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玉成窯陽羨王東石製銘金文扁腹壺

2018.5.31　陳宗嶽　寫於台北

 

此壺屬玉成窯系列壺，底款「陽羨王東石製」、蓋款「東石」。

長19.5公分長，寬13公分，高8公分，重425公克。

壺身銘：

　　左側上（由流至把）：永寶用作之享

　　右側上（由把至流）：時其萬年子子孫孫

 

　　這把紫砂金文扁腹壺與玉成窯最常見銘金文的周盤壺除了同是「王東石」所製作，所用紫砂也相近之外，只有一個地方一樣，就是壺肩可以銘文，因此是一把少見的玉成窯壺，這也相當符合玉成窯製壺的新意與創意～不是完全創新，就是在既有的壺形上再給予更合宜的改造。

 

一、清代流行書體～隸楷篆金書體都出現在紫砂器上

　　清代書體的流行可概分為：前期的帖學、中期的帖學、碑學並行及後期的碑學三個時期，這些書體都出現在同時期的文人壺上，而玉成窯更是以摹古、托古的形式在壺上銘刻這些書體。

　　明末清初，很多書法家慢慢放棄學習晉唐的帖本風格，反而學習更古老的漢朝碑刻的隸書體。漢隸碑刻屬於左規右矩，法度森嚴一派，為官定的標準書體。清初著名書法家金農的隸書古拙厚重，楷書自創格調，自稱「漆書」。鄭燮，號板橋，號稱詩、書、畫三絕，融合真、草、隸、篆於一爐而以真隸為主，雜以行草，單個字形式上呈橫扁、左低右高，既有篆隸古樸蒼勁的金石味，又有跌宕飛動的行草味道。鄭板橋常用古體、異體字結構雜以書蘭竹之法，將詩、書、畫三者結合，用詩文為畫點題，並穿插於畫面之中，形成不可分割的部分。玉成窯就曾製作：石林何氏底款、心舟蓋款、金農「漆書」銘金文“伯作寶?其永寶用”段泥乳鼎壺；光緒元年(1875年)浙甯玉成窯造心舟蓋款、何心舟摹鄭板橋山瓢刻鐘德壺與的陽羨王東石製底款東石把款、胡公壽摹鄭板橋刻半月壺等摹古、托古壺。

　　乾嘉時期的清中期，書法受到研究古代鐘鼎、彝器、碑碣、石刻、甲骨、簡牘、封泥、瓦當等考辨古今文字的考據學影響，書法家追求年代更久遠的篆書，於是篆、隸書體得以復興，而書法家更利用篆、隸書法的線條趣味來寫楷書或行書，這種新的書法風氣，被稱為「碑學」。清朝書法家李瑞清甚至說：「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表明毛公鼎是學習書法的「必修課」。

 

二、壺上銘刻金文是晚清到民初的流行風潮

　　在壺上銘金文，首次在清代中期朱石梅(乾隆55年，1790年～同治五年，1866年）製、用霖款的金文印花方鐘壺上見到；之後，在道光～咸豐(1824年～1861年)之間製壺名師申錫所製、玉山刻、茶熟香溫款的段泥漢瓦壺上看到銘刻金文；再後來就是在光緒年間的玉成窯壺上看到銘刻金文，同時，在收藏青銅器官宦大家的吳大澂、端方等訂製壺上，也看到銘刻大篆、金文的紫砂壺傳世。因此，從1850年代的晚清到1930年代的民國初年，在壺上銘刻金文是符合當時書法傳承的一種流行風潮。

　　譬如清末民初陶刻名家韓泰（1864-1926年），號南林、南陵氏、家羽後身，宜興城南人，出身碑刻世家，上中學時就與當時的宜興著名金石書畫家盧蘭芳、紫砂實業家胡漢文結為好友。民國初年，韓泰被藝古齋的紫砂實業家趙松亭聘為技師，專門從事紫砂陶刻，他發揮碑刻的特點，把金文、篆文、鐘鼓文及青銅器上的紋飾巧妙地運用在陶刻上，使他的陶刻作品古色古香，風格獨特，深受客戶喜愛。1920年以後，韓泰受聘於吳德盛公司，擔任陶刻技師，其間他的作品筆力雄健，刀法老辣，而署款由吳漢文所定，至1926年病逝，其傳器有圓腹提梁壺、大圓壺、鼓腹壺以及仿古尊、仿古鼎等。

 

三、金文的出現與銘識

　　公元前3000年起，夏、商、周三代用銅錫合金鑄成的青銅器是中國藝術史上最具亮點的文化期之一，器上銘文初稱鐘鼎文，後來覺得這個名稱不能概括鐘鼎文以外的其他器物上的銘文，所以改稱金文，表示刻鑄在所有金屬上的文字，之後大篆再將金文、籀文、六國文字統納入為大篆，其保有古代象形文字的明顯特點，統一天下的秦國再將大篆簡化字體成形體均勻齊整、利於書寫的小篆。

　　金文產生於殷商時期，興盛於西周，主要內容包括祭祀典禮、征伐記、賞賜錫命、訓誥臣下和頌揚先祖等方面，涉及當時社會的政、經、軍和宗教等事務。同時，青銅器上金文所表現出來的特定點畫和結構形態，產生一種震懾人心的歷史韻味和氣量，不僅填補了商周時代書法歷史的空白，也為書法藝術提供了臨摹和取法的對象。只是金文在西周分早(武、成、康、昭四王)、中(穆、恭、懿、孝、夷五王)、晚(厲、宣、幽三王)三期，西周早期銘文字體多遒勁雄肆，中晚期轉為嚴飭與婉秀，而懿王孝王時又出現一些筆勢散漫的銘文，因此每個時期在主流書風之外，又還可以細分出其他不同風格，所以真要辦識金文確是有些難度。出土的青銅器如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利簋、大克鼎、小克鼎、牆盤等均為重器，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已見到鑄有銘文的青銅器逾4000件，絕大多數收藏於中國各大博物館中。

 

四、青銅器自西周起喜銘「子子孫孫永寶用」

　　商代至春秋的銘文，一般為鑄造而成，內容多記載貴族祭典、訓誥，征伐功勳、賞賜策命和盟誓契約等。簡單的僅以一、二字標出家族名稱，西周起才有長篇銘文。據容庚《金文編》記載，金文的字數共計3722個，其中可以識別的字有2420個，其中在銘文末尾最常出現一句「子子孫孫永寶用」，而「子子孫孫永寶用」最早出現在西周早期的康王時期，其含義是希望此器能夠永世流傳，後世子孫也一如既往地銘記和珍愛祖先的功德與榮耀。這也是商周時期人們對「不朽」意識的體現，而青銅器堅韌的特性，也使其成為這種歷史意識的最佳載體。

　　當金文銘刻在紫砂壺身上時，基本上都選擇了「子子孫孫永寶用」這句希望此器能夠永世流傳，後世子孫也能一如既往地珍愛祖先傳承下來的這把壺。

　　這把紫砂金文扁腹壺的壺肩上銘文是將「子子孫孫永寶用」分成「時其萬年子子孫孫」與「永寶用作之享」；而下面這把玉成窯「陽縣王東石製」艾農書、心舟刻的漢鈞（君）壺肩上銘文則是「東時作壺其永寶用」。

　　這兩把壺雖然同是「陽縣王東石製」所作，但是一個是何心舟刻銘，一個是王東石自己刻銘。根據這把壺沒有與其他玉成窯成員參與，只有他一個人署名的情況來判斷，這把金文扁腹壺製作的時間約在1897～1908年的王東石晚年時期，因為王東石(約1831-1908年)活了78歲，是玉成窯成員中最長壽者，在他最後的12年間，其他成員都凋零了，他的作品不是只有他一個人署名，就只好與當時的其他藝人合作。

 

六、歷久益珍的銘金文壺

　　百年過去，金文雖然與一般人的生活脫節，但是金文與青銅器曾經是中國文化最瑰麗的亮點卻始終未變，如同2018年2月23日～5月13日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推出的「吉金鑒古：皇室與文人的青銅器收藏」大展上，集合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美國各大博物館和重要私人收藏等逾180件橫跨商代至今3400多年的珍貴藏品同場爭豔展出，只是為了重申「國之重寶青銅器與其上的金文永遠有其歷久彌新的藝術品味與價值」。相對今日懂金文的刻壺藝人絕少了，卻也更襯托出這批銘刻金文的文人壺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