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胡平的《犬儒病——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下載）。對於犬儒Cynicism，對於自我的認識，才逐漸清晰起來。清醒之後，是發現，即使找對了病症，要治療和治癒，恐怕是大不易的。但無論如何還是慶倖，至少，這種自省是彌足珍貴的。

        回顧自己的成長，在政治上（精神層面）其實是並不十分地清晰的，好在這一點極為平常，可以一言概括為，如平常人一樣，我是積極要求進步的，況且從小到大一直是個“好學生”。所以很容易地——

        我的第一種犬儒病，即是輕信盲從。比如說“反封建”時，從不知道什麼是封建；追求崇高的主義時，也不清楚那個主義到底是什麼。甚至於，我從沒想過要弄清楚！輕信源於無知，輕信更源於懶惰：惰於思考。我們總是可以找到理由說，這不是自己的錯，是因為……然而，思考的能力是不可能真正被剝奪的，任何時候，只要你思考。

        漸漸地成長中也懂得了一些事，看清了一些問題（？），就難免會疑惑——疑慮至少表明你在思考了，客觀地說，我並沒有變得玩世不恭（這個詞在老師的嘴裏，好象與“吊兒啷當”什麼的差不多）——現在才明白，玩世不恭其實也沒那麼糟糕，它是對現實的一種叛逆與反抗，尤其當現實並不美好的時候。不過，我還是沒能倖免於第二種犬儒病，即憤世嫉俗。記得大學時代，爭取入黨遭遇挫折時，會想不通“為什麼會是他（她）？”進而又覺得，“既然他（她）可以，那我不入也罷”；進入社會之後，才發現有太多問題，與自己的理想主義相去甚遠，捫心自問，我不是沒有頭腦，可是難道我沒有做過自己痛恨的事情嗎？或者，我做過的還少嗎？比如自欺欺人的謊言與高調，比如不願相信有真正的無私與正直。

        我的第三種犬儒病也自然而生，逍遙避世即是。很長的歲月中，對於政治對於現實是消極冷漠的，寧願放棄兼職律師，因為我覺得躲在象牙塔里的日子是隨心而愜意的。那些污穢的存在，只要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是就可以獨享清靜了。我甚至慶倖，課堂之外沒人能識別自己其實是個學法律的，在我專注于所謂的人生價值和人生哲學的時候，有關平等自由、民主憲政、權利至上的基本價值似乎變得無關緊要了。況且，我太“忙碌”了，越是空閒越是忙碌，總有自己想做的做不完的事。我所能做的除了及於自身，還能有別的意義嗎？可是我清楚地知道，逍遙只是另一種妥協。

        缺乏行動，即是我的第四種犬儒病。認識的愈清醒，並不能自然導致行動的愈有力。雖然我不會放棄理想，更不會嘲笑理想者，而在心裏，我是有愧的。有一次因為介紹林昭，課後學生短信我：“我由衷地欽佩老師的勇氣。”但是，我恰恰知道，我是恐懼的。我有自己的生活，有女兒——正是因為恐懼，所以才缺乏行動。

        正是每一個人的犬儒，才造就了這個體制，人人都是體制的一分子。自命清高，又能獨善其身嗎？

       “人心不會熄滅，但它可能蒙上灰燼而不再燃燒。灰。燼本來是燃燒的產物，但它反過來又抑制了燃燒。撥開灰燼，你會看到重新燃燒的人心。”胡平在書的最後說，“人心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它不會長久的沉淪。更不必說還有新陳代謝，專 制對人心的扭曲是後天的，它並不能遺傳；靈魂的自由卻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個開端，就是一種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