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司馬長風，在六○年代的香港是一位知名度甚高、且在文化界頗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他是當年第三勢力大本營友聯出版社的重要成員，也是青年黨黨魁左舜生及李璜的基本幹部。除了主編「祖國周刊」之外，更以秋貞理及胡越的筆名，寫下了許多鼓舞青年的勵志小品，至今在香港文壇仍被人津津樂道。所以，司馬長風是一個兼具政治及文化活動的傳奇人物。
(圖為三十五年前的司馬長風與程國強(右))。

我開始和他交往是在一九六○年代的紐約，那時我正在紐約勤工儉學，港台的留學生政治敏感度甚高，台灣的言論程度因有極多限制，而港澳的刊物就變成了多數人的精神食糧。因此，當友聯發刊的「聯合評論」空運到紐約後，造成了一紙風行的熱銷現象。我也因為投稿關係和司馬長風成了無話不談的好友，也得以為他的夫人盛紫娟主編的「中國學生周報」撰稿。

也許由於文藝的愛好及政治理念的相同，我們決定在紐約創辦「自由中華」半月刊，請當時寓居在美的宗教哲學家謝扶雅為發行人，編輯任務則由司馬長風在香港全權處理，我則在紐約擔任發行任務。

記得創刊號發行時，正是紐約大雪紛飛的冬天。謝老非常興奮，曾經賦詩一首書贈予我：「自由不惜掉頭顱，漫說狂風雪載途，患難相交見肝膽，從來大事不胡塗。冒大風雪與國強兄赴紐約郊區取自由中華刊物 時年七十有四 紹興謝扶雅敬書。」

我們三人因為有此患難經歷，司馬長風與我的交往可說更進一層，又因為我們都是東北同鄉，他的來信就開始以鄉弟稱我，同時也可以推心置腹說些想說的話，諸如他的家庭及前途理想。

司馬長風是一個極重義氣的北國健兒，感情豐富文筆雄偉，能寫大是大非的政治評論，也能寫動人心弦的文學創作。在香港的那段艱苦歲月裡，他除了撰稿養家餬口外，還窮畢生之力寫成了一部「中國新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