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讀完中共前文化部長王蒙所寫的「不革命行嗎？」一書，頗多感慨，先在此匆匆寫下幾句簡單的感想。 

先說好話。 

王蒙文采飛揚，文字華麗，情感真誠，見解似遠高出一般儕輩，特別是遠超出僵化的共黨教條主義者，所以其書可讀性極高。也因為如此，我才可能短時間讀完本書。讀完，既佩服他的文采與見解，又敬他的愛國熱誠。不過，接下來我還是要表達一些商榷的意見。 

一、對舊中國的評價與革命必行論 

王蒙筆下的「舊中國」是極度黑暗、絕望的模樣。他說：「舊中國如同地獄」。他描寫：「到處的破破爛爛」、「到處的病病歪歪」、「到處的缺胳臂少腿」、「到處的愚昧無知粗暴而又卑賤」、「沒有主心骨、沒有信念，沒有目標」、「舊中國是一個空心的存在，是一個等候滅亡的大膿包，是一個等候歷史的處決槍響的死刑犯」。我不能想像，還有哪個社會能用比這些文字還更負面的描寫。但是，他這其實主要是在描寫抗戰結束後的場景，但是他的文字會讓讀者以為那就是舊中國的一般面貌。想想，抗戰八年，加上清末以來中國的持續戰亂與動盪，中國能不陷入這種絕境嗎？以這些文字來描寫舊中國，是對舊中國的公平評價嗎？ 

由此，王蒙導出了「不革命行嗎？」的觀點。當然，這本來是毛澤東的說法，而他顯然是表示了同意。 

問題是，也就是在這裡，至少對受國府教育的我來說，他的因果陳述是有些混亂的。「不革命行嗎？」我也同意不革命不行。但是，那究竟是指對哪個時期的統治而言？是對國府時期的中國進行革命？還是對清朝腐政的革命？我同意對清朝末期的腐政必須採取革命行動。但是，不是已經革命了嗎？孫中山或同盟會的國民革命是什麼？還有袁世凱統治時期的二次革命，不也已經革過了嗎？還要革命嗎？革誰的命？革國府的命？ 

不錯，王蒙在青少年時期看到了極度悽慘的景象，並說這樣的景象如同地獄。問題是，這其實是長期慘烈戰爭後的場景，並不是「舊中國」的常態，更不是舊中國有意製造的場景。面對著這樣的場景，究竟應該是強調讓人民休養生息，還是再進行一場慘烈內戰以遂革命之願？ 

當然，究竟是共產黨為了革命而在抗日戰後又率先發動了內戰，還是國民黨為了維護統治權力而先發動剿共，又有一番爭議。不過，王蒙顯然又認為，內戰再起還是國府的罪惡。這裡面的確切責任，在王蒙來說，大概是很分明的，當然是老蔣、國府的不是。但是，真的是如此嗎？回到一個基本點：抗戰主要是誰打的？如果是共黨，那麼，共黨就比較有權利怪罪國府掣肘，但是，我認為抗戰主要還是以國府軍隊為主力。相對而言，共黨是掣肘者。國府在事後，很可能怪罪是共黨掣肘，而懷怨攻擊共黨。雙方或許都曾有和平弭兵之議，但是，怨念無法消除，雙方的小動作也不消停。最後還是釀成慘禍。究竟該怪誰，我認為是很難有個公平的說法。 

二、並不公平的評價態度 

（一）對老蔣與國府的看法極不公平 

王蒙說到國民黨，是這樣描述的：「國民黨裡堆積著太多的庸人、寄生蟲、鼠目寸光與無用無能之輩」，「他們在政治上、精神上、信心上已經垮定了。」「國民黨差不多是失語狀態」，「他們只有腐敗、自私、講情面、互相糊弄、混日子與低水準的暴力手段。」 

我並不否認國民黨有他所描述的這些問題，但是他不該用全稱式。他也太低估國民黨為北伐與抗戰所付出的血汗力氣，以及因此而陷入的幾乎油盡燈枯的窘境。總之，我覺得他對老蔣與國府的看法極不公平。他用「舊中國」一詞一竿子就打倒了、否定了清末腐政與國府的一切。他既認為只有共黨抗日，而且是在中共統治下才將中國百年國恥洗刷，而忽略英、美等國是在抗戰後期取消不平等條約，且當時世界各國仍然認定國府是領導抗日的主力。 

他在強調中共初期的建樹時，對照著國府時期的落後。卻不思考國府統治時期，特別是二戰後的困難處境。對於當時批評國府的言詞，他嘲笑國府無力自辯。請問：一個在長期戰爭後幾乎油盡燈枯的政權，要如何為經濟極度困窘、幾乎全面破產的情境來自我辯護？任何的辯護能服人嗎？再說國府的貪腐，那是專屬於國府的病，還是當時那個社會、特別是執政群的共同疾病呢？今天的中共在貪腐方面的表現真的比當年的國府要好嗎？ 

（二）對毛澤東顯然不滿，但卻不願意鮮明而有系統地進行批判 

王蒙早年崇拜毛澤東，但是，在經過反右、大躍進與文革以後，至少現在他顯然對毛有了深深的不以為然。王自己也因為反右鬥爭而遭批、下放。但是，王對毛的態度終究還是曖昧。他仍然對毛的天才、熱情與改造中國的膽識不無戀慕。對毛，他就是無法像對老蔣那樣，直接否定了事。 

說到文革，他雖然顯然有諸多的不滿，但是他又表示那不是權力鬥爭，並批評那些認為是權力鬥爭者說：「他們能懂什麼歷史、什麼政治、什麼社會理念呢？」他還表示：「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其歷史的必然、中國的必然」。 

我不是說，對毛也應該簡單否定。但是，應該有個更系統性的檢討批判。王的文字，有時候用一系列問句避開了明白表態。但是，如果要讓事情能被清楚深刻檢討，就不宜態度閃躲。他表示，解釋並總結文革有其必要性與歷史貢獻。但是，他自己並沒有做出什麼總結。他的暗示性的評語卻是上述的那句話：「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其歷史的必然、中國的必然」。 

我並不打算簡單說文革是權力鬥爭，我甚至比王蒙還要進一層，我願意承認文革對中國社會也有積極意義---促使檢視、批判傳統文化，並重新接納、維護（部分）傳統文化精髓。但是，話說回來，如果整個中國社會理性化程度高些，有必要以這麼慘烈的方式來達到這樣的反省嗎？有些大陸人在經過文革以後，自嘲是「一朝回到解放前」，如果是這樣，這些革命過程究竟是否值得？ 

（三）對「改革開放」政策的高度揄揚 

王蒙對中國當前的「改革開放」顯然衷心擁護，甚表滿意。但是，這裡有些發展趨勢與共產黨原本的宗旨顯然有所違背。王蒙很清楚知道共黨嫉妒憎恨私有制，但是，對於改革開放後的個體戶、民營企業，他卻也很擁護。那麼，他的立場究竟是怎麼樣的呢？他還有立場嗎？他提到，改革開放後，「興無滅資，不讓再提了」。那麼，作為共產黨，對於這樣的做法轉變究竟是該怎麼看待呢？他沒交代，只是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能夠和平共處與互補互利嗎？」他用個問句就結束了這個討論。他的立場呢？ 

我不是說他不可以持一種比較中庸或曖昧的立場，但是，他對待國府政策與作為的態度可不是這麼模糊、寬鬆的呀！國府在三十年代的中國，可也已經做了不少的改革，也有不少的建樹，至今還有人說那是國府的黃金十年。只是稍後一切建樹又被日本侵略阻斷了。而這些為什麼完全不被肯定呢？ 

現在有許多人形容當前的中國社會是：全體向「錢」看的社會。雖然過度，但恐怕並不完全離譜。那麼，依王蒙早期的觀點，他應該怎麼批評這樣的狀態呢？如果他並不批評，而卻表示滿意，那麼，他早期對舊中國的批評是否公平呢？ 

老年的王蒙，心態有所改變，似乎只要統治群能把經濟帶上來，就已經非常滿意。但是，要把經濟帶上來，未必只有共產黨能做得好。事實上可能正是共產黨拖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因為共產黨太喜歡搞運動、搞激情，而少科學的、理性的運作。而現在中國經濟雖然頗有起色，但是貪腐、不均的問題卻非常嚴重。共產黨真能跳出某種結構性使然的悲劇輪迴嗎？造成悲劇輪迴的結構病根真有被找出來嗎？

三、晚年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模糊籠統、少徹底而系統的反省 

王在青少年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非常不以為然，他說到傳統文化，是這樣描寫的：我感覺到的是停滯、守舊、封建、空虛、陳舊乃至腐朽，我感覺到的是一代代國人就這樣麻木不仁地過著日子。王蒙到老卻似乎有了不同的心境。不過，他終究不能完全擁抱傳統文化。 

不能完全擁抱傳統文化可能並不是問題，甚至在青少年期對傳統文化的不以為然也未必不妥。青少年人反傳統，似乎是普遍的心理狀態。不過，他在全書中始終不曾系統地檢討傳統中國的社會文化結構。作為一個一再強調熱愛中華民族的知識分子，在早年既然如此強烈反傳統，並為此而參加革命活動，那麼，在總結的時候，為什麼不系統地檢討這個傳統社會文化結構呢？特別是其弊病究竟何在？而他自己的心態改變又是如何轉變？為何轉變？更重要的是，批判傳統社會文化結構，是使他擁護中共的理由，而當他對傳統社會文化結構有了不盡相同的態度時，他對中共的回顧評價是否應該也有調整？那麼，是什麼樣的調整？而對他原來所一竿子打倒在地的「舊中國」，他的評價又有什麼改變呢？在這裡，我不覺得他的前後態度是一貫的，而改變卻是交代不清楚的，甚至是隱藏著內在矛盾的。譬如說，他既對階級不平等感覺不平，但是在討論到改革開放政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卻好像也很能甘之如飴。如果能接受後者，那麼前期的義憤填膺豈不是對當時的社會制度與執政者並不公允？再者，如果他覺得毛澤東的批孔、批儒、批「仁義禮智信」與「溫良恭儉讓」是有預見性，那他自己強調「道德」又算是什麼？只是為了順勢而為嗎（因為老百姓接受孔孟之道）？ 

王蒙認為中國自古的大同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相近，也所以，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能很快為中國人接受。對他這個說法，我要提出商榷。我當然不能說共產主義思想與中國的大同思想完全不同。但是，一個簡單說法是，儒家思想比較接近社會學裡的功能論，是強調社會秩序與整合的，強調人際間的積極關係。但是中國的共產主義（比較是一般所謂「第三國際」式的馬克思思想，比較是列寧式的馬克思思想，而不同於「人本主義」的馬克思思想、「結構主義」的馬克思思想，還有「第二國際」的馬克思思想，亦即恩格斯解釋的馬克思思想）強調的是鬥爭，背後主要是階級仇恨的情感。這能說是和儒家思想類似嗎？左傾的中國共產黨主張人民公社，而欲使人民由家庭轉向公社效忠，這是接近儒家思想嗎？ 

四、評價觀點與背後的因果分析架構 

王蒙幾乎是用無限的寬容、諒解看待共黨的一切負面，但是從未以同樣的寬容、諒解看待國府與老蔣。好像老蔣犯的是絕對的、惡意的錯，而毛所犯的則都是善意的、不得已的錯。如果他是這麼認為，請問是為什麼？為什麼按照現在的研究顯示，毛很可能使中國人多餘死亡三千萬，而且並沒有把經濟提升上去，卻被認為是可諒解，而老蔣固然曾經凌虐、屠殺過共產黨員，人數至少絕沒有三千萬這麼多。老蔣卻不能得到諒解？老蔣沒有北伐統一中國的功業嗎？老蔣沒有艱苦抗戰八年嗎？ 

王蒙對中國當前的「改革開放」顯然衷心擁護，甚表滿意。而這時候，他似乎不再強調什麼寧窮而志氣高的論調。他先前所說「沒有主心骨」、「沒有信念」等的說法，是否也適合用來批評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社會呢？現在有許多人形容當前的中國社會是：全體向「錢」看的社會。雖然過度，但恐怕並不完全離譜。那麼，依王蒙早期的觀點，他應該怎麼批評這樣的狀態呢？如果他並不批評，而卻表示滿意，那麼，他早期對舊中國的批評是否公平呢？ 

不公平的評價，背後很可能隱藏著一個不完整、不恰當的因果分析架構，甚至可能是有不合邏輯的地方。王蒙在批評舊中國的時候，選擇性地看某個特定時期的表象，甚至資訊也是由共產黨選擇性地提供，而他又由此判斷所謂「舊中國」的一切，包括統治群的心理狀態（譬如「沒有主心骨」、「沒有信念」等），依此來解釋他所看到的一切社會弊病。等到現在，他心態有所改變，似乎只要統治群能把經濟帶上來，就已經非常滿意。但是，要把經濟帶上來，未必只有共產黨能做得好。事實上可能正是共產黨拖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因為共產黨太喜歡搞運動、搞激情，而少科學的、理性的運作。而現在中國經濟雖然頗有起色，但是貪腐、不均的問題卻非常嚴重。共產黨真能跳出某種結構性使然的悲劇輪迴嗎？造成悲劇輪迴的結構病根真有被找出來嗎？沈痛地說，恐怕王蒙是出於一種心理驚恐經驗而降低期望標準，用一種帶著妥協的、折衷的心態來看今天的中國。這種妥協心理也許很自然，但是，對於結構問題的檢討可能還是不足，他並沒有給出徹底的解決方案啊。 

五、晚年強調「人本」，但是含意模糊 

王蒙在書的後段強調「以人為本」的原則。他表示：以人為本的普世價值應該包括和平、種族平等、尊重與愛護生命、民主、自由、仁愛等。 

他說的很好。但是，上述這些話，作為口號，並不新穎。孫中山沒有提過嗎？老蔣的國民政府沒有提過嗎？那為什麼好像先前說的都不算數，或都只是空話？是因為沒有能實踐嗎？問題是，共黨曾經實踐過這些嗎？和平？平等？愛護生命？在搞階級鬥爭的時候真有秉持這些原則嗎？如果沒有，那又為什麼堅持說共產黨是最偉大的黨？ 

當然，我對所謂人本主義思想，特別是其中核心的「主體性」原則，我有比較特別不同的想法，我認為那可能是重要問題的根源。而我認為那也是共產黨的重要問題根源之一，因為他們的「解放」觀也是出於「主體性」原則。我甚至高度懷疑「主體性原則」可能正是傳統中國社會文化結構弊病的最關鍵部分。從而，如果沒有就「主體性」原則做深刻的檢討與批判，就難以真正超越結構性困境。不過，這個議題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就暫時點到即止吧。 

最後是我個人的感言。 

王蒙終究是個忠誠的共產黨員（雖然他自己的黨卻曾經否認過他的忠誠，那終究是他們自家的事），我如果苛求他能公允看待反共的國民政府，大概是過度的期待。但是，我們讀者們卻要意識到這一點。我多少有些憂慮，他的文采與感性會使他的論述非常容易被讀者接受，從而就在無意間完全跟從了他的評價觀點。那對國府與老蔣並不公平。而且，這樣的見解如果成為普遍定見，對於兩岸長遠和解，絕無好處。在台灣的國府人士及其後代，將可能會被以身懷原罪的身分來對待。這些人甚至可能因為有這樣的疑慮而拒斥與對岸真正和解。 

在台灣出刊忠誠共產黨員王蒙的書，反映台灣的言論自由的程度，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有些相應的思想準備。不宜任由這樣的言論牽著走，而做出像他那樣的評價與因此而生的抉擇。 

最後，我以為台灣藍營的人，特別是當年追隨國府來台的外省人，一般對國府統治時期的中國比較正面看待，而可能又低估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問題面。有些人的邏輯似乎是當前中國的弊端問題主要是因為共產黨的統治所造成（所以消除共產主義思想與制度是中國當務之急）。我不能說這樣的推論完全不妥，但是我認為這樣會低估了傳統文化的負面問題，也可能對中國社會的改革思考產生誤導作用。慎哉！