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76歲了。我們那一代人中，有相當大比例的人（大約有1700萬）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曆，去邊疆的軍墾兵團當軍墾戰士，或去山西陝西內蒙插隊當了農民牧民，被稱爲 “ 知青 ”，即知識青年的縮冩。是青年不假，但所謂的知識卻少的可伶，有些人僅僅有小學文化程度。有意思的是，卻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如此説來，貧下中農至少要有平均高於小學文化程度，才能給城裡來的人做老師啦 ？其實，這裡説的程度不是指文化程度，而是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度，貧下中農裡就沒有出過右派分子。

在那個口號聲震天響的年代，我們背着鋪蓋捲，從城市走向鄉村，從課堂走到田埂，將筆尖的世界換成了鋤頭與糞筐。 叫“知青” 就是一大諷刺。在知識貶值的年代，知識真不頂飯吃；我們是“青年”，卻要在最美麗的青春年華，蹉跎歲月。沉重的勞作我們不怕，怕的是遠離大城市，遠離文明。本來就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很大，這下倒好，差距更大了。隻有差距更大了，才能練就一顆紅心。起初，我不懂這裡麵的邏輯關繫。隻是經曆了幾年的知青生活之後，才明白了上山下鄉的意義，原來，是讓我們認識真實的中國，真實的社會。北京上海的繁華不代表中國的現實，中國的大多數人不住在城市裡，而住在農村。

到農村去，接觸農民才能認識真實的中國。

我插隊的渾源縣西方城公社，公社所在地的大隊有一對知青兄弟，叫海龍和海濤。北京人，模樣斯文，人緣極好。但玩世不恭，插隊期間從來不洗臉刷牙，吃飯後的碗筷也從來不洗不刷。身上的污垢有一尺後，進城到飯館吃飯，伸出一隻手到櫃颱裡交錢時，嚇了人家一跳。從來沒見過這麼髒的一隻手，櫃颱後的收銀員特地站起來向外張望，一看是個知青，不是要飯的。秋後回北京之前，同村的知青都拆洗被褥，放在大鍋裡沸水煮一下，以滅被褥裡的寄生蟲。他倆倒好，根本不洗不煮，一把火燒掉。來年換一床新的被褥。燒舊被褥的時候，裡麵的寄生蟲在火中啪啪作響。他倆在傍邊哈哈作樂。

兄弟倆是北京一所知名中學的學生，應該是很有理想的年輕人，若不是來插隊當了知青，也不會淪落到這一地步。後來兩兄弟中的一個人死於癌症，完全可以歸咎於來插隊了，玩世不恭，放縱自己了。

我插隊的那個縣，還有一位女知青死在了打井現場。

那天，隊裡要打機井，縣裡調來了一套設備，年輕力壯的都被抽調去幫忙。她也去了。沒有人想到，那一架高高豎立的井架，在作業中突然崩塌。人群一瞬間四散奔逃，混亂如風捲殘雲。等人群平靜下來、人數清點後，才髮現她不見了。

有人説她可能跑遠了，有人説她也許受傷藏在某個角落。可最終，她在井底被找到。她沒有喊出聲，也沒人聽見她最後的掙紥。

她死得太突然，甚至沒有人親眼看到她的倒下。她隻是像一粒種子一樣，從人群中消失，沉入泥土中，再也沒能髮芽。後來，公社爲她開了一個簡短的追悼會，髮了烈士証明和撫卹金，她的父母遠道而來，在祠堂門口跪地長哭。可這一切來得太晚，太輕，甚至無法抵消那口深井的沉默。

知青這樣的死亡，讓我時常思考生命的意義，痛感生命的脆弱，我們知青的生活並不比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人活得更好，儘管時代已經是20世紀70年代了，仍然和1000年前的中國人的生活沒有兩樣。後來的中國文壇有一部著作叫“活着”，當年我們的知青生活就是“活着”，但活得不精彩，隻是熬得過去。

2008年唱響的大型中國知青組歌裡有這樣的詩句，“大山裡靜靜地站立的墓碑，荒草裡掩埋着沉默的土堆。那一場暴風雨鋪天蓋地，把多少年輕的花季粉粹，把多少年輕的花季粉粹 …”

不論是得病而亡的知青，還是死於事故的知青，都是默默地來到世上，又默默地離去。他們的墓碑淹沒在渾源的土地上，除了他的親人和朋友知道有過這麼一個人，世界已經把他忘記。

上山下鄉結束後的若幹年，有過一個知青畫展。一幅油畫，畫的是一群知青坐在田頭歇工，有的低頭，有的靠着鋤頭打盹，有的在給鞋底縫線。畫麵灰蒙蒙的，陽光像沒力氣似的撒下來。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當年的我，也看到了我們身邊一個個來不及冩故事的麵孔。

更爲震撼的是，油畫《我的前夫》 ，引起不少人的駐足、感嘆，甚至眼淚。畫的是一位女知青嫁給一個農民，女知青沒有一點喜慶有的隻是萬般的無奈。它揭示的是兩千年來基本沒有變化的多數被統治者與少數統治者之間的關繫. 這個關繫的本質就是掠奪與被掠奪，欺辱與被欺辱，在今天仍然如此，隻不過這種統治、掠奪、欺辱是以革命的名義。因此這副畫就不光是關於女知青的婚姻了。

我不是要販賣苦難，也不是想爲過去立碑。我隻是想説，我們那一代人，曾被叫“知識青年”，可我們最深的記憶，不是有“知識”，而是曆經過苦難。

有時我想，如果沒有那場時代風暴，我們會不會仍是城市裡的學生？會不會在某個圖書館裡、實驗室裡，讀完我們該讀的書，戀我們該戀的人，做我們該做的夢？

可惜曆史沒有如果，隻有腳印。

在我們這一代人腳印最深的地方，是泥地，是山坳，是田埂，是一個個沒有歸期的知青點。而我們的名字都叫知青。

在我們那一代知青人中，有太多名字已經被歲月的風沙吹散，他們沒有留在報紙上，也沒有登上颱麵，更沒有人給他們冩一篇悼詞。他們死於非命，死於沉默，也死於那個視生命如草芥的年代。

全國有一千七百萬人上山下鄉，其中五萬多名知青非正常死亡。這是一個令人麻木的數字，直到你親眼看到一具同齡人的屍體，才會明白——五萬，是五萬個母親的眼淚，是五萬個家庭的崩潰，是五萬個未竟的青春夢。

我不知道的，知青曆史記載的知青的死亡還有，八十三位大學生，在一次戰颱風任務中被海浪吞沒，屍骨無存；六十九名在內蒙古草原被火焰吞噬的知青，他們在火場中奔跑、呼喊、絶望，卻無人能救。他們的死後來被冩進了“光榮冊”，説他們“死得其所”“死得重於泰山”。

那我們縣病故的男知青和因事故而死的女知青呢？他們的死隻是“事故”，隻是“意外”，隻是數字裡最普通的一筆。難道她的命就輕於鴻毛？她的青春就不值得被銘記？

我不敢想了，我真無法接受這種“重於泰山”與“輕於鴻毛”的説法，這本身就是對人命的不平等審判。生命隻有一種重量，那就是它曾經屬於一個鮮活的人。

我曾遐想過死亡的時刻。那一瞬，會不會像畫麵慢放一樣，把過往的一切一幕幕浮現？會不會想起父母、朋友、夢想？會不會有不甘？有恐懼？還是，什麼都來不及？

我們知青這一代人，對死亡是熟悉的。在那個年代，死人不稀奇，甚至沒有太多哀傷。追悼會沒有鮮花，隻有哀樂和白花。有時候我在想，那些葬在黃土裡的年輕人，他們是否知道，自己的名字很快就會被時間遺忘，就像那座突然塌陷的井架，連回聲都沒有留下？

我們是知青，一群被曆史挪移了位置的標點符號。我們冩不出像前輩一樣的轟轟烈烈的詩篇，隻能在田埂上留下腳印，也曾目送過一個又一個的身影，非正常地走向沉默的儘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