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基本上，報業協會的成員還是以反共為主，如來自東南亞印尼、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泰國等地的華人報紙，立場上都是親向中華民國，因此星系集團的總裁胡仙得以擔任中文報協的主席多年，聯合報的王惕吾則被選為副主席，第十四屆協會的年會則輪替由台灣的耿修業被推為副主席。

(圖為二十年前祝程國強六十大壽由左至右：名作家晨曦，王玨，丹扉，朱秀娟)

當時由於我是加拿大國父孫中山先生創立的「新民國報」的社長，在地區上有其特殊意義和代表性，因此在中華民國駐韓大使朱撫松的大使館招待會上，奉耿修業副主席之命，代表全體同仁致答詞。好在我對朱大使的夫人徐鍾佩稍有認識，她是一位知名作家，也曾擔任中央社的記者，所以我就以她在英國時所寫的「英倫歸來」加以發揮，得到與會者的讚賞。

這次會議甚受中華民國和南韓的重視，特別是在接待方面卯足全力務使賓至如歸內容豐富，舉例而言我們有一百個客人，當時的南韓政府在漢城最有名的「三清閣」酒家，招待我們觀賞歌舞，團員不分男女都配給女侍一名在旁侍候，當時的「三清閣」是高級政治人物舉行政治協商和晚宴的地方。

尤其是參觀了位於外州的造船廠煉鋼廠及汽車製造業時，印象特別深刻，因為那時南韓經濟尚在起步階段。但是我個人的收穫卻是在兩周時間內和文藝和新聞界的精英朝夕相處，得益良多。記得和林海音大姐初次交談時，我就提起她所寫的「城南舊事」，我說她的文章就和何凡的那一口京片子同樣有迷人的魅力。我也順便告訴她我的第一篇散文「寄慧梅」和「錦色年華」，就是在她主編聯合副刊的時代所發表的，後來她離開聯副，由皇冠雜誌的平鑫濤接任主編，所以我就常和海音姐開玩笑說她是我的啟蒙老師，受到她的栽培，聯副給我的鼓勵甚大，否則不會有勇氣寫後來的一些文藝作品。

說起來也是一種緣份，遠在一九六○年代的美國，台灣來的留學生有五，六萬人之多，除了修學分讀學位之外，精神食糧非常欠缺，因此留學生中得精神病患者時有傳聞。台灣政府有鑑於此，故而特准發行聯合報國際航空版及中央日報國際航空版。尤其是「聯副」及「中副」特別受到廣大留學生的歡迎，故而也引起他鄉遊子的留學生課餘投稿的興趣，報紙一到，學生們爭看副刊企圖發現自己的名字。

那時中副的副刊主編孫如陵，筆名「仲父」，他的副刊網羅了許多有名的方塊文章作家，如筆名「誓還」的立法委員吳延環、筆名「茹茵」的大華晚報發行人耿修業。而聯合副刊中何凡的「玻璃墊上」更是一枝獨秀，吸引了甚多讀者，對於台灣的社會安定和民心的士氣鼓舞，更是功不可沒，源遠流長。

我的「康橋寄簡」和「山的故事」在中副登出後，和孫如陵有了書信的來往，直到我返台服務後，經貴州大畫家陳人山和袁睽九的引見，才正式訂交。至於和當時聯副主編平鑫濤的往來，卻真是出於一種偶然。

原來在一九六二年的夏天，我和好友高宗魯到紐約的山上去打工，已是四易寒暑，學業也已告一段落。為了對這一段上山下海的生命歷程有些交代，我用三個月的時間先寫下了三萬字的長篇小說初稿寄給宗魯審閱，誰知他看了以後愛不釋手，極力鼓勵我繼續完成。我在他身上得到了自信，因此就問他為什麼喜歡？他答覆我說：「因為那裡面有我有你有這一個時代所有上過山下過海的留學生的身影，你在為這個時代做見證。」

由於好友高宗魯一再催促，我一口氣就完成暫定名為「異鄉人的惆悵」的長篇小說，而且立刻就寄給聯合副刊的平鑫濤。誰知不到兩周，就接獲這位兼任皇冠雜誌主編的回函告知，已將該稿轉給當時成立不久的「作品」月刊。隔日也接到該刊主編章君穀的來函，並航寄由胡適題名刊頭的雜誌一本以作參考，並告知「異鄉人的惆悵」將於作品月刊第四卷第四期一次刊出全文十四萬四千字，並有其他作家在報上專文介紹。

其中知名作家魏子雲就說這是大陸淪共之後，第一篇描述中國留學生生活的長篇小說，那時的留學生文藝尚在初創時期，後來才有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和吉錚的「會哭的樹」，以及尹雪曼的「海外夢迴錄」等留學生的創作。

.這其中，吉錚不久即故世，甚為可惜，她和於梨華都是畢業於台中女中，而我則是畢業於低她們兩年的台中一中。我的長篇發表後，經台中女中高宗岱的介紹，曾經和於梨華通過幾次信，而吉錚的父親吉佑民是立法委員，算是先父程烈的立法院同事，所以在紐約也見過幾面；至於尹雪曼在紐約時不但同在餐廳打工，回台後更同時出任中國文藝協會和好幾個文藝團體的常務理事，所以相交甚深。

這項投稿「聯副」、刊於「作品」的特色，倒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因為在寄出稿件時，就沒有把握會被刊出，所以就隨便挑了一個筆名「程漪」延用至今。該文刊出之後，經過我的朋友香港名作家司馬長風的介紹，由香港高原出版社的名作家徐速購去，並出了單行本，書名改為「異鄉人」，徐速就是當年轟動一時的「星星，月亮與太陽」的作者。

此後我的第二本長篇「尋」在皇冠雜誌一次刊出後，就成了該雜誌社的基本作者，除了偶爾供稿之外，也曾在香港的「祖國周刊」和司馬長風的夫人盛紫娟主編的「中國學生周報」撰稿，成了一個半吊子的文藝撰稿者。

但是，由於事前並無終生寫作的規畫，所以無論長篇小說創作或是短篇散文創作，都是當年在異鄉飄泊夜闌人靜時打發失眠的一種方法。然而，沒有想到的是，在刊登之後，常受到好朋友的鼓勵和批評，其中最令我感動的是香港作家司馬長風。

就在我的另外一本長篇小說「浪歌」在皇冠雜誌登出後，他立即來信提到：「『浪歌』我仔細讀過，比『異鄉人』大進步，是寫留學生生活最好的作品之一（此外只有於梨華），我很高興寫序，只要你不怕壞，我擬在九月初寫好寄上。」

但是我始終沒有等到，他就作古了，這是我畢生的憾事之一，因為司馬長風實在是我亦師亦友的知交。尤其是回台服務之後，教學之餘和文藝界人士互動頻繁，特別是皇冠雜誌的基本作家，如：司馬中原、朱西寧、段彩華、吳東權、胡秀、朱秀娟、丹扉、胡品清、王賢忠、鄧藹梅、蔡文甫、尹雪曼、瘂弦、張默等，均時有來往，由於相知漸深，最後甚至於被這些好友推選為中國作家協會、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及中華民國民族文化交流協會的理事，長達十二年之久。

在這三個團體巔峰時期，正逢我六十初度，內人張小筠乃席開十二桌招待文壇好友，知名詩人鍾雷大哥曾吟詩一首以慶，詩云「浩浩青溪流澤長，作家筆陣勢堂堂，文壇藝苑春如錦，東海南山壽國強。鍾雷翟君石。」在其序文中，並述及我早年以程漪筆名書寫異鄉人的往事。次日，瘂弦老哥在他所編聯合副刊中也有短訊報導，袁暌九更收入國語日報的文化圈的專欄文章中。

事隔二十年，那時代的文藝界好友多人早已歸道山，如今文壇盛事已不復再見，每次返台，睹物思人，令我不勝唏噓。當年如無「異鄉人的惆悵」，我的留學生活豈不一片空白。(轉載自古今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