「壞人」這一方了。在教改、洪仲丘案中，「話語權」無疑被「好人」壟斷掌控，至於「壞人」這邊，不是被迫保持緘默，縱有人膽敢發出聲音，也將隨即遭致圍剿，駁斥為維護既得利益之舉。一場毫無對話過程的改革運動，就此啟動奔向不歸路。

或許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20年來歷任教育部長就職時無不信誓旦旦地誓言推動各項教改方案，但除了製造大批教改白老鼠之外，教育的實質問題依舊沈疴難解。民主的真諦在於持不同意見者之間的相互溝通過程，或許他們是「壞人」，但將被改革者的嘴巴摀起來，不見得是件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