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底，在台北國際書展中又見哈金。他的短篇小說集《落地》(時報文化) 和論文集《在他鄉寫作》(聯經) 中譯本剛在台灣出版，他應邀來書展現場演講。和2006年在休士頓見到時一樣，他一臉憨厚親切的笑容，一點架子也沒有。 

    哈金的作品中譯都在台灣出版，台灣的讀者對他一點也不陌生，書展現場，擠滿了熱情而文雅有禮的觀眾，聽哈金談「從移民經驗看華美文學」，提問踴躍, 內容有深度。大家最感興趣的是，《落地》是他自己翻譯的，以後是否會改用中文創作，他對作品的可譯性有何看法。 

    哈金最近的兩部小說《自由生活》與《落地》，寫的都是北美新移民的生存悲歡。《落地》由十二個短篇組成，以紐約法拉盛為背景，寫大陸新移民的生活故事，有燙衣工、妓女、作曲家、和尚、家庭護理、臨時夫妻、落跑的教授等等，他們各有或辛酸或荒謬的生存處境，有些故事看似喜劇，實則悲涼，但在哈金的筆下，總能釋放出人間的溫情，尊嚴和希望。 

     2007年出版的「自由生活」是長篇小說，寫80年代至90年代，移民武男一家人在北美生存奮鬥的故事。哈金以大量的細節，勾勒移民在美國生活的適應過程。他以詩意的筆觸，創造出一個懷有詩人夢的男主角武男，他堅持在溫飽之外，追求心靈的自由，並實現自我。書中塑造了異議人士、流亡藝術家和作家、美國詩人、餐館老闆職員等，通過他們，觸及了移民的矛盾與關懷，如入籍美國的情結，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達賴喇嘛與西藏，大中國思維等，拼貼出新移民社區的眾生相。 

    《自由生活》和《落地》除了寫移民在異地構築家園的掙扎，最大的特色在於呈現移民在語言上的侷限，如誤用俚語與成語，發音錯誤，字彙不足，這些書寫都有理論基礎，在《在他鄉寫作》中可以找到。 

    《在他鄉寫作》包括2006年哈金在休士頓萊斯大學，以移民作家為題發表的三篇學術論文，和2008年在布朗大學的演講《為外語腔辯護》。主要論點是，移民經驗的核心是語言，移民作家必須接受事實，他永遠無法完全駕馭他用來創作的外語，但是他可以善用自己的邊緣位置，擴充英語的語言能量。此書不但是哈金的學術研究心得，也是他深刻體會的經驗談吧! 

    雖然屢獲美國的重要文學獎，哈金說他用中文寫作時，很有把握，但用英語寫作，就變得非常理性，感受到侷限總在那兒。可是他仍然不會改成以中文創作，人生太短了，經不起換來換去。繼續用英文寫作，哈金想的是，如何攀越另一座高峰，在非母語創作的文學系統中，以康拉德與納博可夫為師，寫出自己獨創的風格，“一種不是土生土長的人的英語，然而又很自然”的語言風格。 

    他的下一部小說是從一位女傳教士的角度看南京大屠殺，這部小說已經接近尾聲。 

  以下是筆者1月底在台北訪問哈金的片段。

姚: 《落地》(A Good Fall) 的書名有象徵意義嗎? 本來好像是News of Arrival? 

哈: 編輯覺得News of Arrival (抵達的消息)不夠好，建議用其中一篇的篇名A Magic Fall，但是太接近馬拉莫的The Magic Barrel，於是改為 A Good Fall。A Good Fall有象徵意義，來自米爾頓，從伊甸園落下來之意，在漢語中，還有另一層意思 -- 落地生根。 

姚:  您如何選擇故事，使《落地》各篇互相支撐，呈現中心主題? 寫作時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哈:  都是真實的故事，或報上的新聞。我挑選比較有意義的事件和人物來寫，短篇小說集只有二百多頁，講究的是精緻。以前我聽說過一些故事，覺得可以寫，但不知該往哪裡放，後來去法拉盛，才找到故事的地點。最大的難處是怎樣用英語傳達移民的話語。這常常没有現成的根據，只能創造，還要讓人讀起來可信。   

姚:  香港作家馬家輝指出《落地》以法拉盛為場景，人物以大陸移民為主，但對先來法拉盛打拼，人數眾多的台港移民，卻著墨甚少。也有讀者說，《自由生活》中，您筆下的台灣移民形象比較好。您有甚麼回應? 

哈:  這本集子裡主要是大陸移民，因為這些人剛來美國，我要寫移民的開始，並且是當下正在進行的故事。香港和台灣移民大多已經生根，多是老板和專業人士，已經渡過了最初階段。我對大陸的移民也更熟悉些，他們生活在最底層。 

姚:  《落地》和《自由生活》都是移民小說，寫法上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哈:  長篇是在創造一個心靈，一個主人翁，所有都從這個人的眼光，感情和心靈去講述，好處是有厚度，但也有侷限，因為只有一個角度。短篇的好處是可以從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去呈現，是萬花筒式的，可以變得很寬很大。 

姚:  為甚麼《自由生活》是您最好的作品? 寫作時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哈:  移民的問題都集中在這裡，而且寫到移民的語言掙扎。《自由生活》中的一些寫法，是有理論根據的。我覺得這本小說在移民文學史上，應該有它的位置。寫作過程中，因為部頭大，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很艱苦，又不知道能不能寫成，這需要有心理的承受力。這種承受力不是短期可以訓練得出來的。 

姚: 《自由生活》最後附有幾首主角武男的詩和詩抄，這種結合小說與詩的寫法，有何寓意?  

哈:  本來沒想把詩放進去，只附上詩話就可以結束了。但是如果沒有詩，別人會認為武男精神不正常，甚麼都有了，有房子，餐館，還要甚麼呢? 把詩放進去，是為了證明他有才華，移民使他的才華受到挫折。把詩放進去，也表示他有希望。 

姚:  《在他鄉寫作》中說，移民作家永遠無法完全駕馭他用來寫作的外語。您最初以英文創作時有甚麼侷限? 現在仍有嗎?  

哈:  用中文寫作時，很有把握，因為有整個漢語的基礎在。用英語就沒有這種感覺，變得非常理性。必較感性的段落是靠慢慢琢磨出來的。侷限總是有的，用外語寫作，頭一兩本書可以以巧取勝，繼續走下去必須以力量和對該語言的全盤掌握而取勝。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標準越來越高，一步比一步難。還有，一旦摔倒了或被打倒了，能不能爬起来繼續往前走。大部分人是没有這種承受力和體力的。這是為什麼我不鼓勵用非第一語言寫作。作家們往往談起自己的成功眉飛色舞，從不說自己走過多少回麥城，這是誤人子弟。不管我寫得多麼好，失敗的影子總是揮之不去， 可能是因為“挨打”挨得太多了。 

姚:  《在他鄉寫作》中說，移民作家可以是祖國的代言人，也可以是純粹的文學創作者，立場的不同，會影響他對事物的看法，決定作品的特質。這兩種立場並非截然劃分吧? 有中間地帶嗎? 有過渡期嗎? 您的立場是什麼? 

哈:  有中間地帶，過渡期也可能很長。開始時可能有種使命感，漸漸的，發現當代言人，沒有意義了。我把自己看成是文學創作者，起初也曾覺得是代言人，漸漸覺得沒有用，多一個人少一個人，其實沒甚麼差別。 

姚:  您認為移民抵達異地的經驗，好比探險，比回歸更有意義，更具活力，更重要，這和移民中常見的懷鄉，渴望回歸的心態相反。可否說明您的看法?  

哈:  回歸是回到一個地方，但那個地方已經變了，你自己也變了，所以最好是到了一個地方，去創造家的感覺。回歸到原地，為了功成名就，衣錦還鄉，但是從西方的文學與哲學觀點來看，是一種退縮，不再成長了，走到邊界，卻不肯向前，接受了自己的局限。 

姚:  您屬於以康拉德，納博可夫這個以非母語創作的文學系統，在主題與風格上他們有自己的洞見，對世界文學有卓著的貢獻。您的洞見是甚麼? 希望有甚麼貢獻?  

哈:  他們兩位是大風格家，英文是書卷式的，但是現在時代不一樣了，英語是我們的第二或第三語言，我想寫一種不是土生土長的人的英語，然而又很自然。《自由生活》就有這種傾向，我慢慢在做。寫這種英語，先要對英語能掌握得住，否則寫不好，變成了拙劣的英語，有的人不能接受非標準英語。 

姚:  康拉德和納博可夫畢竟是拉丁語系，您的挑戰更大，語言上，中文是非拉丁語系，文化上，中西文化的差距遠超過波蘭與英國，或俄國與英國，再加上全球化的挑戰，身為以英文創作的中國作家，您看到哪些新的可能? 

哈:  只能從每一個小機會上去找。我是移民作家，又是某種流亡者，我在大學裡教小說寫作，我的生活方式跟他們不一樣，這些都能為我提供寫出不同東西的機會。加上漢語和中華文化，我的資源也跟他們不一樣，但這些都不足以成為作家立足的根本，關键要成為一個風格家。究竟該怎樣做，我還在思考。 

姚: 您說英文寫作比中文寫作要多花十倍以上的時間，如果以同樣的努力用中文寫作，會有更好的成績。《落地》是您自己翻譯的，今後是否不排除也用母語寫作，成為雙語作家?  

哈: 這真的很難，目前我仍覺得漢語是我的第一語言，但繼續走下去，英語很可能成為我的第一語言。作家應該以第一語言來創作，我的情况真的有些折磨人，多年來一直穿著小鞋走路。我力爭以平常心對待，多想想自己的幸運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