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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重現被掩蓋的海上吉普賽人

被遺忘的水域主人

馬賽人（Basay）在台灣歷史中是一支極具特色的群體 。不同於大多數被視為「定住農耕者」的平埔族群，馬賽人自 16 世紀以前便活躍於北台灣水域 。他們居住在耕作不易的濱海地帶，卻憑藉著卓越的操舟技術、語言天賦與敏銳的商業意識，在三芝、雞籠到三貂角之間，編織出一張連結海外商人與內陸部落的貿易網絡 。 

跨族群的商業媒介

隨著 17 世紀大航海時代的降臨，馬賽人的命運迎來劇烈轉折 。他們不再只是地理邊緣的居民，而是化身為西班牙人、荷蘭人與唐人爭相合作的嚮導與買辦 。西班牙傳教士 Esquivel 曾生動地將他們形容為「吉普賽人」，不事農耕卻是農耕部落的「腳與手」，負責分發海外物資並集中在地資源，成為掌握貿易先機的中心勢力 。 

歷史洪流中的興衰路徑

然而，馬賽人的「商業性格」並非族群本質，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被形塑出來的特質 。這段傳奇經歷了「邊緣—中心—邊緣」的起伏路徑 。到了 18 世紀，隨著清朝官方勢力介入與唐人直接競爭，原有的水域交換體系崩解，馬賽人再度退回歷史的邊緣，留下「番最苦」的落寞身影 。透過對這「十大架構」的梳理，我們將重拾這段充滿生命力與變化的水域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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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族群的學術定位與界定

從廣義分類到專項識別的歷史演進

馬賽人（Basay）在台灣原住民研究史上的定位，經歷了從模糊到清晰、從附庸到獨立的漫長過程 。這項學術界定的演進，不僅是分類學上的更迭，更反映了歷史學與人類學對於「水域文化」重視程度的轉變。在 19 世紀末的 1898 年，日本學者伊能嘉矩進行全台原住民調查時，初步提出了「凱達格蘭族」（Ketagalan）的概念 。當時的分類邏輯較為宏觀，將分布於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園縣一帶的平埔族群通稱為凱達格蘭族，而將宜蘭縣一帶定義為噶瑪蘭族 。這種早期的「大分類法」，雖然建立了初步的研究框架，卻也掩蓋了馬賽人在語言與社會結構上的獨特性。 

語言學的突破：馬賽語的獨立身分

進入 1930 年代，隨著台北帝國大學學術能量的投入，馬賽人的獨特地位開始浮出水面。當時的學者如小川尚義、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及淺井惠倫等人，針對北台灣平埔族群的傳說與語言資料進行了大規模採集 。他們在研究中驚覺，這群分布於北海岸的住民，其使用的語言與傳說體系，與內陸農耕部落有著顯著差異。透過精密比對，學者們正式從廣義的凱達格蘭語中分出「馬賽語」（Basay），這在學術史上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這意味著馬賽人不再僅是凱達格蘭族的一個地理分支，而是一個擁有獨立溝通工具、能夠建立自身文化邊界的實體 。 

當代研究的深化：三分法的確立

到了 1990 年代，詹素娟教授與考古學者劉益昌在《大台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中，將馬賽人的研究推向了層次化的新高度 。詹教授透過對西班牙、荷蘭文獻與語言資料的深度解讀，提出北部原住民（即廣義的凱達格蘭族）應細分為：馬賽、雷朗（Luilang）、龜崙（Kulon）三類 。在這種精細的分類下，馬賽人被賦予了鮮明的特質：他們是北海岸的主人，是具備高度移動性與商業意識的群體 。這種定位將馬賽人與從事內陸農耕的雷朗人區隔開來，確立了他們作為「海洋與水域中介者」的學術形象。 

跨領域的對話與認同

馬賽人的族群界定不僅止於語言學，更延伸至考古與歷史文獻的對話。陳宗仁教授指出，在西班牙傳教士 Esquivel 的報告中，對馬賽人的描述與當代學者的劃分驚人地一致 。Esquivel 觀察到 Quimaurri 人（馬賽人的分支）與 Taparri 人雖然居住地分開，卻擁有相同的習俗、符號與語言，且與周邊的老實農夫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這種從 17 世紀文獻到 21 世紀研究的跨時空呼應，鞏固了馬賽人作為一個具備強烈自我意識與文化共性的族群地位 。馬賽人的命名與界定，實際上是學界在尋找一段被農耕敘事掩蓋的「海上貿易史」。 

【小結】

從伊能嘉矩的大一統分類，到 1930 年代語言學的精確解構，再到詹素娟教授當代的層次化定義，馬賽人的學術定位已從一個地理名詞演變為一個象徵「商業水域性格」的族群符號 。這種明確的定位，是我們後續探討其商業興衰最紮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