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唐實錄》日本寫本殘頁考
原創 梁家民 古籍/轉發
2025年03月28日
2024年7月25日，日本古龍會拍賣會上，在拍前被古龍會拍賣行老闆重點推薦的一件名為唐經片的三行古筆切以1300萬日元（約合60萬元人民幣）成交，折合每行20萬元人民幣。隨後在古籍、書法收藏圈引起轟動，在公眾號、小紅書等社交媒體上迅速被冠以“史上最貴寫經”的稱號。
這件被標為“顯慶五年”的斷簡，經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碩士、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許全勝研究考定認為，拍賣圖錄稱此拍品為帶有年號的唐人寫經，此說不確。考察這僅有三行的殘片，實為《唐高宗實錄》唐代寫本的遺存。……此殘紙存有 "顯慶五年" 字樣，顯然不屬於最初進呈的二十卷本，而應是令狐德棻續修、劉知幾與吳兢最終完成的三十卷本。作為唐代實錄的僅存遺珍，其史料價值彌足珍貴。[1]
唐實錄是唐史研究的關鍵史料，是兩《唐書》和《資治通鑒·唐紀》等史籍的重要史源。然而，除《順宗實錄》五卷尚存於韓愈文集中外，唐實錄原文幾乎全部散佚。唐史大家黃永年認為，“宋以後唐代實錄除順宗一朝外都已佚失，僅《資治通鑒考異》引用若干片段”。[2]
作為《唐高宗實錄》，即便是吉光片羽，史料價值之高自然不言而喻，遠非存世量很多的唐人佛教寫經相提並論的。據書法家尹飛卿考證，這件斷簡原是出於日本古筆切手鑒其中的一片，後在日本、中國香港、中國內地、日本輾轉多次，價格屢創古筆切類之最。所謂手鑒，為了鑒賞眾多的古書跡及名筆而製作的書帖。從室町時代末期開始，人們流行將從奈良時代到室町時代古人的名筆，即古筆切斷後進行鑒賞，按照一定的標準將其貼在台紙上，這樣就出現了手鑒。
當手鑒從藏家手中流出以後，商販往往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會將古筆切再從台紙上揭下來單片去賣。
近日，筆者偶見另一古筆斷簡，記述唐太宗和高宗事跡，所載內容遍查古籍未見，應該是《唐太宗實錄》寫本散佚殘頁。考察其筆跡字體，與《唐高宗實錄》顯慶五年古筆切的書者應為同一人。
此外，這兩件古筆切與被金原泰介教授譽為“日本奈良時代書法的最高水準”[3]的東大寺正倉院《國家珍寶帳》書寫筆跡極為相似。該件《唐太宗實錄》寫本殘頁應該是目前中國現存的唯一一件唐代實錄寫本，可謂珍貴之極。
殘片附籤條經日本琴山家族鑒定為聖武天皇宸翰，古人手上資料較為有限，經過考察對比筆跡，顯然並非聖武天皇所書。日本東大寺正倉院《國家珍寶帳》局部（注意“太、皇、大”字等寫法）《唐高宗實錄》寫本殘葉筆跡《唐太宗實錄》寫本殘葉筆跡從書法角度來說，該古筆書法結體方圓並濟，用筆時而清勁挺拔，時而圓熟溫潤，於落筆、收筆或筆畫連帶之間，均可見筆鋒運行的痕跡，散發出流動飄逸的氣質，雖寥寥數行，無疑是唐人寫經的極精之作。
那麼，作為深藏唐宮廷秘辛的《實錄》怎麼會傳播到日本的呢？這件《實錄》寫本殘片是唐人還是平安時代的日本人寫的呢？一般人的印象，以為唐代的實錄為皇帝之書，門禁必然森嚴，不可能流出宮外。實際上可能並非如此。唐實錄成書後，並不像明清實錄一樣深藏於宮禁之中，而是允許官員閱讀與抄寫。如貞觀十七年( 643) ，高祖、太宗《實錄》纂成後，“仍遣編之秘閣，並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寫者亦聽” ，似乎相當嚴格，只有三品高官才能抄錄。但不難推想，皇太子、諸王和三品京官得到這些實錄的手抄本之後，很可能又假借給其他人重復抄寫，從而使唐朝實錄四散於人間。
開元年間，洋州刺史趙匡甚至倡議將實錄作為科舉考試科目: “其史書，《史記》為一史……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並《貞觀政要》，共為一史。” 足見唐實錄在當時流傳之廣。[4]藤原佐世（約卒於897）奉敕編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約完成於日本寬平初年（885-891），著錄了九世紀前傳至日本的漢籍一千八百餘種。其中便列了三種唐代實錄：《唐實錄》九十卷 司空梁國公房玄齡等撰《唐實錄》九十卷 中書令許敬宗撰《高宗實錄》六十卷 武玄之撰
可知唐朝實錄，早在唐代就已經流出宮外，甚至經過當時的遣唐使很早就遠傳到了日本。[5]
池田溫教授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唐實錄》的日本寫本是由名為張善的唐人（渡來）寫經生在732年8月開始抄寫的。據池田溫教授在其論文《唐朝實錄與日本六國史》中研究，雖然唐朝《實錄》傳入日本的時期未甚明確，但東大寺正倉院傳存的奈良朝文書中，有一處出現《實錄》文字。即天平五年（733）八月十一日皇后宮職移文（《正倉院文書》續修十六，《大日本古文書》第一卷四七六頁），其中記載前年八月以降大初位上船花張善寫經諸事，錄有：“《實錄》十卷 六十六”表示當時抄寫《實錄》十卷，用紙六十六張。《大日本古文書》編者附註雲“《太宗實錄》”，此系蓋然性推定，未必確實。
然而當時可能傳入日本的實錄限於高祖、太宗、高宗三種，其中最著名者不外《太宗實錄》，此為判斷的一般依據。天平二年（730）至五年間，向圖書寮的皇后宮職移文中，可見《漢書》《晉書》《實錄》及《論語》《方言》《三禮義宗》《白虎通》《新儀》《離騷》《文選》《文選音義》等十餘種典籍。這些典籍是在抄寫佛典時偶然一併抄寫，混入文書中的。其中《實錄》與《漢書》《晉書》並列，可見當時對《實錄》的尊崇，視為代表典籍之一。
在日本平安時代，元慶八年五月廿九日大藏善行勘奏引用《太宗實錄》（《三代實錄》卷四五），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卷一引用《高祖實錄》，可見其影響之一斑。[6]
據山上憲太郎博士論文研究，以圖書寮為本司的寫經生，圖書寮編制了擁有高超書寫技能的技術官員，他們被派往各個寫經組織。在732年負責抄寫《唐實錄》的船花張善、負責抄寫《晉書》的辛金福等這樣擁有大初位上位階，可以推測是在相對較晚的階段移居到列島的新興渡來系氏族（新興渡來系氏族指的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從中國遷徙到日本列島的新氏族群體）佔多數。
圖書寮出身的官員，不僅僅是被派去以寫經為目的的普通寫書手，也有為了教授寫經事業所需技能而被派遣的書寫教官。圖書通過將擁有開展寫經事業所需技能的新興渡來系氏族納入律令制的官員秩序中，來維持技能以及進行組織性的再生產。
以圖書寮為本司、擁有大初位上的位階的下級官員船花張善，在皇后宮職設立後不久的天平二年（730 年）左右就到 “初期寫經所” 任職了，但在天平六年（734 年）七月之後，在史料中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在這個時期，他離開了 “初期寫經所”，或許是回到了本司，或者是被派遣到了其他的寫經機構。
根據筆者找到的筆跡資料，船花張善及其弟子除了抄寫《唐實錄》、《國家珍寶帳》以外，應該也抄寫過部分《光明皇后五月一日經》（如上圖，注意“太、聖、皇、之”等字寫法）。天平元年（729 年）光明子被立為皇后，包含寫經擔當組織的家政機構被納入皇后宮職。天平十年（738 年），與同樣存在於皇后宮職內的 “經師所” 合併，成為了 “寫經司”。天平十三年（741 年），遷移到正在平城東部建設的福壽寺，成為 “福壽寺一切經所（司）”。隨著福壽寺名稱的變更以及吸收合併，寫經所的名稱也先後改為 “金光明寺寫經所”，進而又改為 “東大寺寫經所”。其管轄也從皇后宮職變為大和國分寺營造機構，最終變為造東大寺司。
寫經所的核心事業是從天平五年（733 年）左右開始的一切經，也就是所謂“五月一日經” 的書寫。這項事業在經歷了多次方針變更和中斷後，一直持續到聖武天皇駕崩（756 年）。寫經所一直以光明皇太后和孝謙天皇發願的寫經創作、經典的出納作為業務維持著。[7]
奈良時代，遣唐使構建起 “文獻絲綢之路”，《唐實錄》跨越東海傳至日本。經考定的太宗、高宗實錄殘葉，既印證了唐代實錄制度的開放，又揭示初唐書法範式在渡來系寫經生系統傳抄後實現本土化傳承。這些珍貴文獻的命運隨時代變遷而波折。隨著平安時代的結束，武家崛起，皇室式微，諸多珍品包括二王摹本在內的收藏逐漸散佚，《唐實錄》寫本也在歷史中不斷被豪強切割改易，最終以古筆切形態流入文物市場，在不同人手中、不同地方輾轉傳遞，直到今天已所剩無幾。
注釋[1]許全勝.讀書札記五則[J].中國文化, 2020(2):8.
[2]楊永政.《大事記續編》引唐實錄佚文真偽發微[J].文獻,2025,(02):67-89.
[3]金原泰介(KIMBARA Taisuke).清代考據學對日本古典文學研究之影響研探-以木村正辭《萬葉集文字辨證》為中心[J].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2017(50):137-176.
[4]楊永政.《大事記續編》引唐實錄佚文真偽發微[J].文獻,2025,(02):67-89.
[5]賴瑞和：劉知幾與唐代的書和手抄本：一個物質文化的觀點。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6期2011年12月，頁111-140。賴教授在此處注：唐代實錄（以及國史）如何流出宮中，我還有更多例證，有趣而複雜。但這裡為免枝蔓，不擬詳考。我想將來另文處理。
[6]池田溫,唐朝実録與日本六國史,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第二,,,,1986/12,,,,,,,,,いけだ おん,,,,[7]山上憲太郎，八世紀における寫経體制の研究，https://da.lib.kobe-u.ac.jp/da/kernel/D1007952/D1007952.pdf
作者簡介：梁家民，藝術品收藏家，古籍公眾號主理人，前百度百科高級用戶運營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