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的囚徒：末代皇帝溥儀與他的腕上風雲
～2026年6月16日 陳宗嶽 寫於台北
一、前言：儀軌的終點·指針的起點
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一生大起大落，歷經清朝皇帝、紫禁城遜帝、天津寓公、偽滿洲國皇帝、蘇聯戰俘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等多重身份。在其跌宕起伏的人生中，錶不僅是計時工具，更是其身份認同、生活品味與時代劇烈變遷的縮影。
若要精確回答「溥儀一生究竟用過多少只手錶」，歷史檔案中並無單一的官方清冊可供統計。但結合北京故宮博物院檔案、偽滿皇宮記錄、拍賣文獻及親隨侍從的回憶研判：
廣義時計：若算上清宮舊藏與友人進貢的物件，數量高達數百至上千件（多屬皇家公產）。
核心用錶：若限於其本人私人擁有、長期佩戴且有據可查的腕錶，實際數量就縮限在3至5只之間。
以下將依據歷史軌跡，進行結構化的系統考證。
二、剪落辮髮後·被滴答聲喚醒的少年（紫禁城與天津時期）
1912年退位後至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前，溥儀仍以「遜帝」身份居於宮中。這段時期是他最熱衷接觸西方現代文化的少年時代。他剪去辮髮、學習英文、騎自行車、打網球、玩照相機，對西洋鐘錶更是展現出極高的狂熱。此時，上流社會男性的主流雖仍為懷錶，但腕錶已逐漸傳入。
1、清宮珍藏的宏大規模：清代皇室自康乾盛世起便有收藏西洋鐘錶的傳統。英國、法國、瑞士等地的商人和使節持續進貢，據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記錄，宮廷內西洋懷錶、腕錶與時鐘高達數百至上千隻，但這多屬皇家公產而非其私人用錶。
2、出宮時的暗中夾帶：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溥儀被驅逐出宮。部分小巧精緻的高級懷錶與腕錶被縫藏在棉衣夾層或行李暗格中帶出。隨後在天津與東北時期，為了維持龐大的日常開銷與政治活動，部分鐘錶陸續被變賣或抵押。
3、天津寓公時期的全面西化：1924至1931年寓居天津張園與靜園期間，溥儀已完全接受西式生活方式。歷史照片中他西裝革履、佩戴腕錶。雖然照片解析度不足以百分之百辨識其品牌，但是依據研究者推測這只腕錶可能是：勞力士Rolex、歐米茄Omega、浪琴Longines等瑞士名牌腕錶中的一個，這也證實了他此時真正開始頻繁佩戴腕錶。
三、靜園深處·烏利文的兩問黃金迴響（早期私人時計）
目前在拍賣市場與實物考證中，能確認與溥儀有直接關聯且時間最早的私人時計，是一枚由烏利文（J. Ullimann）製造的18K金兩問古董懷錶。
1、歷史與購得背景：文獻與拍賣資料顯示，此錶是溥儀少年時期與其英文老師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共同購得。烏利文為19世紀末進駐中國市場的重要瑞士鐘錶商，在天津法租界設有營業據點。此錶成為他離開紫禁城前後的重要隨身物件。
2、精湛的技術特徵：該錶採用高規格的18K金材質打造錶殼，錶徑約54毫米，重約109.1克。內置精密的兩問報時機構，能通過聲音播報時針與刻針的當前進度。
3、近代拍賣現身：2023年11月29日，該錶於北京永樂拍賣秋季拍賣會公開亮相，圖錄明確標注為「溥儀舊藏」，當時估價為20萬至40萬元人民幣，是溥儀早期用錶的珍貴實物見證。
四、帝國余暉下的傳奇：百達翡麗Ref. 96（偽滿與戰俘時期）
1932年至1945年溥儀執政偽滿洲國期間，其鐘錶收藏與玩賞達到最成熟的階段。偽滿皇宮檔案顯示宮內府保管著大量瑞士、德國與日本製的高級時計。這其中，最著名、傳承鏈最完整、且歷史價值最高的，當屬百達翡麗（Patek Philippe）Ref. 96 Quantième Lune鉑金腕錶。
1、製造與流轉紀錄：百達翡麗原廠文獻庫顯示，該表於1929年製作完成，並於1937年10月6日售出。該錶經由巴黎奢侈品店Guillermin商店，再透過上海、天津的Sennet Frères（西納兄弟）渠道流轉，最終在1937年前後進入溥儀手中，成為他在偽滿時期的日常最愛。
2、稀有規格與技術： 該錶採用頂級鉑金錶殼，具備三日期顯示（全歷）及月相功能。這款歷史名作全球已知同型號僅存8枚，其中鉑金版5枚、黃金版2枚，極其稀有。
3、「陰陽面盤」的刮漆特徵： 根據溥儀隨侍侄子愛新覺羅·毓嵒的回憶，溥儀在偽滿時期天天佩戴此錶。因其生性多疑且出於好奇，曾命令毓嵒用工具刮開錶盤下半部的漆層，以確認其內部是否真為鉑金材質。這道刮痕導致錶盤下半部露出底層金屬，形成今日著名的歷史印記——「陰陽面盤」。
4、五年的蘇聯戰俘生涯：1945年日本投降，溥儀在逃亡中被蘇聯紅軍俘虜。這只百達翡麗一直秘密陪伴他在西伯利亞伯力（Khabarovsk）戰俘營度過5年。1950年他被遣返回中國前夕，出於深厚情誼，將此錶贈予對他頗為照顧的蘇聯俄語翻譯格奧爾基·佩爾米亞科夫（Georgy Permyakov，別兒面闊夫），由其家族保存超過七十年。
5、轟動全球的天價拍賣：2023年5月23日，這枚見證歷史風雲的百達翡麗在香港富藝斯（Phillips）拍賣會上公開落槌，以高達4,885萬港元（淨價3,600萬港元）天價成交。它一舉刷新了百達翡麗Ref. 96的最高紀錄，同時創下帝王御藏腕錶的史上新高。部分相關的溥儀御筆題字紙扇亦同步於香港西九文化區展出。
五、流散的倒影·歷史拼圖的殘存碎片（其他時計）
除了上述兩款有明確拍賣物證的時計外，文獻與故宮館藏中還記載了其他幾款溥儀曾經擁有或高度疑似佩戴的手錶與懷錶：
1、摩凡陀（Movado）計時腕錶：歷史照片顯示，溥儀在偽滿洲國時期曾輪換佩戴一枚瑞士摩凡陀的複雜功能計時腕錶。該錶外觀與其日常生活照高度吻合，戰後流入海外收藏界，但完整的傳承鏈仍待進一步補齊。
2、日本官員贈送的「洋金殼圓手錶」：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民國洋金殼圓手錶」是極其重要的實物。此錶為瑞士製造，錶徑約3公分，附有原裝黑色鯊魚皮錶盒。表盒內附有原始籤條，明確記載由日本官員鷺山市之助贈送給溥儀，是其社交往來的直接物證。
3、日本皇室贈送的時計禮品：1935年溥儀以滿洲國皇帝身份首次訪問日本，受到裕仁天皇（Hirohito）及日本皇室的高規格接待。外交檔案記載，雙方當時交換了大量貴重禮品，其中包含數款精美時計，但目前尚無實物能證實其中哪一款曾由溥儀長期私人佩戴。
4、蘇聯時期的另一只白金腕錶：溥儀的三侄愛新覺羅·毓嵐在回憶錄中提及，溥儀在蘇聯拘留期間，除了百達翡麗外還曾送出一隻白金腕錶給旁人。但這只「白金手錶」究竟是文獻中的記述筆誤（實際指的就是Ref. 96），還是另一只品牌不明的普通腕錶，目前史學界尚無定論，暫列存疑。
六、歸於平淡：一只「上海牌」的公民時間（晚年生活）
1959年溥儀獲得國家特赦釋放，結束了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改造生活，返回北京成為一位普通的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專員。此時，昔日彰顯奢華與傀儡皇權的鉑金、鑽石等西洋名錶均已在歷次戰亂、收繳或充公中散失，例如故宮現藏之「18至19世紀西洋琺瑯珍珠懷錶」即為清宮舊藏沒收之實物。
步入普通公民生活的晚年，溥儀的日常用錶回歸徹底的樸素。根據晚年親友與文史資料記載，他每日佩戴、相伴生活的時計轉為國產的「五一牌」腕錶或「上海牌」機械腕錶。這些平價的國產機械錶與他前半生戴過的頂級瑞士錶王形成鮮明對比，卻也完美見證了他從「封建皇帝」到「一介勞動公民」的最終身份轉變。
七、虛妄的冠冕：百達翡麗鑽石龍錶的虛無神話
在民間收藏界與部分非官方筆記中，長期盛傳著一則關於溥儀鐘錶的神秘傳說——「亨利」百達翡麗鑽石龍錶。
1、野史所傳的神奇特徵：傳聞此錶體積碩大，外殼、機芯及錶帶上鑲滿了無數碎鑽。錶盤三、六、九、十二點鐘位置鑲有牙簽般大小的巨鑽，配藍寶石鏡面，極其沈重。最誇張的描述是其機芯中央有一條用黃鑽雕刻而成的金龍，並具備技術極難的「三問（Minute Repeater）」報時功能。錶蓋上刻有百達翡麗廠標與溥儀的英文名字「Henry」（亨利）。
2、傳說的背景與價值：野史聲稱此錶是1943年溥儀登基偽滿洲國皇帝十週年之際，耗費200兩黃金向百達翡麗獨家定製的全球孤品，後在蘇聯被俘時送給了戰俘營長官，其估價達四、五百萬元人民幣，具備御用與定制的雙重天價。
3、嚴謹的史學辨析：截至目前，這枚「鑽石龍錶」在百達翡麗原廠數據庫中查無任何記錄，官方歷史檔案亦無任何記載，且從未有實物現身或拍賣紀錄。在中國近代史與鐘錶史學界中，此錶被判定為典型的民間收藏界虛構傳聞，不應列入正式的歷史物證。
八、歷史的沙漏：御用時計的嚴謹清單
1.、可明確考證存在且有實物拍賣驗證的核心私人用表
（1）、烏利文（J. Ullimann）18K金兩問古董懷錶，系與英文老師莊士敦共同購得，早期用錶。
（2）、百達翡麗（Patek Philippe）Ref. 96 Quantième Lune鉑金全歷月相腕錶，系其偽滿至蘇聯時期，傳承鏈最完整之核心遺物。
2.、有歷史文獻或國家博物館館藏佐證的時計
（1）、民國洋金殼圓手錶，瑞士製造，日本官員鷺山市之助贈送，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2）、西洋琺瑯珍珠懷錶，18-19世紀清宮舊藏，溥儀曾貼身使用，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3）、日本皇室贈送時計，系1935年訪日外交禮品，文獻記載明確。
3. 存疑或缺乏完整傳承鏈的品項
（1）、摩凡陀（Movado）複雜功能計時腕錶，歷史照片高度吻合，實物在海外，傳承鏈待補齊。
（2）、蘇聯時期神秘白金手錶，回憶錄提及送人，不確定是否與百達翡麗Ref. 96為同一隻。
（3）、天津時期若干瑞士腕錶，歷史照片可見戴錶，推測有Rolex、Omega、Longines等，但無直接實證。
九、命運的四重奏：腕錶背後的權力與救贖（身份變遷四階段）
溥儀腕錶的更迭與流轉，深刻對應了他一生的四個重大歷史身份轉變，腕錶在此已不再是僅是時計，而是命運的象徵物：
1、從清朝皇帝到天津寓公（1912-1931年）：這是他身份走向西化的轉變期。他擺脫了傳統清宮繁重的舊式鐘錶束縛，開始購買烏利文兩問懷錶、頻繁佩戴瑞士腕錶。腕錶在這一時期，成為他彰顯近代化前衛品味、維持「遜帝」尊嚴與身份認同的重要符號。
2、從天津寓公到偽滿洲國傀儡（1931-1945年）： 這是他腕錶收藏的巔峰期。他擁有了百達翡麗Ref. 96與摩凡陀計時錶等頂級之作。然而，此時的腕錶傾注的不僅是他奢華皇權的粉飾工具，也是他周旋於西方文化、偽滿體制與日本佔領者之間，保持政治紐帶與身份自尊的脆弱工具。
3、從偽滿皇帝到蘇聯戰俘（1945-1950年）：這是他人生徹底跌落谷底的命運轉折點。百達翡麗Ref. 96秘密陪伴他度過了西伯利亞收容所的恐懼歲月。在回國前夕他將其贈送給蘇聯翻譯，此時腕錶成為了他在極端政治困境中尋求庇護、表達感激並與過去罪惡、奢華身份徹底告別的生存工具。
4、從蘇聯戰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1950-1967年）：這是在管理所改造並獲得特赦的再生期。昔日的鉑金百達翡麗、珍珠懷錶已被歷史浪潮沒收充公，他的手腕上換成了質樸的國產「五一牌」與「上海牌」腕錶。這幾只尋常百姓家的國產錶，真切見證了他從一個封建特權階級徹底脫胎換骨，回歸自食其力普通公民的溫馨終局。
十、結論：留在面盤上的刮痕·不曾褪色的百年孤寂
經過嚴謹的史料對比與去重、去繁處理，目前對「溥儀用錶」可達成以下最終的結論：
第一，溥儀一生中經由私人購置、贈予並「明確使用、有市場實物或核心檔案證實」的腕錶至少有兩只，即早期與莊士敦購買的「烏利文18K金兩問懷錶」和偽滿時期的「百達翡麗Ref. 96 Quantième Lune鉑金腕錶」。加上故宮館藏具備明確原始籤條的「鷺山市之助贈送洋金殼圓手錶」，其實質核心用錶數量在3至5只之間。這與清宮中上千隻屬於「皇家資產」的公用時計在性質上有本質的不同。
第二， 2023年現身香港富藝斯拍賣的百達翡麗Ref. 96，是目前全世界唯一能夠完美串聯清朝滅亡、偽滿洲國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扣押日滿戰犯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特赦等所有重大歷史事件的「皇帝私人腕錶」。其獨一無二的「陰陽面盤」刮痕更是他多疑個性的歷史留白。它的歷史文物價值已遠遠超越鐘錶本身的鉑金與全曆月相工藝，是近代中國百年風雲變幻的終極歷史見證物。
附表：溥儀核心私人用錶與時計器考證清冊
|
考證狀態與年份 |
核心錶款 / 時計名稱 |
核心歷史背景與當前現狀說明 |
|
確認存在 |
百達翡麗Patek Philippe |
鉑金全曆月相腕錶。溥儀偽滿時期天天佩戴，命人刮開底面形成「陰陽面盤」。1950年贈予蘇聯翻譯。2023年於香港富藝斯拍賣會以4,885萬港元天價成交，創下皇帝錶最高紀錄。 |
|
確認存在 |
烏利文 J. Ullimann |
溥儀少年時期與英文老師莊士敦於天津共同購得。具備兩問報時功能，重約109.1克。2023年11月公開亮相於北京永樂秋拍，圖錄明確標註為「溥儀舊藏」。 |
|
有館藏記錄 |
民國洋金殼圓手錶 |
瑞士製造，錶徑約3公分。由日本官員鷺山市之助親自贈送給溥儀，附帶原裝黑色鯊魚皮錶盒與原始籤條，現由北京故宮博物院妥善館藏。 |
|
有館藏記錄 |
西洋琺瑯珍珠懷錶 |
18至19世紀頂級西洋懷錶，溥儀出宮前曾長期貼身使用與賞玩。戰後收繳充公，現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重要鐘錶館藏實物。 |
|
高度可能 / 有照片 |
摩凡陀Movado |
溥儀西裝日常歷史照片中清晰可見此錶。戰後流落海外收藏界，其外觀與照片高度吻合，但完整的歷史傳承鏈仍有待補齊。 |
|
推測存在 / 數量不明 |
國產上海牌/五一牌手錶 |
出宮前擁有數百枚由各國進貢的清宮公產懷錶（多散失）；1935年獲日本皇室贈時計；1959年特赦後晚年回歸平淡，日常佩戴平價國產上海牌與五一牌機械錶。 |
附錄：
手腕上的裝飾藝術：考據天津歲月的長方形剪影
從現存溥儀與皇后婉容的合影觀察，溥儀左腕佩戴一枚長方形腕錶。雖因照片解析度與拍攝角度限制，無法確認品牌與型號，但依據腕錶外觀、拍攝年代以及天津租界時期的鐘錶市場環境，仍可進行合理的歷史推估。
照片中的腕錶採用典型長方形錶殼設計，搭配淺色面盤與深色皮革錶帶。錶殼輪廓修長，線條簡潔，沒有複雜裝飾，屬於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盛行的「Art Deco（裝飾藝術）」風格。這種設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迅速流行於歐洲與北美市場，並經由天津、上海等通商口岸傳入中國上流社會。
從歷史背景分析，溥儀於1925年至1931年間居住天津張園與靜園，生活方式高度西化，不但穿著英式西裝、閱讀外文報刊，也大量接觸歐美舶來品。當時天津英租界與法租界聚集許多洋行與鐘錶商，瑞士腕錶已成為社會名流的重要配件。
若依市場流通情況推斷，最有可能的品牌為浪琴（Longines）。浪琴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市場佔有率極高，其矩形腕錶系列大量輸入天津、上海與北平，價格與身份象徵兼具，深受軍政名流與工商人士歡迎。照片中的腕錶外觀與浪琴1928至1932年間生產的長方形腕錶具有相當高的相似度。
其次，可能為「勞力士（Rolex）Prince」系列。Prince於1928年推出後迅速受到國際市場歡迎，其修長的矩形設計與照片中的輪廓相當接近。不過Prince通常具有較明顯的錶冠特徵，而照片中未能觀察到這一細節，因此可能性略低於浪琴。
歐米茄（Omega）的矩形腕錶亦有一定可能性。歐米茄當時在遠東市場銷售表現優異，但其部分矩形款式比例較厚重，與照片中較纖細的輪廓略有差異。
若以收藏研究的角度綜合評估，這枚腕錶並非以複雜功能取勝，而是典型的高級正裝腕錶。它所代表的意義，不僅是一件計時工具，更反映了溥儀在天津時期逐漸融入西方現代生活的歷史縮影。從清宮皇帝到租界紳士，腕上的長方形瑞士腕錶，正象徵著其身份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細節。
綜合外觀特徵、歷史背景及市場流通資料判斷，該腕錶最可能是一枚1928年至1932年間的瑞士製長方形Art Deco腕錶，其中以浪琴（Longines）矩形腕錶的可能性最高，其次為勞力士Prince系列。雖然目前尚無法確認具體型號，但作為溥儀天津歲月的重要歷史影像之一，這枚腕錶仍具有相當值得研究的鐘錶史與近代史價值。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18myZqPYoS/?mibextid=wwXIfr
抖音：
https://vt.tiktok.com/ZSQ4mLWSq/
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