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在民國六十年代的一個夏天，我應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先生之邀回國訪問，寄居在文化學院大莊館的貴賓室裡，那時的歸國學人不多，所以每日的餐敘甚繁。

   有那麼一天下午，校工送來一張名片，上面印著「劉紹唐」三個草字，沒有稱謂，也沒有落款，上面寫著：「今晚六時在同慶樓小聚，已有十四個人可以擠一擠，酒菜都夠，不醉不歸。」因此我們沒有經過任何介紹，就開始了三十多年的來往。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大的高材生，一九五○年由香港到台灣後，以一本「紅色中國的叛徒」被美國新聞處翻譯成十六國文字而享譽國際。後來他創辦傳記文學，成了「野史館館長」，又以廣收新聞界及文藝界的徒弟出名，大家都以「師父」尊稱。

但是我和他的相交主要還是由於香港「新聞天地」創辦人卜少夫的緣故，後來我返國服務才和他有更多接觸，加深彼此的友誼和認識，令我在他的生活和處世哲學中學習到許多做人的原則和寬大恕人的情操，也讓我感受到「師父」受到尊重歷久不衰並非浪得虛名；而「傳記文學」能在出版界有其一席之地，更是他多年來辛勤耕耘的結果。

他經常調侃自己不務正業天天吃喝，實際上他是處處敬業、時時作業；尤其是在拉稿方面，他是獨樹一幟，無人可比。

師父是東北人，當年在同鄉的圈子裡有個每月一聚的餐敘，地點就在以北方菜及火鍋出名的「都一處」，經常參加的有前瀋陽市市長董文琦、瀋陽事變守北大營的王鐵漢將軍、立法委員梁肅戍、程烈、前立委田雨時、經濟部長李達海、中央黨部的政策會秘書長趙自齊、前東北大學訓導長趙石溪等。每次在他爭著付帳時，都會加上一句：「我不是請客吃飯，我是在拉稿。」因為這些人加在一起，就是一部現成的中國現代史，有傳記文學用不完的稿源。

果然在他的精心策畫下，一部部大陸如何丟失、國民黨如何潰敗，在歷史人物的現身說法下，陸續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為了提高傳記文學的知名度，他聘請史學權威沈雲龍及旅美多年的唐德剛教授為高級顧問，為傳記文學審稿和撰稿。

至於最叫座的民國人物小傳，他則授權居住香港的關國煊全權處理，因為貼近大陸，在求證題材和向大陸人士邀稿有幾多方便之處。所以他每到香港的首要任務，都是和這位老廣談公事，讓我有時陪同在旁多了幾分一絲不苟的敬意。特別是對於大陸作者，他往往都是採取先付稿費、後交稿件的方式處理。那次大陸傷痕作家季羡林到台灣訪問，對於師父的慷慨接觸，更讓我記憶猶新，尤其是令他們當事人感到有知遇之恩且不失自尊，這是一些官方單位辦不到的事。

自從師父創辦傳記文學之後，在出版界算是異軍獨出耳目一新，因此也是各單位爭取的對象。當時的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是出版業者的龍頭，理事長及常務理事向例由中國國民黨的主管單位所控制，也就是當時黨營事業的正中書局。每次開會，師父都高票當選常務理事。

後來由於軍方黎明公司的總經理田源故世，空出一名常務理事名額，正好我新任輔導會所屬的華欣文化事業中心主任，亦即總經理職務。他基於愛護後進的提攜心，未經我的同意，就將我選為圖書出版協會的常務理事，每月開會均敬陪末座，也見證了台灣出版事業的點點滴滴。

其間還曾應聯經出版社總經理劉國瑞之邀，擔任他的副團長，與瘂弦等好友到廣州及桂林訪問和旅遊，是乃兩岸出版界互訪的開始。和劉紹唐飲宴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沒大沒小，酒足飯飽後大家可以高談闊論、暢所欲言。其他人都喊他師父，但是我卻寧願以劉大叔稱之；我告訴他，稱大叔較親切，喊師父我不配，也太肉麻，他深以為然。

他的徒弟嚴長庚就常對我說：「你得意忘形時，還直呼劉紹唐呢！」但是他並不在意，有時還自嘲：「喊劉紹唐才顯出彼此的真性情。」

他珍視友情則是不分男女，聲名在外。來自香港的卜少夫和他是生命中的好友。卜每次去台北時，他都熱情招待，好酒好菜外，還要呼朋喚友陪他飲宴。然而在他夜深人靜返家後，照樣濃茶一杯挑燈看稿，絕不讓傳記文學脫刊，以免廣大讀者失望。

在他的嚴格督導下，一部部外交家、將軍、新聞人物及退休的政府官員傳記，陸續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而且每一部作品都禁得起歷史考驗。

為了有豐富的歷史見證，他的兩套連屋公寓到處都堆滿原始的資料，「野史館館長」之名遠傳中外；他辭世後，中華民國政府所頒發的褒揚令就曾如是記載。

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先生，也在他主持的中華學術院中特設立「傳記文學研究所」，並聘請劉紹唐為所長專主其事；同時為了加重他的傳記文學家地位，並加聘他為中國文化學院具終身職的華岡教授頭銜，和當代知名學者陳立夫、林語堂、錢穆、胡品清等人平起平坐。

在我們每次聚會時，他特別尊重女性朋友，不管多熟，絕不胡纏亂打，有時還能成就一本好書。蔣經國的好友、曾任新聞局長魏景蒙的遺孀陳薇，就是一位現成的例子。陳薇在不到十六歲的年齡認識了魏景蒙，並接受魏景蒙的文化調教，後來成為作家。她的一本「魏三爺與我」就是在劉紹唐的積極催生下順利出版，新聞天地周刊曾以專文推薦。

劉紹唐有俠義之風，朋輩皆知，他曾經擬定百人名單，交其後人執行永久贈閱傳記文學，我很榮幸也名列其中，這就是所謂患難見真情吧！

但是他做的最令我感動的一件事，是先父程烈立委辭世後，為了要趕上出版日期，他以一周時間親自校對及參考相關資料，定稿於民國人物小傳之內；同時他又極用心的把在同年三月之內先後過世的我們親家前國防部政戰部主任羅友倫上將，及前考試院委員國大代表名教育家方永蒸校長的民國人物小傳刊於同一期的傳記文學。事後，他又將中華民國政府所頒發給羅友倫、程烈及方永蒸的褒揚令全文分別刊載於傳記文學。

如今算來，劉師父辭世已十五年，他在世時和我有「三同」之誼，即同是東北同鄉、同在中國文化學院任華岡教授、同是從事圖書出版事業的工作。

最主要的，我們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尤其是在那個功利主義極強的時代，師父出面一呼百應，成就了文化界的一股清流風潮，直到今天還有人津津樂道。這位永遠的野史館長還真是無人可以取代，難怪我每次返台和陳薇及劉師父的徒弟們餐敘，都有聊不完的話題。

[轉載自世界日報上下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